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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上官哈羅德-伯森的報導每天通過一臺大功率的五萬瓦的發射機對五十多個又轉分臺進行廣播，這些分臺幾乎覆蓋了駐紮在德國的所有美軍營地。美軍聯播網派伯森來報導審判的進展情況，讓美軍官兵明白他們爲什麼駐紮在這個國家，順便把納粹主義的真面目向德國人民曝曝光。
伯森偶或光顧德國人的酒館，以瞭解殘垣斷壁中人們的心態。在那裡，他視察人們沮喪的面孔。德國男人低三下四，缺乏陽剛之氣。他們太依賴於自己的女人，女人們替勝利者幹活，或者提供她們的男人只能視若無睹的服務。那年春天發生在第二十一俱樂部的一件事，沒有寫進伯森的報導裡。那兒的人可不像六OO號房間裡的人那樣談論法律問題，而是一盒香菸或一個小妞的價碼怎樣。這大夜裡，所有的眼睛都轉向一對突然出現在門口的黑人士兵。從遠遠的一個角落裡，傳來操美國南方口音的吼叫聲：“你們兩個黑鬼最好滾出門去，免得我用門板砸爛你們的黑屁股！”那兩個黑人毫不退讓。幾個白人氣勢洶洶地朝他倆通過來。這場鬥毆打到大街上，在那兒等着的更多的黑人蔘加進來。揮舞着警棍的軍警乘三輛吉普車趕到現場，奉命驅散這場惡鬥。
自從一支黑人部隊進駐紐倫堡後，種族事件頻仍發生。沃森將軍手下年輕的反情報官岡瑟-薩德爾很快捲入到美國輸出的種族偏見糾紛之中。黑人士兵想爲他們的德國女朋友弄到薩德爾搞的令人羨慕的社交卡。這種社交卡通常是用粉紅色的紙印製而成的，但承印商用完了庫存的粉紅色的紙張。於是，薩德爾改用黃紙印製。黑人立即呼叫起來，自由派記者也加入他們的行列之中。顯而易見，軍方有一個甄別和歧視與黑人約會的德國女人的陰謀。沃森將軍命令薩德爾搜查德國人並搞到這種紅紙。
種族衝突困擾着佔斯塔大-吉爾伯特，因爲他試圖對自己得到的對獲准的大規模殺戮的分析進行綜合。他已經得出結論，這種罪行的發生，除了人們恭順從命而外，還需要他們相信他們殺的都是些劣等人。最近，他同戈林就此進行了討論。戈林問過他一些關於偶或出現在法庭旁聽席的黑人軍官的情況。他們在戰鬥中能指揮部隊嗎？這是戈林想了解的。他們跟白人能乘坐同樣的公共汽車嗎？吉爾伯特剛剛在法庭上花了三天時間，觀察羅伯特-傑克遜起訴戈林的滅絕人性的罪行，具體說來就是簽署反猶法令。黑人與紐倫堡法律——難道不僅僅是程度上的差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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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出庭盤問戈林的檢察官是戴維-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在出庭前夕，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精心準備，一直工作到翌日清晨。他決心突破戈林的用自負和智慧武裝起來的甲冑。法庭盤問之道對蘇格蘭人就像呼吸空氣一樣自如，第一條規則：只問家喻戶曉的問題。俄國人不諳此道，總愛問：“我給你看第八一九PS號文件，你覺得滿意不滿意月他們使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畏縮不前。盤問的目的不是發現情況，而是將罪證確鑿的事實記錄在案。第二條規則：提問必須方向明確。傑克遜艱難地念他的稿子，不時走上岔道。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承認，他要起而較量的是一個機智尖刻的對手。因此，第三條規則：不理睬對方狡詐的離題，譁衆取寵和唐突無禮，抓住幾個要點不放，正如牛頭犬咬住敵人的喉嚨就不鬆口。審判，說到底，是一場比賽，一臺戲，一場辯論，一場遊戲——這就夠了，卻終究是遊戲一場。傑克遜是基於道義上的憤恨，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卻想擊敗對手。
