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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勒斯上校通知他的下屬人員：在聖誕節被告們不會受到與往日不同的待遇，不會準備特別的飯菜，當然更不會有禮物交換。但是，這可能是他們最後的一個聖誕節，因而他將允許舉行宗教活動。他說，給被告們這種照顧比他們曾經給予他們的受害犯人的要好得多。
聖誕前夕，十三名新教徒被告在教堂裡聽着格雷克牧師用德語低聲地念《路加福音》。格雷克對這門語言的知識是從未受過教育的移民父母那裡得來的，這活像是一個美國肯塔基山民爲英國內閣念（聖經久不過，對德語瞭解不深並不要緊。來這裡以後，這位牧師已贏得許多不尋常的教衆。格雷克少校並不裁判他們，這是被告們所感激的。他只想喚醒他們的靈魂，這是他們都想達到的目標。當風琴手開始彈奏聖誕頌歌時，他們用壓低的聲音同格雷克一起唱。只有戈林是個例外，他放聲高唱頌歌。
凱利少校在離開去度聖誕節假期之前，與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商談了他們的書的事。凱利說，他們是在幹大事情。他透露他收到來自美醫局局長的一個請求，想要研究處決後被告們的大腦，之後又收到一個紐約精神病醫生小組要求與被告們面談的要求。經凱利建議，傑克遜法官拒絕了這兩個請求。他和吉爾伯特要把這方面留給自己。凱利說，他們將創造出一部傑出的作品。不過在安排上似乎對吉爾伯特有些不公平。他負責監視在被告席上和午餐時被告們的活動，並且做了大部分的牢房訪談。他每次與被告們談話後，都將所做筆記的一份副本送交凱利。可是正是凱利離開工作去度假，而吉爾伯特卻留下堅持工作。
訪問凱特爾陸軍元帥包括在吉爾伯特聖誕節活動的日程之中。這位心理學家從檢察官托馬斯-多德那裡聽說，心情沮喪的凱特爾最近曾考慮認罪，但遭到戈林的威嚇，使他又不敢認罪。吉爾伯特想，這位老戰士也許需要一些鼓勵。
凱特爾僵硬地立正站着，好像是遇見了俾斯麥，而不是一名美國陸軍上尉。凱特爾說：“我從心底裡感謝你的聖誕來訪。你是我唯一可以交談的人。哈爾伯特注意到凱特爾的聖誕正餐：在罐頭餐具中裝有吃剩的醃豬排、馬鈴薯和捲心菜。犯人們進餐時只允許用一個勺子。談話說到1941年夏，希特勒剛愎自用地進攻蘇聯一事。凱特爾說，他本人認爲那次進攻是個大錯誤。吉爾伯特問，希特勒知道他這一意見嗎？凱特爾沉默不語。
吉爾伯特最感興趣的不是凱特爾對軍事戰略的看法，而是一個出身於高貴階層的人怎麼會起草像“突擊隊命令”和“報復令”這樣的文件。僅在法國，後一命令就使得近三萬無辜的人被槍決。所有這些命令中最殘酷的是“夜霧”命令，該命令對抵抗運動實行恐怖措施。嫌疑犯半夜三更被抓走，從此再也聽不到他們的消息。他們是被秘密槍決的，而家屬們從不知道他們的命運究竟如何。正如希特勒喜歡說的那樣：“讓他們消失在夜霧之中。”凱特爾發佈了這個“夜霧”命令。
凱特爾告訴吉爾伯特：“我無地自容，我只希望我當時多花些時間在戰場上就好了。我在希特勒身邊的時間太久了。”當吉爾伯特站起來要走時，凱特爾懇求道：“只要我還沒有被判刑，請讓我不時與你聊聊。”這位老兵猛然立正，祝吉爾伯特聖誕快樂。吉爾伯特竟有點可憐凱特爾。他犯了罪，卻認爲做得對。現在，隨着幻覺的破滅以及明白了自己行爲的真正性質，他卑劣的思想甚至找不到安慰的藉口。他現在是裸地站在他犯的罪行的面前。
吉爾伯特巡視名單上的下一位軍人卻不像凱特爾那樣。吉爾伯特同意凱特爾說的，約德爾將軍是他們最攻不破的典型。衛兵們以當時連環漫畫那個一臉憂傷的人物“快樂的流氓”稱呼約德爾。當吉爾伯特走過約德爾的牢房時，他認爲對約德爾的這個嘲弄真是恰到好處。這位將軍直挺挺坐在桌子邊，臉緊繃着，鼻子像紋理清晰的草萄，衣服佈滿污漬，冷冷的藍眼裡一片茫然。他站起來，鞋後跟弄得咯吱響。吉爾伯特再次感到約德爾身材是那麼矮小。
吉爾伯特問約德爾，高尚的人怎麼會簽署那些殘酷的命令。約德爾回答說，起訴書的幼稚可笑令他吃驚。所有那些有他和凱特爾簽名的文件證據並不能說明任何問題。當一份發到武裝部隊的指示以“元首命令……”開頭時，這意味着命令是希特勒口頭髮出的，而他和凱特爾只是把命令記錄在紙上而不是命令的創始人。他們只不過是供人差遣的僕人。約德爾繼續說，如果一名中尉接到一道命令，他能有權力和責任像下面這樣說嗎？“等一等，上尉，我得查查《海牙公約》有關陸戰方面的規定，看我能否執行。”他們與希特勒的關係和上面說的例子沒有區別。約德爾又說：“如果我們不服從，我們早就被逮捕起來，而且事實正是如此。”
