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北京大學，簡稱“北大”，是國家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位列“雙一流”、“211工程”、“985工程”，入選“學位授權自主審覈單位”、“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基礎學科招生改革試點”、“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高等學校學科創新引智計劃”，爲九校聯盟、鬆聯盟、中國大學校長聯誼會、京港大學聯盟、亞洲大學聯盟、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國際研究型大學聯盟、環太平洋大學聯盟、全球大學校長論壇、21世紀學術聯盟、東亞四大學論壇、國際公立大學論壇、中俄綜合性大學聯盟成員。
北大擁有31個國家級研究機構、93個省部級研究機構和19個校地校企共建機構。
北有清華北大，南有復旦交大，在當下中國，一個考生能考上北大，雖然比不上古時候中狀元，但肯定不比中舉差。
在回顧蔡元培任校長之前的北京大學的歷史，不能不談到二個人，其一是何燏時，其二是胡仁源。
何燏時（1878年－1961年），字燮侯，浙江省諸暨縣人。
1898年清政府選派學生留日，何燏時以優異成績入選。到日本後，他先進預備學校學日語，1899年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學習，1902年考進東京帝國大學工科採礦冶金系，1905年7月從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獲工科學士學位。他是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正規大學畢業第一人。
1906年春，何燏時自日本回國，任浙江省礦務局技正，同年冬調北京任學部專門司主事兼京師大學堂教習。1907年他奉命到日本考察大學制度，籌劃圖書設備及建築事宜，歷時數月，返國後就任京師大學堂工科監督（即工學院院長），兼新校舍建築主任。
他性格剛毅，行事果決，一掃舊日官場拖沓之風，在其主持下，1909年建成京師大學堂德勝門外新校舍，1910年2月京師大學堂正式成立經、法政、文、格致（理科）、工、農、商等7科，由此初具大學規模。
1913年秋天，教育部爲減省經費，幾次要停辦北京大學，欲將之併入天津北洋大學，遭到何燏時及全校師生反對。
何爲此給大總統呈文，曰:“辦理不善，可以改良；經費之虛糜，可以裁節；學生程度不齊一，可以力加整頓，而唯此一國立大學之機關，實不要遽行停止。”
由於何燏時和全校師生的堅決反對與社會輿論的壓力，當局準備裁併北大的企圖被打消。雖然不久，他因與當時的教育總長髮生齟齬，並不滿袁世凱獨裁而辭職。
何燏時任職京師大學堂和出掌北大時，正值北大逐步走向正規大學的關鍵時期，學科的設置，校舍的興建，經費的籌集，風紀的整頓，學制的改革，學校的保全，“何皆與有力焉”。他且又以校長之力，延攬許多人才到北大任教。據沈尹默回憶，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及他自己，皆由何延攬入北大。
這是個極有民族氣節的人，1932年僞滿政府成立，其舊友鄭孝胥、羅振玉欲推舉其出任僞教育部長，爲他堅決拒絕。
抗日戰爭時期他因積極抗日，被推舉爲浙東遊擊區人民代表，兩次參加浙東各界人民代表會議；1945年1月，在浙東敵後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當選爲參議會副議長。
新中國成立後，何燏時歷任中.央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政.協浙江省.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等職。
胡仁源（1883－1942）字次珊，號仲毅，浙江吳興人。
光緒二十八年（1902）舉人。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南洋公學特班，後留學日本，畢業於仙台第二高等學校。此後留學英國學習造船，畢業於推爾蒙大學。
回國後歷任江南造船廠總工程師、京師大學堂教員、北京大學預科學長、工科學長，北京大學代理校長、校長。
離開北京大學之後， 曾任賈德耀內閣教育部總長，後於1926年3月接替茅以升擔任唐山交通大學（今西南交通大學）校長，卸任後任浙江大學工學院教授。此外，他還編寫了《中等應用力學》《機械工學教科書》，翻譯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蕭伯納的《聖女貞德》。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農業科學院原院長盧良恕就是胡仁源先生的外孫。