他還打算選定要害。到現在爲止，在六OO號房間，一萬匈牙利吉普賽人遭滅絕只不過是一項統計數據而已。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想以一個坐在法官席上的人心有所感且能領會的問題打頭陣。他深信，他在逃出第三戰俘營的皇家空軍飛行員的命運中找到了突破口。對英國首席法官和他的副手，這些人可不是堆積如山而讓推土機推到大坑草草埋掉的無名屍體——他們是兒子、鄰居、同學和兄弟啊！
3月20日下午4時50分，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步入檢察官席，這是人們開始看錶，而非在審判室裡炫耀辯才的時候。再者，在只剩下半個小時的時候，他才走進來。他擡起頭，把目光從手裡的文件轉向證人席裡那張寬闊的面孔。戈林那張選作的笑臉和銳利的目光似乎在說：“我應付了美國佬，我也要應付你們。”
薩甘事件始於1944年3月14日。那天，關押在西里西亞薩甘第三戰俘營的七十六名英國皇家空軍戰俘設法挖掘地道越獄。正在貝希特斯加登休養的希特勒接到消息後怒髮衝冠。兩週之內，這是薩甘發生的第三起越獄事件，他對凱特爾咆哮道，這是近來發生的第十起。“逃走了幾十名軍官！”他繼續說道，“他們危險得很啦！凱特爾，你不明白，在德國有六百萬外國人坐車和做工，這些軍官是可以組織暴動的領導人。”希特勒下令，薩甘逃犯抓回以後，交給希姆萊的秘密警察作“特別處理”。
事發之後，在希特勒大發雷霆以前，兩個小時之內即抓回二十名逃犯並押回薩甘。三人失蹤，三人最後成功地逃到瑞典，其餘五十人在德國各地被抓獲。他們被裝上卡車，說是要把他們送回第三戰俘營。在人跡罕至之處，讓他們下車小便，就在此時，蓋世太保持務向他們開槍。屍首火化後，骨灰放在薩甘展示，以警告後來之人。在被害的飛行員中，有一個來自昔日貝利的刑法顧問，名叫羅傑-布謝爾，與英國起訴羣裡的哈基-羅伯茨交往甚密。
3月對日，星期四上午，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恢復法庭盤問。戈林的主要屬僚瞭解薩甘事件內情，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指出：“在這種情形下，你對此一無所知？我向你表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陸軍元帥米爾希曾在這裡作證。”戈林答道，“遺憾的是，在這些問題上沒有請他作證。”
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的記性跟戈林的一樣好。“吻，是啊，他可以作證。”檢察官反駁說，“米爾希跟你一個鼻孔出氣，他也一無所知……米爾希和你都試圖把責任推卸到你屬下的下級軍官身上。”對他榮譽的攻擊急壞了戈林，他吼道：“絕非如此！”“你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以使這些人免遭槍殺，”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反戈一擊，“你在這一連串骯髒的謀殺中是個同謀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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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狠狠地“擠壓”戈林，幾乎等不及戈林的回答翻譯過來，他已拋出下一個問題。戈林的冷嘲熱諷和尖刻的離題話早已拋到九霄雲外，眉毛上的珠珠汗粒閃閃發光。同步翻譯按警示燈，表示他們幾乎跟不上檢察官。勞倫斯法官用鉛筆敲打桌子，示意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放慢速度。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十分清楚他在做什麼，他不會心慈手軟，故意使證人驚慌失措。“薩甘事件發生之後，我才聽說的。”戈林堅持道。確實，薩甘越獄事件發生時，他正在休假。