吉爾伯特爭辯道，如果沒有將軍們的默許，希特勒絕不可能發動戰爭。約德爾表示同意。他說，這是正確的，但同樣正確的是，如果步兵不前進，如果武器製造商木提供武器，如果廚師不做飯，那也就沒有戰爭。戰士、制槍工匠和廚師因此就對發動戰爭有罪嗎？約德爾說：“我不明白你們這些人怎麼不能承認一個簡單的事實，軍人的義務是服從命令，這是我一輩子恪守的準則。”
吉爾伯特問起集中營裡的情況。約德爾說，他對這事十之都不清楚。“我根本不知道是些什麼樣的畜牲負責管理集中營，並且真的做下了那些事。”
吉爾伯特起身要離去，說道：“毫無疑問，德國人服從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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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巡視牢房後，“爲什麼”總在折磨着古斯塔夫-吉爾伯特。他們不是在與野蠻社會的一些居民打交道。漢斯-弗蘭克可以滔滔不絕地談論雪萊的詩：斯佩爾能在任何社會階層中體面地活動；塞斯一英夸特才智超人；弗裡克受到良好法律訓練。要從國際扶輪或會計師的集會中把上述這些人的大部分作爲戰犯挑出來，那是很困難的。如果他和凱利最終不能解釋清楚這些人的行爲，那麼他們在書中能獻給世界的將只是謎，而不是鑰匙。
吉爾伯特得知三十九名黨衛隊員拘押在過去的達豪集中營，他們已被美事法庭判刑並等待處決。紐倫堡的納粹被告們可在他們和實際所犯罪行之間放置一個隔離保護層。他們中誰也沒有把什麼人推進煤氣室、槍斃什麼犯人或在任何做試驗用的人身上注射毒藥。而在達豪的那些人卻恰恰相反，他們是死亡行業的熟練工。吉爾伯特曾經讀到過其中一個人的事。那人名叫馬斯費爾德，過去做過糕餅師。他曾殺死了兩萬人，不是監督死刑，而是全部親手殺死。吉爾伯特認爲，通過對這些人的直接研究，他也許更能夠了解納粹的屠殺動機。因此他安排在達豪度過一段聖誕節假期。
到了達豪之後，他找到美隊現在有限開放的一間消過毒的存屍房。吉爾伯特記得他聽說過的故事。焚屍爐打開後，煤氣就從附近的屋裡放過來。從達豪煙囪裡噴出的灰塵散佈在方圓九英里的地面上，附近的居民說他們不知道這些灰塵從何而來。
吉爾伯特會見二十名已判刑者，並對他們進行了智力測試。他發現他們的智商平均數爲一O七，屬於中下”。他了解到，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希特勒擔任總理之前一直失業。他們飽嘗無權無勢的滋味，因而統治別人的機會對他們有特別大的吸引力。令吉爾伯特最吃驚的是他們的自哀自憐。他們說，他們只是遵命執行任務，而以自殺一走了之的希姆萊卻留下他們受審。
兩天以後，吉爾伯特疲憊不堪地登上開回紐倫堡的列車。當火車往北馳過膝俄、後退的羣山時，他雜亂的印象開始有了頭緒。他認爲現在他至少明白了這個謎的部分謎底。達豪那裡的每一個被判刑的人都證實了這點。德國是一個唯命是從的社會，每個人都服從父母、師長、教士、僱主、上級領導和政府官員。德國人從孩提時起就是在一個盲目服從權威的世界裡長大的，這種強制的服從部分地解釋了“爲什麼”這個謎。達豪、奧斯維辛和布痕瓦爾德的出現，需要的不是幾個虐待狂，而是成百，甚至成千上萬絕對順從的人們。
這種解釋可以說明達豪的那些智商中下的下屬，但是在紐倫堡的那些老於世故的被告們又是怎麼樣呢？一個被判刑的黨衛隊員對吉爾伯特抱怨說：“我們不敢反對元首或希姆萊的命令。”普通劊子手的藉口和在紐倫堡牢區的那些人的藉口竟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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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後的一天上午，阿爾貝特-斯佩爾躺在牀上，兩眼盯着破裂的牆壁。牆上貼滿了線條流暢的人物畫和動物畫，是斯佩爾用看守給他的一塊煤炭畫的。斯佩爾和施特賴歇爾已成了兩名監獄藝術家。他從牀上起來，走近方形的望孔，請看守告訴安德勒斯上校辦公室：他想見他的辯護律師弗拉奇斯納。斯佩爾在紐倫堡遵照有貴婦像待妓女一樣，待妓女像待貴婦一樣”這一古諺的精神行事，他對每一個人都彬彬有禮。這樣做很奏效，看守中沒有誰用像給其他人那樣的滑稽綽號來稱呼斯佩爾，他們總是稱他“斯佩爾先生”。
