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羅家倫的《國父年譜初稿》，孫中山在北京病危(1925年2月），西醫束手，他的家屬和從人推李石曾專赴天津找回胡適，由胡適勸說先生試服中醫所開藥劑。雖然最終無效，這事卻表明晚年孫中山對胡適頗爲尊重。或許因此緣故，胡適一再作文，借批評孫中山“知難行易”論，反對國民黨當局假說人權以掩飾思想專制，起初還能得到蔣政府的容忍。
無論如何，在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統治下，能聽到不同意見，能存在反對的聲音，還是很了不起的。
然而，當胡適的“我們什麼時候纔可有憲法”一文，追述歷史證明孫中山《建國大綱宣言》的錯誤及“惡影響”，蔣介石們便難以忍受了。胡適說：“自從‘ 民國’二年以來，那一年不是在軍政時期？‘臨時約法’何嘗行過。‘天壇憲法草案’以至曹錕時代的憲法，又何嘗行過。”“故十幾年政治失敗，不是驟行憲法之過，乃是始終不曾實行憲法之過，不是不經軍政、訓政兩時期而遽行憲法，乃是始終不曾脫離撥亂時期之過也。”胡適的結論是：“我們不信無憲法可以訓政；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政。我們深信只有實行憲政的政府才配訓政。”
對於國民黨政府的訓政，當時還有來自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批判，要比胡適和新月派猛烈得多，如瞿秋白就將蔣介石連同孫中山的訓政論徹底否定。比較起來，胡適的批評，無非說訓政缺乏合法性。而所謂“無憲法的訓政只是專政”，並沒有擊中國民黨“獨裁”的要害。因爲孫中山晚年改組國民黨，本來是在蘇聯派來的鮑羅廷策劃下進行的。此人在孫中山死後，仍做國民黨政府高等顧問，直到國民黨寧漢合流之前被武漢的汪精衛當局解聘。已在近四年任內使國民黨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各派，習聞列寧、斯大林的政黨學說，已將“一黨獨治”視作天經地義，所以對胡適批評他們“專政”，並不在乎。
他們在乎的胡適批評有兩點。一是說他們既然承認訓政需要“法治基礎”，卻連起碼的“約法”都未制定。二是指責他們剛頒佈“保障人權”法令，卻旋即從國民黨政府主.席到省市黨部頭目便隨意破壞。由於胡適的輿論領袖地位和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的影響力，而他又與已被宣佈爲“反革命”的中共地下黨.領.導人及其左派同路人不同。被視爲敵人的人的反對，是順理成章的事，而胡適是不同的，至少屬於中間勢力，這讓國民黨政府如何受得了，顯然也更可怕。因而蔣介石們對胡適們的批評，猶如芒刺在背，已無法容忍。
當時上海、青島、天津、北平、江蘇、南京等幾個省市的黨部，呈請政府“嚴予懲辦”；國民黨中央常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行政院，層層公文訓令，最後由教育部出面警告中國公學和胡適。
教育部的部令中引了六件公文，有的說：查胡適近年以來刊發言論，每多悖謬，如刊載《新月》雜誌之《人權與約法》、《知難行亦不易》、《我們什麼時候纔可有憲法》等等，大都陳腐荒怪，而往往語侵個人，任情指謫，足以引起人民對於政府惡感或輕視之影響。……胡適殊不能使之再長中國公學。而爲糾繩學者發言計，又不能不予以相當之懲處。
隨即，國民黨中常會又制定了一個《各級學校教職員研究黨義暫行條例》，通令全國各級學校教職員學習黨義，並規定“平均每日至少須有半小時之自修研究”。這便是因胡適“人權”案而引起的，國民黨最先創造的“天天讀”。
胡適也不示弱，隨即將“部令”退回教育部長蔣夢麟，並致函這位部長先生：“這件事完全是我胡適個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與中國公學何干？你爲什麼‘令中國公學’？該令殊屬不合，故將原件退還。”
信中還說：“若雲 ‘誤解黨義’，則應指出誤在哪一點；若雲‘語侵個人’，則應指出我的文字得罪了什麼人。貴部下次來文，千萬明白指示。若下次來文仍是這樣含糊籠統，則不得謂爲‘警告’，更不得謂爲‘糾正’，我只好依舊退還貴部。”
最精彩的是，胡適接到教育部上述訓令之後，特別將令文中的錯誤一處，別字二處，標出改正：“又該令所引文件中有別字二處，又誤稱我爲‘國立學校之校長’（引注：中國公學爲私立高校）一處，皆應校改。”
蔣夢麟與胡適私誼甚篤，這回“奉令警告”胡適，無疑被迫充當蔣主.席中正的出頭椽子，也無疑搜腸刮肚，想出“訓令中國公學”的方案，並以附送 “公文 ”，暗示訓令來頭，希望老友知趣閉口。豈料胡適反而公事公辦，彰顯他不屈從權勢而恪守信念的品格。不消說胡適很懂得訴諸輿論，將此事捅給報界，頓時鬧得沸沸揚揚，反而使蔣介石們假說人權行真專制的面目，在他們極力爭取的文化精英中間，也暴露無遺。
看來蔣介石們很會製造奇文。在南京教育部“奉令警告”胡適的同時，國民黨中常委、中宣部長葉楚傖，爲雙十節作文《由黨的力行挽回風氣》。此文劈頭便稱“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隨即數落“眼前”從政治道德、民族氣節到社會風尚的環境種種“不幸”，都是從清朝皇帝以來上下中外各種勢力造成的。胡適敏感地察覺，“今日我們不能避免的新舊文化問題”，已被國民黨權力者提出來了：“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國真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 ’，那麼，我們還做什麼新文化運動呢？我們何不老老實實地提倡復古呢？”
於是胡適決定站出來迴應了，在葉楚傖奇文滿天飛的一個半月後，刊出長篇駁論《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文章言道：“‘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
“今年雙十節，我在杭州車站買了一張杭州報紙的雙十節號，忽然看見這樣一句大膽的話。我嚇了一大跳，連忙揩揩眼鏡，仔細研讀，原來是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先生的大文，題目是‘由黨的力行來挽回風氣’。