獵物被誘向了陷阱，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一把將他推進去。不錯，帝國大元帥休假休到1944年3月四日，他說，我們從他的個人檔案上知道這一點。但是對五十名薩甘逃犯的處死一直持續到4月13日。
勞倫斯法官宣佈休庭午餐。午間休息時，艾雷-尼夫笑盈盈地來到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身邊，他本人曾兩次逃出德國的戰俘集中營。“這下你可抓住他啦。”尼夫道。“我知道你心裡的感受。”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答道。
那天下午，戈林回到證人席時手裡捏着一張卡片。卡片的一面寫着“講慢點兒，注意停頓”，另一面寫着“立場堅定”。當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走過來時，記者席的人把目光轉向他，似乎在欣賞一位頗有天賦的舞臺演員。記者們喜歡檢察官那種昔日貝利人的說話風格：講話較理智，“我們要絕對公正”。接着無情地指控對方犯有謀殺罪。“我要提醒你帝國中央保安局的赫特爾的供詞，”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這麼開始，“他說大約有四百萬猶太人在集中營被殺害，而且還有二百萬人以其他方式被害致死……你是否要告訴本庭，你這麼一個大權在握的帝國部長對此一無所知嗎？”
“這些事情對我保密，”戈林答道，“我還可以補充一點，我認爲甚至元首也不知道事情發展到何種地步。”戈林又一次給騙到陷阱邊上。難道希特勒是無辜的嗎？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說，他要念一段希特勒致匈牙利領導人霍爾蒂將軍的評語。希特勒對霍爾蒂說：“猶太人被當作感染健康人體的病菌來對待。”“這還能有別的意思嗎？”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問。不等戈林回答，他開始引用一份1942年呈送戈林的報告：“只有少數猶太人還活着，成千上萬的給處理掉了。”報告就是這麼寫的，而戈林堅持他只知道“移民政策，而非消滅猶太人的政策”。戈林的回答空洞乏力，老謀深算的盤問人知道這正是適可而止的時候。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衝審判長點點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俄國人魯登科和法國人尚普捷-德里布相繼入庭，於次日完成對戈林的法庭盤問。
那個星期五傍晚吉爾伯特上尉在獄中巡視時，發現戈林急躁不安。“我給人的印象不算太精，對吧？’戈林道。吉爾伯特當即表示同意。戈林往他的海泡石菸斗裡填滿菸絲，使勁吸菸。“別忘了，”他繼續說，“英美法俄諸國最優秀的法律人才跟我作對。我呢，卻孤軍奮戰。我甚至敢說檢察官也認爲我幹得不錯。你聽到什麼風聲沒有？”吉爾伯特沒吭聲，戈林又道：“你看見沒有，魯登科比我還要緊張……當他問我爲什麼不服從希特勒的命令時，我狠狠地挖苦了他一番。我對他說，要那樣的話，我就甭爲自己的健康操心了！”’戈林解釋說，那就是獨裁統治中整肅的信號。戈林以他一貫的虛張聲勢開懷大笑。“各登科明白我的意思，呵！”戈林那種焦灼不安與驕傲自負的奇怪糅合引起吉爾伯特的興趣。他在想，不知在來日裡戈林的靈魂中哪一種力量佔上風。
