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家，指農戶。田家，從事農業的人家。先秦時期反映農業生產和農民思想的學術流派。主張勸耕桑，以足衣食。又稱“農家流。”《漢書?藝文志》列爲“九流”之一。出處五代顏仁鬱《農家》詩：“時人不識農家苦，將謂田中谷自生。”宋陸游《嶽池農家》詩：“春深農家耕未足，原頭叱叱兩黃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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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行（約公元前390-前315年），與孟子是同時代人，其事蹟和主張見於《孟子?滕文公上》。他依託遠古神農氏之言來宣傳其主張，是戰國時代農家的代表人物。從孟子罵他是‘南蠻舌之人‘和‘自楚之滕‘看來，1他應是楚國人。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許行考》中認爲，許行即是墨家禽滑的弟子許犯，而楊伯俊《孟子譯註》則認爲錢說並無確鑿證據。《漢書?藝文志》有《神農》二十篇，當是許行的著作，可惜早已失傳。關於農家的記載，見於《呂氏春秋》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和《愛類》等篇，以及《淮南子?齊俗訓》。農家在戰國時地出現不是偶然的。春秋戰國的社會大變革使階級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動，以至於反映勞動者利益的思想學說，在當時也能有存在的條件，墨子、楊朱和許行正是勞動者的思想代表。但是，由於他們所代表的階級與階層各不一樣，因此其思想又各有差異。墨家是小手工業者的思想代表。楊朱學派代表小土地私有者的利益，而以許行爲代表的農家，則是下層農民的代言人。許行有弟子幾十人，他們生活極爲簡樸，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編席子爲生。他們沒有土地，過着流浪的生活。他們從楚國來到滕國，不是追求高官厚祿，而是希望得到一塊土地、一間房子，以便定居下來從事耕種。許行的主張在當時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以至使儒家的門徒陳相及其弟陳辛也拋棄儒家而拜許行爲師。從孟子對許行的大肆攻擊也可以看出。許行代表着當時一股相當大的社會勢力，所以引起孟子的如此重視。
農家，是先秦在經濟生活中注重農業生產的學派。呂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學術概論》中，把農家分爲兩派：一是言種樹之事；二是關涉政治。《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農家列爲九流之一。並稱：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所重民食‘也正是農家的特點，尊神農氏。農家學派主張推行耕戰政策，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研究農業生產問題。農家對農業生產技術經驗之總結與其樸素辯證法思想，可見於《管子?地員》、《呂氏春秋》、《荀子》。
戰國時，農家代表人物有許行。許行，楚國人，無著作留傳，生平事蹟可見於《孟子》一書。生卒年不可考，約與孟子同時代。當時隨行學生幾十人，頗有影響，儒家門徒陳相、陳辛兄弟二人棄儒學農，投入許行門下。《孟子?滕文公上》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陳相有一天去拜訪孟子，轉述許行的話，說：“……賢人治國應該和老百姓一道耕種而食，一道親自做飯。”），鼓吹“賢者與民並耕而食”是許行兩點主張之一。還有便是提出“市賈不二”的價格論，這一主張的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礎上，提倡人人平等勞動、物物等量交換，以實現其改革思想。
由稷下學者們集體編撰的《管子》一書包含各家的思想學說，一般認爲，其中《地員》一篇就是農家的著作，而《牧民》《權修》《五輔》《八觀》等篇重點記述了農家思想。由於當時的平民絕大多數都從事農耕，所以“重農”就是“重民”，重農傾向必然會發展爲民本思想。《管子》中有關農家的內容着重體現着農家的民本主義思想，成爲農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環。01.順民心，忠愛民農家看到，民心是不可違背的，“順民心”是一切統治的基礎，賢明的統治者能夠順應民心，以民心向背作爲自己行爲的指針。《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由此可見，農家通過“民心”這個概念，初步感覺到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比儒家的民本主義還要進了一步。“忠愛民”是統治天下的基本方式，農家看到從事耕種的農民的辛苦，要求統治者要體恤百姓疾苦，不可巧取豪奪。《管子?權修篇》提出“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統治者要約束自己的行爲，不可巧取豪奪，不能對百姓剝削太重，也就是要減輕賦稅，輕徭薄役；同時要注意節約，不能窮奢極欲。這裡雖然已經改變了許行的人人平等勞動的主張，但這樣的改變無疑是統治者更易接受的。02.修飢謹，救災荒在《管子》一書中，農家還非常關注農業災害問題，提出“修飢謹，救災荒”。農家將水災、旱災、風霧雪霜、疾病、蟲災合稱爲“五害”，認爲“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產的重大災害，因此，一個賢明的統治者要想鞏固自己的統治，當務之急在於掃除“五害”，只有解決了這些災害問題，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纔會服從統治。在《管子》的作者看來，水災是最危險的自然災害，尤應引起統治者的重視。這樣，災害意識就成爲農家民本主義的重要構成部分。03.農本商末“農本商末”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項基本國策，也是得到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先秦農家力主“農本商末”，推動統治者確立這項基本國策，並促進社會認同這一價值觀念。農家認定，農業是一切財富的基礎和來源，一個國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須大力發展農業。而商業則是破壞和損耗社會財富的根源。商人不會創造財富，只不過是拿別人的產品，買賤賣貴，從中漁利，同時，商人還要吃飯和穿衣，要大量消費農民生產的糧食和布帛。不僅如此，農民勞動多而收穫少，商人卻付出少而收穫多，這種反差和對比會造成農業勞動力的流失。首先，農業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國家以百姓爲根，百姓以谷爲命。如果百姓無谷，國家就會失去根基，因此，必須將發展農業生產擺在重要的位置。而珠、玉、金、銀之類既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衣穿，對於處於飢寒之中的百姓來說毫無價值。其次，農家認爲，強大的軍隊是國家穩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時期，對軍隊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軍糧和穩定的兵源，而這兩項都需要通過發展農業來提供。再次，農家認爲，農業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證。勸民務農，會使百姓民風淳樸，也就容易供統治者利用和役使；勸民務農還會使百姓舉止持重，減少結黨營私、圖謀造反的機會，將老百姓束縛在土地上，防止他們隨意遷徙，從而保證政令的推行，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農家主張重農抑商，並不是否定工商活動存在的價值，而是要求從國家意志的高度來縮小和控制工商活動的範圍，使其不會成爲農事活動的障礙。在包羅萬象的雜家著作《呂氏春秋》中，也有不少闡述農家思想和農業技術的篇章。其中，作者提出了統一度量衡，以避免商業投機行爲。具體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兩個月，由國家統一組織人力劃齊度量單位，統一衡稱，平整量器，修正溉具。這也開了秦朝“車同軌、書同文”的先河，與許行的主張相比又是一個進步。
農家著作有《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七篇，《尹都尉》十七篇，《趙氏》十七篇等等，均已佚。農家沒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來，他們的思想和活動散見在諸子的著述中，雖星星點點但仍然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