斯佩爾目前面臨的狀況，完全像他過去要處理生產關鍵問題或解決鋼材短缺一樣困難。他要想活命的目標，只有通過理智分析、通過把任務分解成幾個組成部分來達到。他的現狀如何？他想達到什麼目標？他必須採取什麼行動達到那個目標？他的最後策略，即竭力想用他的技術知識換取優惠待遇，已被傑克遜拒絕而以失敗告終。他必須找到另一種選擇，這就是他爲什麼要找弗拉奇斯納的原因。
斯佩爾經常在技術、邏輯和機械中尋找知識美感。他童年時期最難忘的記憶是，獲許坐在家用轎車的駕駛室裡做出開車的樣子。對當時的感受，他寫道：“我第一次體會到在一個機械不多的世界裡對機械着迷的感覺。”
阿爾貝特-斯佩爾出生於1905年，汽車稀少與當時世界其他方面的發展是一致的。斯佩爾家族在曼海姆是一個顯赫家族。斯佩爾的父親和祖父都是建築師。他在一所有十四個房間的法國風格的公寓里長大，有男管家、女僕和一個穿紫色制服的司機侍候。十三歲時，一個相命的人預言他將功成名就，但很早就隱退。在他的腦子裡從來沒有能完全忘掉那個占卜者的預言。
1931年的一天，斯佩爾正在柏林的技術學院教授建築深，學生們卻慫恿他去聽一個演講。他們來到工人啤酒店的破舊房間裡，斯佩爾原來估計會碰到一個粗俗不堪的鼓動者。可是，他卻發現自己完全被演講人阿道夫-希特勒吸引住了。第二天，他就加入了納粹黨。
他此後回到曼海姆，在那裡創辦了自己的建築事務所。在大蕭條的年代裡，他沒有多少業務可做。他參加比賽，可是從來沒有得過前二名。後來通過納粹黨內關係，他得到了一個設計納粹黨區總部的機會。那時已任總理的希特勒對斯佩爾所做的這項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於是選擇斯佩爾負責籌辦1933年紐倫堡的納粹黨大集會。後來斯佩爾又被請去建造帝國總理府和希特勒在柏林的私人別墅。在柏林工作期間，元首一天晚上邀請斯佩爾和黨的其他領袖共進晚餐。一身塵土的斯佩爾請求離去。希特勒說，不行。他派他的隨從回去爲這位建築師拿衣服。那天晚上，很注意身分的戈林好奇地直盯着斯佩爾。在希特勒身邊坐着一位不認識的年輕人，身上穿着元首的帶金色黨徽的藍色運動上衣。
斯佩爾成了希特勒的私人建築師，能與歐洲最有權勢的人物談上幾個小時；在劇院裡，他坐在希特勒的旁邊；在最好的飯店裡，他與希特勒同桌進餐——對一個剛滿二十八歲的人來說，這真是令人陶醉興奮的事。在希特勒看來，斯佩爾反映出在希特勒自己而不是黨內任何人身上看得到的東西：藝術家的精神。希特勒有一次告訴這位建築師，他想在紐倫堡齊柏林田徑場修建一座規模宏大的看臺。原先那裡是個舊的電車站，當電車站拆毀時，斯佩爾注意到現代建築無助於保護壯美的遺址，他想出一個主意來見希特勒。斯佩爾將用“遺蹟價值”來構築大看臺，他設計了草圖，顯出這個建築在一千年裡的樣子，即使塌毀也不失其威嚴。這正是希特勒欣賞的想法。
對斯佩爾來說，他也偶爾瞅見他新主幹的陰暗面；但據地自己承認，他已被“行使大權、對人們發號施令以及揮霍無度的吸引並深深陶醉”。希特勒使斯佩爾嚮往的這一切都成爲可能。元首像是盧多維科-斯福爾扎，而斯佩爾就像他的達-芬奇。
如果希特勒能夠說有一位朋友的話，那麼這人就是斯佩爾。斯佩爾建成帝國總理府後，希特勒把他召進辦公室，並且有點不太好意思地送給他一份禮物。那就是希特勒1909年在維也納畫的哥德教堂的水彩畫。希特勒這一舉動使斯佩爾受寵若驚，但斯佩爾對這幅畫不敢恭維。他後來曾寫道，這幅畫“精確、細膩，但是顯得非常死板，沒有一筆是富有生氣的”。
斯佩爾回憶道，和希特勒相處的早期可以說是浪漫的篇章。現實的階段從1942年2月8日的意外突發事件開始。斯佩爾赴“狼穴”——元首在東普魯士拉斯騰堡的總部，開會討論建設計劃問題。出席討論會的還有戰略物資部部長弗里茲-託德特博士。斯佩爾準備第二天早晨和託德特一起乘飛機回柏林，但希特勒一個人喋喋不休地談着現代藝術的衰落，一直把斯佩爾留到凌晨兩點鐘。斯佩爾決定改變行期並睡一覺。