幾位檢察官雲集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的辦公室，對他的表現讚賞有加。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說：“赫爾曼-戈林是我曾觀察過的最難對付的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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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道夫-赫斯的抗辯安排在戈林之後。幾位檢察官就這個怪癖的人物是否會親自出庭打賭。僅僅四個月前，赫斯通知法庭，說他出於一時權宜之計，佯裝患了健忘症，“因此我的記憶還會再度對外界做出反應的”。吉爾伯特認爲，赫斯的記性還真的又出了點毛病。
由於赫斯指責岡瑟-馮-羅爾施伊德不能有力地替他辯護，炒了他的魷魚，換了一個新律師。他現在的律師叫阿爾弗雷德-塞德爾，前納粹黨人和陸軍軍官，兼任漢斯-弗蘭克的辯護人。當塞德爾向英國，《星期日快報》的記者預言他的當事人將出庭作證時，這場猜測赫斯用意安在的遊戲似乎終於要結束了。塞德爾還利用這次採訪，爲一場精神錯亂的抗辯定下調子。他聲稱，赫斯會有困難，“他可能在回答問題時反應遲鈍……他的思想不能集中，他可能神志不清……什麼都可能發生。我希望不要發生太大的混亂。”
在赫斯將要出庭的前一天，3月23日星期天，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去看望過他。在他一對濃墨的劍眉之下，兩眼深陷，兩個眼球不安地轉動着。他那凶神惡煞的下巴上，天生長就一副怪相，像一塊淡淡的疤痕似的。赫斯突然無緣無故地縱聲狂笑，使這位心理學家煩惱不安。突然之間，狂笑聲更然而止，赫斯兩眼圓睜，以一種威脅的眼光瞪着來訪者。幾天前，吉爾伯特告訴赫斯他的恩師卡爾-豪斯霍費爾的消息，此人對他的第一個影響便是飛往蘇格蘭。豪斯霍費爾和他老伴都死了，吉爾伯特告訴赫斯。不久前，老倆口走到自家的花園裡，將兌好甜酒的砒霜一飲而盡。豪斯霍費爾太太沒當場死去，乃懸樑自縊。吉爾伯特提醒赫斯說，豪斯霍費爾本應爲他作證的。赫斯說他隱隱約約記得這個名字，然後笑着補上一句：“我真不希望我的其他證人也寧願去見上帝而扔下我不管！”赫斯提到他想傳入的另一個證人，他的兄弟阿爾弗雷德。吉爾伯特暗自納悶：赫斯又在說笑話？阿爾弗雷德-赫斯精神失常。吉爾伯特難以想象，赫斯曾登堂入室，步入國家領導人行列。可是，他很熟悉這個人的過去，知道這個喋喋不休的低能兒曾是正經人物。甚至曾有一段時間，在希特勒自慚形穢、社會地位沒有保障時，曾利用赫斯在他和德國貴族及富商巨賈之間進行聯繫。
魯道夫-赫斯在十四歲以後纔在德國生活。他的父親在埃及做進出口生意，買賣興隆，魯道夫就是在埃及出生的。赫斯對他的降生之地依然懷着詩意般的情愫。“那是怎樣的神仙之後啊／他在獄中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易卜拉欣米耶的庭園永遠讓我魂牽夢繞，啊，鳥語花香，它對我的巨大影響神秘莫測。
第一次世界大戰拯救了他，使他免於違背心願子承父業進入商界。他寫信給母親：“分享我的快樂吧，我參加了步兵呢廠同時在赫斯服役的利斯特團裡，有一個從未相遇過的信差，阿道夫-希特勒下士。不過，赫斯離開了步兵行列，一次大戰結束時當上了飛行員，從此便瘋狂地迷上了他永不厭倦的空中飛行。他第一次聽他入伍時所在的團的前下士講話，是在慕尼黑的一家很不起眼的施特納赫爾酒館的裡屋裡。稀稀落落的幾個人坐在那裡聽希特勒預言：“我們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旗幟終有一天將在柏林的國家議會迎風招展！的確，將在每個德國家庭裡飄揚！”赫斯相信，他要麼是在聆聽德國的大救星講話，要麼是在聽一個瘋子胡說八道。1920年7月1日，他決定作爲第十六個成員加入納粹黨。