“葉部長說：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自從覺羅皇帝、袁皇帝、馮爵帥、徐閣老，以及文武百官，衣鉢相傳，掘下個大坑，政治道德掃地無遺。洋大人，外交人才，買辦，跑街，以及西崽，也掘下個大坑，民族氣節又掃地無遺。張獻忠、白蓮教、紅燈罩、共產黨，——這一套；保皇黨、研究系、同善社、性慾叢書，——這又一套；大家在那裡炫奇鬥勝，分頭並作，一坑又一坑，將社會風尚又攪個落花流水。這樣一個不幸的環境擺佈在眼前，任你是誰，偶一不慎，便會失足滅頂。……
“我看完了這一篇文章，心裡很有點感觸。這一個月以來，我時時想到葉楚傖先生的話，時時問自己：‘覺羅皇帝’以前的中國，是不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
“這個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爲這是今日我們不能避免的一個新舊文化問題的重要之點。如果三百年前的中國真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那麼我們還做什麼新文化運動呢？我們何不老老實實地提倡復古呢？黃金世界既然在三百年前，我們只須努力回到覺羅皇帝以前的“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就是了。
“不幸葉部長的名論終不能叫我們心服。葉部長做了幾年的大事業，似乎把中國歷史忘記了。葉部長似乎忘了女子纏足已有一千年的歷史，全國士子做八股也有五六百年的歷史，張獻忠之前也曾有過魏忠賢，魏忠賢之前有過劉瑾，劉瑾也曾有過仇士良，有過十常侍。葉部長又似乎忘了白蓮教之前也曾有過提倡燒指焚身的佛教，也曾有過最下流的拜生殖器的各種中古宗教。葉部長似乎又忘了張競生博士以前也曾有過提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的禮教和無數無數血淚築成的貞節牌坊。葉部長又似乎忘了洋大人和外交人才以前也曾有過五胡之亂和金元的征服。
“然而，葉部長正式宣傳道，三百年前的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
“我們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不能不宣告葉部長在思想上是一個反動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動的思想。
“我們看了葉部長的言論以後，不能不進一步質問：葉部長所代表的反動思想究竟有幾分可以代表國民黨？國民黨時時打起“除封建勢力，打倒封建思想”的旗幟，何以國民黨中的重要人物會發表這樣擁護傳統文化的反動思想呢？究竟國民黨對於這個新舊文化的問題抱什麼態度呢？在近年有新文化運動史上國民黨佔什麼地位呢？
“要解答這幾個問題，我們不能不先看國民黨當國以來實地設施的事實。我們可以舉幾組的事實做例……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至於輿論呢？我們花了錢買報紙看，卻不準看一點確實的新聞，不準讀一點負責任的評論。一個負責任的學者說幾句負責任的話，討論一箇中國國民應該討論的問題，便惹起五六個省市黨部出來呈請政府通緝他，革掉他的校長，嚴辦他，剝奪他的公權！然而蔣介石先生在北平演說，葉楚傖先生在南京演說，都說：上海的各大報怎麼沒有論說呢！
“所以，在思想自由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國民黨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再舉文化問題本身做個例。新文化運動根本意義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適宜於現代的環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但國民黨至今還在那裡高唱“抵制文化侵略”！還在那裡高談“王道”和“精神文明”！還在那裡提倡“國術”和“打擂臺”！祀孔廢止了，但兩個軍人（魯滌平、何鍵）的一道電報便可以叫國民政府馬上恢復孔子紀念日。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現在對我們宣傳“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但葉部長還把這個黃金世界放在覺羅皇帝以前，去年何鍵先生便進一步，說現在的思想紊亂和道德墮落都是“陳匪獨秀和胡適”兩個人的罪惡了！我們等着吧，“回到黃金世界”的喊聲大概不久就會起來了！
“所以在這對文化問題的態度上，我們也不能不說國民黨是反動的。
“以上不過列舉三例來說明，至少從新文化運動的立場看來，國民黨是反動的。
“這些事實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國民黨對於新文化運動的態度，都有歷史的背景和理論的根據。根本上國民黨的運動是一種極端的民族主義運動，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質，便含有維護傳統文化的成分，因爲國民黨本身含有這種保守性，故起來了一些保守的理論。這種理論便是後來當國時種種反動行爲和運動思想的根據了……
“現在國民黨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爲政治上的設施不能滿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卻是因爲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前進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國民黨油幹燈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