一陣電話鈴聲把他吵醒。希特勒的內科醫生卡爾-勃蘭特博士通知斯佩爾說，託德特博士因飛機失事已死亡。這一天過去前，希特勒任命斯佩爾爲託德特的繼任者。作爲戰爭物資部部長和建設計劃的負責人，斯佩爾立刻發現自己控制着二百六十萬工人。他後來又擔任海軍生產項目主管，他指揮的工人達到三百二十萬人。到他取代戈林負責飛機生產並擔任經濟部長時，已有一千二百萬德國人和外國人在斯佩爾的手下幹活。斯佩爾到三十八歲時，已實現了那個占卜者所預言的前一半。
經營國家的兵工廠本身並不構成戰爭罪。但在紐倫堡，斯佩爾也許還得說明一些不太能辯護清楚的行爲。1943年12月，他視察了坐落在哈次山脈山洞裡的一家工廠，即德國秘密火箭武器V－2的製造點。潮溼的石灰岩洞裡關着五萬多名奴隸勞工。這些工人一旦進入山洞，就必須一直待夠三個月。他們每週工作七十二小時，每天吃一千一百卡熱量的食物。這裡幾乎沒有衛生設施和休息住處。因爲空氣潮溼和氣壓低，勞工的肌肉和骨骼組織很快壞死。洞中有些地方過於低矮，工人們只得蹲着幹活，以至於他們後來再也站不直。該工廠的死亡率高達平均每天一百八十人。
斯佩爾感到震驚。他在視察後寫了個報告說，那種工作使驅趕勞工們幹活的黨衛軍士兵承受了無法承受的精神壓力，一些士兵精神崩潰，只得頻繁調防。
斯佩爾還視察了毛特豪森集中營。那裡的犯人從一百八十六級臺階深的石坑裡往上扛石頭，直到累死爲止。他已向美國審訊人員解釋過，他是去那裡視察一個鐵路運輸新終點的工地，只見到集中營的一小部分。他沒有親眼看見什麼暴行。
斯佩爾知道，最難解釋清楚的是他與希姆萊的關係。因增加工人越來越難，他去找控制着集中營中幾十萬犯人的希姆萊。1943年10月，在波森的一次納粹黨務官員（包括管理各區的大區領袖以及在中央的全國領袖）的會議上，他和希姆萊都發了言。斯佩爾用對上帝的敬畏來向黨的官員施壓，說到增加勞動人力時，他表示他不會容忍任何阻力。斯佩爾警告：“我已與希姆萊說過，從現在起，我將嚴厲處置拒不執行這些措施的地區。”
希姆萊接着講話。戴着眼鏡、下巴圓滾滾的希姆萊要求各大區領袖理解他本人和他的黨衛軍肩負的重擔，他說：“說猶太人應該滅絕很容易，但對執行這一任務的可憐的普通士兵意味着什麼呢？”他繼續說道：“我在這個圈子裡給你們說的話，希望你們絕不要到處談論。當出現問題時，對婦女兒童應該怎麼辦呢？我決定採取乾脆的解決方法。一方面滅絕那些男人，而另一方面又讓他們的孩子長大後向我們的子孫們復仇，我不認爲這樣是合理的。必須作出一項嚴厲的決定，這些人必須從地球表面消失。”斯佩爾告訴盟軍，他不知怎麼錯過了希姆萊的這次講話。他這樣說不管是真是假，但他的審訊者認爲希姆萊的講話內容不傳到他的耳朵裡是不可想象的。
希姆萊的一位助手把斯佩爾對勞工的需求描述爲“永不知足”。1944年春，他要求從奧斯維辛集中營得到四十萬名工人。斯佩爾幾乎不能否認他對集中營性質的瞭解。早些時候，他的一位朋友，下西里西區大區領袖卡爾-漢克就曾提醒過他。漢克說，他在戰場上見過死亡，但他見過的所有這些死亡絕不能與奧斯維辛的死亡相比。斯佩爾決定不接受去那裡視察的邀請。斯佩爾沒有向漢克追問細節。
監禁給斯佩爾充裕的時間反省，像他這樣一個有教養、有地位又有聲望的人是怎樣滑進道德陰溝的？他總結說，他的良知在與盟國之間的殊死軍備競賽中已被拋在一邊。全神貫注於武器生產模糊了所有的人的感情，人類受難的情景影響了他的感情但沒有影響他的行動。他自己承認，他更愛武器而不是人民。
他知道，要爲他作爲軍火生產負責人的行爲辯護幾乎是不可能的。他確信，他的得救將在於戰爭最後幾個月他所採取的行動。戰爭快結束時，希特勒發出一道命令，斯佩爾大爲震驚。隨着盟軍攻入德國，希特勒下令炸燬敵軍沿途的一切設施——所有的工廠、橋樑。電廠、道路以及礦山，盟軍除征服一堆灰燼外將一無所得。希特勒告訴斯佩爾：“如果輸掉了戰爭，也就是輸掉了人民。沒有必要爲人民將來基本生存所需的基礎設施而擔心，相反的，摧毀這些東西更好。德意志民族已表現出他們的軟弱，未來將屬於更加堅強的東方民族。那些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民族，無論如何都將只是劣等民族。最優秀的民族已經失敗了。”在這道焦土命令上，希特勒最後地，也是全面地向斯佩爾展示了他的瘋狂本性。