1923年希特勒發動的推翻巴伐利亞政府的慕尼黑啤酒館暴動失敗後，赫斯幸運地跟希特勒一起蹲進了蘭茨貝格監獄。實際上在軟禁的情況下，在這個舒適的最沒有安全感的堡壘裡的幾個月時間卻造化出魯道夫-赫斯的雛形。後來反對赫斯的人總愛說，他對希特勒的重要貢獻是爲《我的奮鬥》打字。事實並非如此，兩人相互影響。赫斯把地緣政治學家卡爾-豪斯霍費爾帶入希特勒的圈子。在蘭茨貝格，赫斯既沒打字，也沒有做口授記錄。他豐富了希特勒的思想，其中之一便是“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概念，日後被用來證明德國企圖吞併鄰國是對的。
赫斯出獄後便擔任希特勒的秘書。納粹黨攫取政權後，他被提名爲副領袖和不管部長。當戈培爾或戈林之流公開地爭權奪位時，赫斯卻不知睏倦地做着幕後工作。實際上，他成爲納粹黨控制德國官僚政治的工具。任何國內法律、法令或條例，未經赫斯之手，就不得發佈。政府不可能否決納粹黨所需要的法令，正如共和黨或民主黨全國主席即將控制着華盛頓的政府機器。
赫斯得勢之時，終於可以縱情沉溺於他那普通外表之下涌動着的奇異之中。他的婚姻本來就是一件古怪而枯燥無味的風流事，正如他的前妻伊爾塞-普勒爾所描述的：“魯道夫難露笑臉，不抽菸，討厭喝酒，對年輕人唱歌跳舞和進行社交活動嗤之以鼻……”他們結婚十年只生了一個小孩，據說還是希特勒下令生的。
赫斯奉行素食主義和自然療法。他建立了一所爲醫學界所反對的江湖醫生療法的醫院。他把自己那一套保健食品端上正式復會，使希特勒大光其火。30年代中期，赫斯邀請元首到慕尼黑郊區上流社會居住的伊薩爾河谷新居作客。黨內傳聞說，這次訪問使赫斯付出了失去希特勒接班人地位的代價。據說元首發現赫斯的房子弄得如此粗俗不雅，以致他決定這樣的人絕不能領導德國。據稱，也就是在此時此刻，希特勒轉而把戈林當作自己的接班人。此後，年復一年，赫斯發現自己在計謀上已被狡猾奸詐而心狠手辣的對手所超過。接着他飛赴蘇格蘭，這是他爭奪權勢的狗急跳牆之舉。
如今，鐵窗之下，一位心理學家在測試他能記住多少數字。他前走四步後退三步便放棄了。吉爾伯特問他，是否拿定主意證明自己的辯護能力。他說，不，他不作證。他不想因記憶力差而感到難堪，而且也不想讓他不喜歡的人向他發問。
阿爾弗雷德-塞德爾爲他的當事人的決定鬆了一口氣。但是本週一上午塞德爾怎樣爲赫斯辯護呢？他認爲，聲東擊西式的佯攻是最佳策略。他入庭辯護時帶了三份“文件集”，分送法官和檢察官各一份。“文件集”系由批評《凡爾賽和約》的各色文章和報紙報導拼湊而成。塞德爾和檢察官就這種材料是否可以引入法庭而爭執不下，最後勞倫斯不得不出面干預。無論被告方可能發現“條約”何其不公正，勞倫斯爵士問，塞德爾是說這可以證明納粹黨發動的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恐怖是正確的嗎？
隨後，塞德爾企圖引入最近發現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秘密文本。根據該文本，兩國瓜分波蘭，並允許蘇聯攫取波羅的海諸國。塞德爾意在表明，蘇聯人參加對魯道夫-赫斯或其他德國人的審判是不合適的。塞德爾最終沒法使法庭接受該條約，但受到冷落，既無人支持，亦無人反駁。兩位證人被傳入房，以證明赫斯一度領導下的兩個海外機構並未從事情報活動。赫斯的辯護律師表現平平，就此結束辯護。由於被告本人不曾出庭，無法對他進行盤問。
敏銳的律師們意識到，赫斯不出庭乃是一種公然的消極抵抗，有如狐狸般的瘋狂。或許，這個身穿給巴巴的花呢衣服的出現在被告席的怪人在戰爭中袖手旁觀未舉屠刀，然而卻構成了納粹史上的一章，他種下了爭奪生存空間的侵略種子。由於赫斯在頒佈紐倫堡種族法中的角色，他是點燃日後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導火線的人之一。然而，他的沉默卻使他免於遭受戈林在猶太人問題或任何其他罪行上所受的盤法之苦。