戰爭真的是輸了，斯佩爾現實的頭腦已在考慮戰後德國的問題。他是工業家的兒子，如果國家的工業基礎被毀，他擔心會出現一個類似原始社會的漫漫長夜。不能執行希特勒的命令。他通過他的權力，下令藏起計劃用來炸燬鐵路和煤礦的炸藥。他把手槍發給工廠工人，讓他們保衛工廠。他設法向武裝部隊發出命令，不要摧毀鐵路和橋樑。同時，他懇請希特勒取消這項全國自殺的政策。到3月下旬，斯佩爾取得一些進展，他說服希特勒只毀掉那些從軍事考慮必須毀掉的設施。4月10日，斯佩爾寫了一個向德國人民反映嚴峻事態的講稿。講稿中提到，戰爭已失敗了，已經沒有後備部隊、沒有神奇武器能拯救他們；他們不應摧毀對國家重建至關重要的任何東西。斯佩爾暗自打算，等到適當時機就在電臺廣播這篇講稿。
可是，雖然所有的幻想都破滅了，他還是感到有一種最後見一次元首的強烈願望。他冒着盟軍的射擊和俄國炮兵的封鎖，乘坐一架蛾式偵察機進入圍困中的柏林，降落在勃蘭登堡塔附近。當俄國的炮彈猛擊他設計的帝國總理府時，他來到這座元首官哪。希特勒讓他一直等到凌晨三點。最後，在元首的私人寓所裡，斯佩爾做了告別會見。他頌揚希特勒留在柏林的決定。斯佩爾說，歷史強調的是最終的行動，元首在柏林的最後一幕將被視爲英雄壯舉。希特勒對斯佩爾的話沒有顯出任何興趣。希特勒用冷冷的目光審視斯佩爾，然後伸出一隻癟癟的手來握手，會見就結束了。對斯佩爾曾爲德國作出的貢獻，他沒有表示任何感謝；對斯佩爾的家人，他沒有表示任何祝福。他僅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說道：“那麼你要走了。好，再見。”
當斯佩爾乘飛機離開柏林時，他相信希特勒會很快死去，也許是自殺。他飛往第二個最有權勢的納粹分子希姆萊那裡。希姆萊躲藏在柏林北面大約六十英里的一家醫院裡。幾天後，斯佩爾得知希特勒死了。希特勒越過所有原先可能的繼承人，任命鄧尼茨爲繼任者。聽到元首死了的消息，斯佩爾哭了。他接着前往鄧尼濟建立臨時政府的所在地普隆。在那裡，這位海軍元帥任命斯佩爾做經濟和生產部部長。政府遷往弗倫堡，斯佩爾覺得自己是納粹德國悲劇性死亡場景的一名賭徒。在弗倫堡期間，他身邊保留着一架飛機，以便需要時飛往格陵蘭島。不過，5月24日盟軍佔領這座城市時，他被捕了。
直到最後，斯佩爾也沒能背棄希特勒。而且他也未找到適當的機會來向德國人民發表他那篇戰爭已失敗的勇敢演講。
下午三點，看守把斯佩爾帶到會客室，弗拉奇斯納已在那裡的鐵絲網後等着。斯佩爾慢慢地說着，教給他的律師一些辯護策略。比如，應該如何應付虐待勞工以及視察集中營的問題。在辯護中應該採用的口號是：當時未敢直言，現在表示悔悟。他有一個強有力的論點，弗拉奇斯納在辯護時應該不斷強調：斯佩爾是個勇敢反對希特勒及其殘暴命令的人，因爲他充分意識到其他人就是因不服從而遭槍決的。法官必須把他看成冒着生命危險拯救國家未來的人。此外他還有一段更加驚人的經歷要講。斯佩爾儘量放低聲音說，弗拉奇斯納是否知道斯佩爾曾一度想暗殺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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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牢區的那些人來說，新年元旦與往常沒有什麼區別。弗魯克醫生在做每天一次的探視時，裡賓特洛甫就纏着這位老內科醫生，問各種他不能回答的問題。檢方停止提出案件的證據還要多久？辯護什麼時候開始？他是否應當提出1939年他與蘇聯達成的秘密議定書？那是否會冒險使俄國法官反對他？弗魯克是否認爲他有一位好律師？裡賓特洛甫還問這位醫生，爲什麼他總覺得很累？弗魯克並不感到奇怪。這位失眠症患者從來沒有在深夜3點以前入睡過，而到6點又被吵醒。弗魯克給他用安眠藥，但裡賓特洛甫抱怨說安眠藥損害了他的思想。
裡賓特洛甫請求這位醫生告訴安德勒斯上校，他再次需要瑪格蕾特-布蘭克的幫助。他過去的秘書瑪格蕾特-布蘭克是一名重要證人，被關押在女性監獄裡。上個月，裡賓特洛甫提出需要布蘭克來記錄他的口述。怎麼能指望他自己用本子和鉛筆就把德國八年的外交政策寫出來呢？安德勒斯上校曾安排把瑪格蕾特-布蘭克帶到裡賓特洛甫亂七八糟的牢房裡，但僅幾個小時後，裡賓特洛甫不做任何解釋地突然把她趕走；現在他又需要她了。監獄工作人員給裡賓特洛甫起的綽號是“瘋子”。
弗魯克醫生起身離開時，裡賓特洛甫幾乎沒有注意到。他在忙着翻找牢房地上扔得到處都是的文件，希望能找到一些有用的東西，來證明他與斯大林簽署的秘密議定書。和蘇聯達成秘密議定書標誌着他一生輝煌的頂點，這是他在外交政策上能夠說服希特勒的少數幾次之一。1939年3月，與蘇聯締約的想法就已打動了裡賓特洛甫。當時他讀到斯大林的一篇講話，這位蘇聯獨裁者提出他不想爲資本主義火中取栗。裡賓特洛甫把這話理解爲是對英國和法國的一記耳光。他帶着納粹和人可能找到共同點這種不可思議的想法去找希特勒。不到五個月，震驚世界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訂了。德國和蘇聯就各自的勢力範圍達成一致，而斯大林實際上給希特勒入侵波蘭開了綠燈。
裡賓特洛甫本來可以輕鬆地成爲一名樂隊小提琴手。孩提時代他就表現出在音樂上很有前途。他本來可以成爲一個加拿大公民。十七歲時，他移民到加拿大去碰運氣，只是在1914年德國參戰後纔回國。他取得了軍官資格，後來向香檳酒鉅子的女兒安納莉斯-亨克爾求婚。他爲岳父家做推銷員。他具有掌握語言竅門的真正天才，這使他得益不淺，特別是在外國市場上幫了他的大忙。三十二歲時，他過繼給一位丈夫封爲爵士的姑媽。於是，老大不小的平民百姓約阿希姆-裡賓特洛甫變成了約阿希姆-馮-裡賓特洛甫。
他直到1932年才進入希特勒的權力軌道，那年他設法會見了這位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裡賓特洛甫作爲一個大國外交部長的資歷微不足道，他的正式學校教育在十六歲時就已結束。可是，在一場令人目眩的高攀名人以顯耀自己的表演中，他使希特勒相信他認識歐洲所有最重要的人物。戈林立刻就對這位自命不凡的傢伙表示厭惡。希特勒則堅持說裡賓特洛甫不可小覷，因爲他認識某某閣下和某某夫人。戈林回答說，這是真的，但不幸的是，他們全都瞭解裡賓特洛甫。
戈林已發現裡賓特洛甫是個野心大於才智的暴發戶。當戈林得知希特勒打算任命這位“香檳酒推銷商”爲一名高級外交官時，他催促希特勒派裡賓特洛甫去羅馬。任何納粹分子都可以在那個法西斯兄弟國中混下去。然而，希特勒反倒派裡賓特洛甫去了英國宮廷。在宴會上，裡賓特洛甫模仿希特勒的言詞和舉止，發表滔滔不絕但毫無吸引力的講話。不久，就傳出說法：德國駐英國大使是個粗俗而討厭的人物。
然而，輿論並不完全一致。在英國社會的一角，在納粹同情者、希特勒的崇拜者、反猶分子以及不惜一切代價爭取和平的人當中，裡賓特洛甫卻受到歡迎。傳聞報導說，裡賓特洛甫大使每天給沃利斯-辛普森送紅玫瑰。此人是國王的情婦和打算要娶的妻子，她將使愛德華八世斷送王位。謠言還說裡賓特洛甫與那個女人有染，而且支付給她報酬，要她影響國王而對德國有利。
在紐倫堡，從裡賓特洛甫牢房走過過道就是第十八號牢房，那裹住着一個不經意幫助裡賓特洛甫升任外交部長的人，他就是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當時他自己擔任着外交部長一職。諾伊拉特出席了霍斯巴赫會議，會上希特勒毫不掩飾地說明了他要發動戰爭的意圖。諾伊拉特深感恐懼，並把這種情緒說了出來。這以後，希特勒決定需要一個更加順從的人來主持外交部的工作，一個執行他的外交政策的外交差僕，而不是抵制他的外交政策的人。對於這個職位，堅賓特洛甫是最適合不過了。
在新的職位上，裡賓特洛甫以幹勁和雄心來代替能力和智慧。他每天工作十四個小時，而且把外交部的官僚機構從二千三百人擴大到一萬多人。裡賓特洛甫唯一創造性的成功的確就是締結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現在他渴望找出一份該條約秘密議定書條款的副本，以用來證明俄國人的奸詐和他們沒有資格判他爲戰犯。
裡賓特洛甫今天正要會見他的辯護律師弗里茲-索特博士，他但願索特已經找到了一個副本。他們在會客室見面，六英尺五英寸高的索特幾乎是俯視着他那矮瘦憔悴的委託人。索特爲納粹關於國家統一的諾言所吸引，在戰前加入了該黨，但是因爲他在法庭上爲猶太人和人辯護而被納粹拋棄。他是德國著名的辯護律師，瓦爾特-豐克和巴爾杜爾-馮-席拉赫也僱請了他。索特保持着與裡賓特洛甫平等的那種自尊自信。在探視期間，他帶着職業的冷淡，像在其他任何場合一樣對待裡賓特洛甫。他通知他的委託人，他沒能找到《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條款部分。