7
自從凱利少校走後，吉爾伯特上尉便總有點惶惶不安之感，尤其是凱利沒有留下能同地聯繫的地址。到3月中旬，他接到凱利的一封來信，吉爾伯特心中的憂悒也未見緩解。凱利說，很顯然，審判還得拖延時日，比他們當初預料的時間要長得多。因此，他可能要自己動手寫一部關於紐倫堡的著作——另外，當然啦，還有他們的合作項目，這是吉爾伯特所感興趣的。對了，在進行過程中，請吉爾伯特把審判記錄副本轉給他一份好嗎？吉爾伯特陡然覺得心裡一沉，他自己還在外面追趕歹徒，而他的夥伴卻急於要邀功請賞！
凱利的來信還加強了吉爾伯特心中的愧疚感。眼下看來，審判的結束還遙遙無期。他的愛妻馬蒂爾達眼巴巴地看着朋友們的夫君從戰場上歸來，過正常生活，而她依舊形孤影單，靠吉爾伯特那點微薄的上尉薪水養家餬口。近來，這座了無生氣、破敗凋敝的城市對他壓力甚大，吉爾伯特越來越想離開這裡，偕嬌妻愛兒回到加利福尼亞明媚的陽光中去。但是反對勢力依然十分強大。正如他在給凱利的信中所直言不諱地說的，“我想親眼看着把他們送上絞架”；一種平素人們從未聽說過的看法，在紐倫堡，卻由一個看上去頗爲含蓄不露的專業人士大聲說了出來。
吉爾伯特告訴凱利說，他也可能要動手寫一本書：紐倫堡日記。他很抱歉，但當局對審判記錄嚴加管理，只允許他有一個副本，因此不能滿足凱利的要求。他在信的結尾說，他很高興凱利還在研究他們手中的材料。
眼下他還不能離開紐倫堡。有這樣好的機會向他招手，他是不能走的，就說眼下這個例子吧。他要出一趟遠門，去看望戈林的妻子。凱利身在美國，他能與之交談的人，無法與這樣的原始材料相提並論。
埃米-索恩曼-戈林是帝國大元帥的第二個妻子。她胸脯高挺，熱心腸，爲人慷慨大方，從未設法擺脫戈林第一個妻子的陰影。戈林的第一樁婚姻簡直就是一個爲醜聞和悲劇所玷污的神仙故事。一次大戰結束後戈林求職維艱，曾一度在瑞典當出租飛機的駕駛員。有一次，他的飛機降落在一個瑞典貴族的公館門前，在那兒結識了一個殷實富有而又頗有幾分姿色的伯爵夫人卡琳-馮-坎措。卡琳已是有夫之婦，膝下養着一個八歲的兒子，但愛情的力量戰勝了淑女之德。她跟戈林私奔到慕尼黑，給瑞典上流社會丟盡了臉。在那裡，時年三十歲的戈林試圖恢復其學者生活，未獲成功。好在卡琳的夫君認爲他的妻子不過是一時情迷心竅，供養妻子和她的情人，兩人才免受離別之苦。可是持身嚴謹的希特勒不同意這種非婚同居，要他的門徒娶妻成婚。1923年，卡琳剛辦完離婚手續，戈林就遵旨結婚。
那年11月9日，陰冷襲人，狂風大作。希特勒指揮二千納粹分子，旗旗招展，進軍慕尼黑，意在推翻巴伐利亞政府。在前排，希特勒身邊，赫爾曼-戈林昂首挺胸闊步前進，在衝鋒隊員之歌的進行曲中，他聲如洪鐘。隊伍挺進到市中心時，遭到警察開槍射擊。一顆從人行道跳飛而來的子彈擊中戈林的腹股溝，戈林當即倒在地上。這時，衝鋒隊員把戈林送到猶太人家裡，兩姊妹給他止住了血，救了戈林一命。
戈林稍能活動，卡琳便鼓勵他夫奧地利，那兒德國當局鞭長莫及。在一家醫院裡，戈林的傷口化膿，疼痛難耐，滿口胡話，一天注射兩次嗎啡，不久便上了痛。他和卡琳漫遊整個意大利，然後回到瑞典，靠她的錢袋過日子。他變得脾氣暴躁，好不容易被人死死攔住才免於跳樓自盡。他在戒毒所戒毒失敗後，卡琳被迫把他送進一家精神病醫院。在那裡，戈林給關進單人房後，狂思不已，尖聲叫道：“我沒病！全是猶太人的陰謀！“赫爾曼-戈林跌到了最低點。
戈林終於戒掉了毒瘤，1926年偕卡琳回到德國開始新生活。他懇求希特勒把他列入下屆國會選舉候選人名單。希特勒覺得這個走投無路的賅軍之將尚可救藥，乃欣然同意。1928年6月，戈林贏得了納粹黨在國會的二十個席位之一。詭計多端的戈林抓住機會，向納粹黨伸手要交通部長之職。不久，他因控制政府合同使之引向得寵的飛機制造商而大受其賠。他還以“顧問”的身分上了韓克爾和巴伐利亞發動機公司的薪水班。德航給他配備了辦公室和秘書。一個鋼鐵巨頭爲他在柏林惹人注目的巴登大街上的新居進行家華裝修。美麗迷人而頗得貴族風範的卡琳成了柏林上流社會的一朵交際花。
1931年10月，戈林的小天地再次崩塌了。卡琳一直患有心臟病，辭世而去，戈林淚流滿面地向她侄女傾訴說，所有他一切的自誇自耀、拼搏奮鬥、衆所周知的權迷心竅，都只爲一樁——他決心讓卡琳過上她爲他所拋棄的一樣的幸福生活。
在長達九個月的時間裡，埃米-索恩曼撫慰着脆弱不堪的戈林。埃米長得俊麗，性情溫和，一個與她的演員丈夫分手的三十七歲的金髮碧眼的女演員。她天真單純，樂天知足，不聞政界之事，顯然不是那種醋勁十足的女人。戈林贈送給她的第一件禮物便是他亡妻的玉照。就這麼鬼混近四年之後，1935年戈林與埃米正式結爲伉儷。與此同時，戈林成爲僅屈居希特勒之下的德國第二號人物。他的日子過得跟一個亞利安皇族似的。他在柏林城東北俯瞰城區的一個懸崖上修築了一座輝煌如宮殿的邸宅——他的第五座私邸，包括兩座城堡。他動用政府公款修築這座邸宅，名之日“卡琳居”。他還以亡妻之名命名他的兩艘遊艇。埃米沒有表示反對。
埃米在演藝界有許多猶太人朋友。30年代反猶法令開始毀掉他們的生活時，她要求丈夫出面干預。這種特殊請求使戈林與其政權關係很難堪。不過，他也偶爾幫忙的，收受賄賂充實私囊，如把某個猶太人從集中營中弄出來，或者搞一份護照。他確實辦了一樁體面大方的事：把啤酒館暴動失敗後救他一命的兩個猶太姊妹連同她們的錢送出德國。當卡爾-博登沙茨將軍在國際軍事法庭上爲戈林辯護作證時，斯塔馬爾明確要求把博登沙獲提供的這一事實記錄在案。
1937年，戈林遭受了一次劇烈牙疼之苦。希特勒讓他去找自己的私人牙醫診治，服用一種嗎啡衍生物的新藥。戈林每天吞服六小片才能止痛。牙疼倒是止住了，可戈林離不開這種藥了。沒幾個月，劑量增加到每天三十小片。
1938年，埃米爲戈林生下了他的第一個孩子，女兒取名埃達。這事兒涉及他的浮華虛榮。由於生活安逸閒適，戈林發福得厲害，惹得有人總在背後嘲笑他牀上功夫不行。納粹黨內的同僚笑話說戈林的一個副官是孩子的父親，埃達意味着“一切歸功於副官”（Es danktder Adutant）。施特賴歇爾爲這些傳聞添油加醋，訴諸公衆，在《衝鋒隊員社發表聲明，稱戈林的女兒不是他的種。戈林最好的辯護就是他的女兒。埃達這小丫頭片子有可資辯護的本錢：她長得活脫脫的一個赫爾曼-戈林嘛！
戰爭結束以來，埃米-戈林的命運就像是上了滑行鐵道。她丈夫剛蹲進紐倫堡監獄那陣子，比爾-傑克遜跟蹤她到她的宅邸之一，在巴伐利亞羅森海姆附近的一所山林小屋。那時，比爾-傑克遜正在搜尋文獻證據。一位身材高大的日耳曼中年婦女應門，神態親切而謹慎。比爾通知埃米，他奉命搜查這所房子。她沒有表示反對。比爾沒有發現有用的文件，卻在地窖裡發現了一些香檳酒瓶和幾箱法國白蘭地及蘇格蘭威士忌。在閣樓裡，他還發現裝滿了哈瓦那雪茄的可保持恆定溼度的雪茄煙盒，還有在開戰以前美國人就已見不到的綠皮包裝的“幸運”牌香菸。他打開一隻皮箱，感到就像海盜找到已埋藏多年的金銀財寶。皮箱裡塞滿了絲綢、皮貨、珠寶和幾盒金幣。比爾沒有動這些東西，向戈林太太道別後就走了。
幾個星期後，埃米-戈林被捕，關進施特勞賓監獄。可憐的小埃達被送進孤兒院。埃米坐了五個月的牢，直到1946年2月纔出獄。那時，盟國佔領當局擔心她的悲慘遭際會引起人們對戈林的同情，這才釋放了她。不過，埃米已不能回到她的任何一處豪華住宅中去，便帶着埃達和一個侄女住在諾伊豪斯附近薩克迪林森林裡的一所小木屋裡。這裡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暖氣。古斯塔夫-吉爾伯特正是旅行到這裡來見她的。
3月23日，他以一種同情弱女孤兒的姿態蒞臨，給做媽媽的準備了香菸，給孩子帶來了糖果。他們坐在原始的竈房裡，而埃米卻盡力表現出盛情謙和的女主人風範，讓侄女爲客人獻茶。當埃達興高采烈地拿着她的糖果蹦蹦跳跳自個兒去玩時，埃米道：“你能想象得出那個瘋子下令開槍打死這孩子嗎？”她這是指希特勒。吉爾伯特正需要這樣開始他們的談話。到他離開薩克迪林時，他希望擁有能突破戈林的感情防線並使戈林認罪且拋棄希特勒的武器。埃米痛苦地談到戈林離開柏林的元首地下堡壘後的日子，他和家人惴惴不安地等着被處死，因爲赫爾曼對元首“不忠”。她說，戈林勃然大怒，惡狠狠地詛咒希特勒，以致她擔心衛兵會當場開槍擊斃他。