回到牢房後，裡賓特洛甫要求見執勤軍官。他想立即送個口信給安德勒斯上校：弗里茲-索特將不再是他的辯護律師。那天是元旦，索特竟然沒有祝他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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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日，工作人員返回法庭，在臉凍得紅紅的衛兵面前出示着證件。衛兵們在華氏九度的嚴寒中不住地跺腳。上午10點，傑弗裡-勞倫斯法官宣佈國際軍事法庭重新開庭。在威爾特郡他心愛的希爾農場裡與那些良種牛羣馬羣一起度過一個假期後，勞倫斯爵士臉色微紅，神采奕奕。在去年11月審判開始時，勞倫斯這個言談樸實、興趣平常的人曾被人們看成是平庸之輩。而現在，他的質樸被人們認爲是思維清晰、自我穩定、意志堅強而內斂的表現。他對起訴和辯護雙方都公正不阿已逐漸使被告們相信：第六OO號房間可能是實事求是的真正論壇，而不是絞刑前的休息室。
斯托裡上校開始再次陳述犯罪機構的案子。他搬出針對蓋世太保的證據，笨拙的做法把起訴弄得一團糟。斯托裡的想法是，在起訴中引證全部文件，越多越好，似乎紙張的重量本身就會使天平最終傾斜。他陷入了這一自己製造的沼澤，有時會重讀同一文件或者用五種不同的文件證明同一觀點。勞倫斯爵士越來越不耐煩，極力想使斯托裡走上正軌。斯托裡仍像司爐工加煤一樣在繼續堆積證據。當助手們看到他們的努力在一次軟弱無力的起訴陳述中流產時，他們開始把斯托裡叫作“紐倫堡屠夫”。
令法庭感到輕鬆的是，午餐以後一張新的臉孔走上了檢察官席。惠特尼-哈里斯上尉是個三十三歲的海軍軍官，又是位律師，電影明星般的英俊掩蓋了他那嚴肅的性格。哈里斯認真積極，很少在紐倫堡大飯店的公開場合出現。他在處理恩斯特-卡爾登勃魯納一案的工作中曾在法庭上露過面。那天審判決結束時，哈里斯陳述了“卡爾登勃魯納應負的第九項罪行”：就在向前推進的盟軍即將解放達豪和其他集中營中的犯人的前幾天，卡爾登勃魯納下令集體屠殺犯人。
第二天上午，約翰-哈倫-阿門取代了哈里斯站在檢察官席上。阿門因直接審問了下一個證人、黨衛軍的奧托-奧倫道夫將軍而引起了公衆的注意，不過，奧倫道夫出現在這個法庭上，完全是根據哈里斯的提議。爲了獲取針對卡爾登勃魯納的證據，哈里斯曾審訊過他。奧倫道夫年齡三十八歲，身材矮小，長得賊眉鼠眼，曾是從事情報、秘密行動和消滅猶太人的黨衛軍所屬的納粹安全處高級官員。哈里斯從例行的詢問開始審訊，問奧倫道夫的出生日期、出生地點和納粹安全處的任務。有個回答引起哈里斯的好奇。奧倫道夫說，除1941年他領導第四特別行動隊外，他都在納粹安全處服役。哈里斯知道特別行動隊的嗜殺名聲，突然提了一個問題：“你殺了多少人？”奧倫道夫如實的回答使哈里斯大吃一驚。
哈里斯接着問奧倫道夫，他是怎樣纔得到特別行動隊這項職務的？奧倫道夫解釋說，他曾在哥廷根大學和萊比錫大學受過經濟學和法律學的教育，而且還有一個法學學位。這是他首次執行安全處的經濟情報工作的合適背景。但是他抱怨在波蘭集體屠殺猶太人，因而惹惱了希姆萊。希姆萊認爲，奧倫道夫顯然是“受教育過多的產物”。出於別有用心的惡毒目的，他便委派奧倫道夫去領導第四特別行動隊。在他們談話時，哈里斯認定奧倫道夫這人不應僅爲卡爾登勃魯納的案子提供背景材料，他應該在檢察官席上陳述卡爾登勃魯納的案子時，讓奧倫道夫直接出庭做證。當阿門上校看到哈里斯的審訊副本時，他把奧倫道夫作爲自己訊問的對象。
證人奧倫道夫身穿起縐的灰色套裝走上證人席。阿門開始問一些例行的、單調無味的問題。他問，卡爾登勃魯納在中央安全局組織中的地位怎樣？奧倫道夫認識他的上司多久？他們的關係如何？接着，阿門突然提問，第四特別行動隊殺死了多少人？奧倫道夫回答：“在1941年6月到1942年6月的一年中，特別行動隊報告說殺死了九萬人。”阿門想知道，這個數字是否包括男子、女人和兒童？奧倫道夫做了肯定的答覆。阿門接着又問，是否僅以集體槍殺這種方式進行處決？奧倫道夫解釋說不是這樣。黨衛軍首領希姆萊注意到，槍決婦女和兒童使特別行動隊隊員，尤其是有家室的成員精神非常緊張。因此，從1942年起，婦女和兒童就在密封的悶罐車中用毒氣毒死。阿門問，殺死九萬人用了多少人？奧倫道夫說，他指揮的特別行動隊共有五百人。當奧倫道夫開始講到死難者身上的金銀珠寶是怎樣被剝下然後送往帝國財政部時，納粹帝國銀行總裁瓦爾特-豐克閉上了眼睛。