吉爾伯特說，如今世界上無人不知希特勒是怪物一個，可是她丈夫依舊執著於過去的往事中。對此，他感到驚愕。“我能想象出的唯一理由，”吉爾伯特說，“他之所以這樣做，就是要氣一氣審判他的外國法庭。”
人們必須理解赫爾曼的榮譽感，埃米說。如今，德國到處都是僞君子，說他們從未支持過希特勒，加入納粹黨乃是迫不得已而爲之。“真令人噁心！”埃米說，“赫爾曼想向世人表明，至少，他不是縮頭烏龜、懦夫鼠輩。”可是，她丈夫如此愚忠，不是把自己置於可怕的境地嗎？他這樣做難道不是讓人覺得他竟有了希特勒的屠殺政策嗎？她掏出一塊邊角已磨損的手帕，拭去臉上的淚水。““他在忠誠問題上是十分狂熱的，”她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兩人各持己見。難道要忠於一個要謀殺我孩子的人？”
“希特勒肯定是瘋了。”埃米接着說。赫爾曼也如是向她承認過的。他說，要是希特勒在1938年的車禍中喪生，情況就要好多了。那樣的話，希特勒會死得偉大的。
星期天晚上吉爾伯特回到紐倫堡時，懷裡揣着埃米的信和埃達的明信片，徑直來到戈林的牢房。戈林伸手把信和明信片搶了過去。他嘲笑了一會兒上週赫斯虛幻的辯護。這時，吉爾伯特提到他最近的探訪。他說，埃米很難過，因爲戈林頑固地效忠一個“最終下令逮捕和槍斃你、連小埃達也不放過”的人。戈林聳聳肩。他不相信希特勒曾下令處死他，說這是那個卑鄙小人鮑曼搞的鬼。吉爾伯特繼續攻心，說他妻子渴望與他見面，哪怕只有幾分鐘。她想說服他放棄他誤入歧途的忠誠觀。“我妻子在許多事情上對我影響很大，”戈林說，“但是在我的基本準則上，我自巋然不動。”他宣稱，這是男人的事情，“她一個婦道人家懂得什麼！”
疲倦不堪的吉爾伯特起身告辭。一個漫長的週末啊！他向戈林道一聲晚安，前往監獄辦公室，寫道：“戈林的中世紀般的自傲自負的價值觀落魄爲對女人的騎士’態度，從而在某種屈尊就駕的保護性溺愛的外表下掩蓋其自我陶醉的目的，並絕不允許任何女性似的人道主義價值觀來干預這種目的。”
儘管如此，吉爾伯特的造訪還是使戈林感到不安。心理學家那一席話迫使他考慮自己曾採取的那種姿態。但是，替代挑釁的辦法是斯佩爾或弗蘭克之流在他人肚皮底下爬過式的悔恨，但對戈林則絕不是這樣。他心煩意亂地坐在牀沿上，憤怒地瞪着那個始終出現那張面孔的窗洞。安德勒斯上校最近增加了一項安全措施：夜間把所有的椅子搬出單人牢房。一等兵文森特-特雷納側身靠在懸在窗洞外邊的那扇小板門上。戈林走到門前，命令道：“把椅子給我搬來！”看守從沉思中驚醒過來，從牆上操起警棒敲戈林的手，要戈林坐下。戈林開始咒罵，並高聲叫道：“我有權利！”看守猛然推開門衝了進來，再次命令戈林坐下。戈林繼續破口大罵。特雷納用警棍敲打戈林的肩膀，隨後又敲打他舉起來的雙手。在通道另一邊的弗裡奇大聲呼救。值班軍官跑了過來，把特雷納帶出牢房。發生了什麼事兒？值班軍官想要知道。戈林聲稱，他要椅子時，特雷納非但不給他，而且自己坐在椅子上奚落他。弗裡奇從走道的另一邊大聲說，戈林所說的都是真話。
那個軍官茫然不解地望着戈林。“你瞭解我的，中尉。”戈林用一種溫柔而真誠的口吻對他說。“你肯定了解他！”特雷納插了一句，“他是個納粹劊子手，我不過是個美國大兵。”這場鬧劇即時報告了安德勒斯上校。安德勒斯在進行調查後裁決，他的看守“做得十分得當”。
惹惱看守他的人並不是赫爾曼-戈林敢於玩的一招。他不需要敵人，而是泰克斯-惠利斯那樣的朋友。他已送給惠利斯一個漂亮的金錶。沒過幾天，他設法從行李房中他的行李里弄到一隻金制香菸盒送給少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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