輪到辯護律師反質時，戴維-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認真地聽着。他以他的陷阱般的反質而出名。他對德國人仍然抓不到反質的要害而感到吃驚。卡爾登勃魯納的律師庫爾特-考夫曼不斷追問奧倫道夫，盡力想使他承認卡爾登勃魯納無權給集中營發佈命令。這些命令難道不是繞過卡爾登勃魯納，直接由希姆萊下達給蓋世太保的頭目海因裡希-穆勒的嗎？奧倫道夫答覆說，卡爾登勃魯納是指揮系統中直接負責的一環，卡爾登勃魯納是穆勒的上級，因而他可以轉達希姆萊的命令，也能向穆勒發出自己的命令。馬克斯韋爾一法伊夫爵士知道，考夫曼已犯了一個反質中的典型錯誤：他提出了一個他都不知道答案的問題。
下一個辯方的訊問人是埃貢-庫博肖克，他在這一天代替斯佩爾的辯護律師弗里茲-索特發問。庫博肖克問道，鑑於奧倫道夫認爲自己主要是位情報官員，那他是否知道阿爾貝特-斯佩爾已採取行動抵制希特勒的焦土命令。奧倫道夫答覆說他知道。庫博肖克又問，奧倫道夫是否進一步知道，斯佩爾在戰爭快結束時曾企圖把希姆萊交給盟軍？奧倫道夫一直毫無表情的臉上這時顯出興趣。他回答說，他從未聽說過這件事。庫博肖克繼續問，奧倫道夫是否知道“七-二O”事件的策劃者們曾要求斯佩爾參加他們的政府？奧倫道夫承認他的確知道此事。最後庫博肖克問這位證人，他是否知道斯佩爾在戰爭快結束時曾企圖刺殺希特勒？法庭內出現了一陣騷動的嗡嗡聲。戈林轉過頭去盯着斯佩爾。奧倫道夫懷疑地說，他不知道，他從未聽說過這件事。
斯佩爾在被告席中聽着，感到很滿意。庫博肖克不如索特老練，不過，斯佩爾設計的辯護策略的種子已經播下。
勞倫斯法官宣佈暫時休庭。戈林立即爬過座椅，把頭伸向一旁的斯佩爾。戈林對斯佩爾喊道，他竟敢破壞他們對付起訴的統一戰線？什麼統一戰線？斯佩爾一邊回答，一邊轉開身去。這時看守把戈林拉回到他的座位上。
法庭重新開庭對，一個未被問及的問題索繞在人們心頭。意想不到的是，這個問題由一名六十四歲的辯護律師路德維希-巴貝爾提出。巴貝爾擔負着爲黨衛軍辯護的艱鉅任務。奧倫道夫冷靜的陳述使巴貝爾感到震驚，因而他不得不問：“你對這些命令的性質沒有任何猶豫嗎？澳倫道夫回答說：“不，當然有。”那麼他又爲什麼要執行這些命令呢？奧倫道夫對這一問題似乎感到很奇怪。他回答說：“因爲一個下級不服從國家領袖下達的命令，對我來說是不可思議的。”巴貝爾用眼睛盯住證人一會兒，然後一言不發地坐回到座位上。
弗朗西斯-比德爾曾看到一個名字不時出現，就把那個名字寫在他現在手中的文件扉頁上。“他是準產那人就是阿道夫-艾克曼。這天下午，比德爾的好奇心終於得到滿足。一位名叫史密斯-布魯克哈特的美國檢察官開始訊問下一個證人，奧托-奧倫道夫的黨衛軍同事迪特爾-威斯利森尼。布魯克哈特從威斯利森尼那裡問出，1942年8月他曾去見過河道夫-艾克曼。艾克曼是中央安全局負責處理猶太人事務的IVA部門的主管人。威斯利森尼對艾克曼說，他正受到斯洛伐克官方的壓力，要求瞭解他們送到波蘭的一萬七千名猶太人的下落。斯洛伐克人想去探望，看看那些猶太人過得怎樣。艾克曼最後承認，要探望是不可能的。威斯利森尼想知道爲什麼不可能。艾克曼解釋說，滅絕猶太人是官方的政策，是元首下達給希姆萊，然後再傳達到中央安全局的政策。威斯利森尼不相信，要求給他壽命令。他證實說，艾克曼從保險櫃裡拿出一份文件給他看。威斯利森尼說，這是他第一次聽說“最後解決”猶太人的事。
史密斯-布魯克哈特把問題轉到卡爾登勃魯納身上，他注意到，“最後解決”開始之初，卡爾登勃普納還不是中央安全局的頭目。因此，他問威斯利森尼，卡爾登勃魯納上任後，在滅絕政策上有沒有變化？證人回答說：“沒有任何放寬或其他什麼變化。——卡爾登勃魯納親B瞭解他們那些執行“最終解決”的下屬嗎？威斯利森尼說，那是毫無疑問的。卡爾登勃魯納和艾克曼是來自奧地利的同鄉。卡爾登勃魯納的父親曾是艾克曼父親經營的電氣公司的律師，兩人的孩子在一起上學。威斯利森尼記得，每當卡爾登劾魯納把中央安全局的工作人員召到柏林時，他總是格外熱烈地問候艾克曼，並詢問他妻子孩子的情況。
下午晚些時候，布魯克哈特提出最後一個問題；““艾克曼那時對被殺猶太人的數目說了些什麼嗎？”
威斯利森尼回答說：“他說他將笑着走進墳墓，因爲因五百萬人而感到內疚將給他以特殊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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