1913年11月，胡仁源(1883—1942)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後正式擔任校長。胡仁源本人科舉及第後，曾進北大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學習，隨後留學日、德等國。一般認爲胡仁源的教育思想較爲守舊。他在北京大學校長任上所聘請的一些教授，多系清末遺老和士大夫，如辜鴻銘、劉師培、姚仲實、陳石遺、黃季剛等人。
1917年入讀北大，後曾任民國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的羅家倫有一段評價：“等到辛亥革命以後，稱爲國立北京大學，最初一些做過初期校長的人，對於這個學校，也沒有什麼改革，到了袁世凱時代，由胡仁源代理校長，胡仁源爲人，一切都是不足道，但是聽說當時不曾列名於籌安會，上勸進表，倒也算是庸中佼佼者。”
也就是說，羅家倫對蔡元培入主北大前的幾任校長都評價很一般，只對胡仁源拒絕擁戴袁世凱稱帝一事很爲稱道。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凱策動軍閥官僚和御用文人們拼湊各種各樣的請願團體，上書國會要求改變國體，擁戴他當皇帝。北京大學校長鬍仁源和教授也成爲他竭力拉攏和收買的對象。他先封胡仁源爲“中大夫”，又授給北大一些教授四等、五等“嘉禾章”。接着他的兒子袁克定“就使人說仁源率大學諸教授勸進”，但遭到胡仁源和北大教授們的嚴詞拒絕。
“仁源本諸教授之意持不可，謝使者。大學遂獨未從賊。”面對權勢不爲所動，堅守道義，體現了胡仁源的風格氣節。
胡仁源對北大也進行了一些整頓工作和一系列規劃，對本科和預科分別進行調整充實，陸續引進了一批國外留學歸來的中青年學者來校任教，尤其在1913—1915年，陸續聘任了一批留日歸國、傾向革新的章太炎弟子，如馬裕藻、朱希祖、黃侃、沈兼士、馬敘倫等人到北大文科任教。這些學者注重考據訓詁，以治學嚴謹見稱，這種學風以後逐漸成爲北大文史科教學與科研中的主流。
1915年11月，胡仁源根據蔡元培主持定製的《大學令》，設北大首屆評議會，聘請陳介石、辜鴻銘、馮祖荀、俞同奎、陶孟和等爲評議員，議決校政“大事”。胡仁源的此制度與後來蔡元培改革時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有異曲同工之妙，而胡仁源是將此制度付諸實踐的第一人。
“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北大“紅樓”，就始建於1916年6月胡仁源校長在任期間。
但是，這樣一所偉大的學校，一個國家的最高學府，在1916年底，蔡元培到任之前，卻遠非後來那個享譽學界乃至全中國的最高思想和學術的殿堂，而更像一個藏污納垢之所。
儘管這時已經是民國五年了，但北大校園還遠遠不像一個現代大學，甚至不像一個學術機構，很多方面更像是一個衙門，仍保留着前清京師大學堂的規矩。校工見了學校裡的“大學生”要稱“老爺”，而校工的身份則是“聽差”。學生有事找校長，要像下級對待上級官長那樣寫“呈文”，而校長則把自己的“手諭”寫在布告牌上。
學生的來源，多是官僚或富家子弟，來這裡就讀，不是爲了求學問，而是當做“鍍金”，爲將來在政府裡謀取官位積累資本。上課之餘，這些學生帶着聽差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以至於在民國初年，北京地面上流行着“兩院一堂”之說。說的是，出入於當時北京著名的紅燈區“八大胡同”妓院中的，多是參衆兩院的議員，再就是來自京師大學堂的“學生老爺”。
多數友人是不贊成蔡元培到北大當校長的，怕因“北大腐敗，頹風難挽，整頓不成，徒毀名譽”。但也有少數人主張，“不妨前往一試，即令失敗，亦已盡力”。
蔡元培既是應召而回，總不能忘難而卻步，因此，後一種意見還是很合他的心意。一定能把北大搞好嗎？蔡元培當然沒有十足的把握，但總得做過了才能知道，至於“徒毀名譽”之說，他是置之度外的。
如他自己在和範源濂、沈步洲反覆研商後所說：“北京大學雖聲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嘗不可一試，故允爲擔任。”
他在此時寫給汪精衛的信中，也表明了自己的心跡：“在弟觀察，吾人苟切實從教育入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爲安。而在國外所經營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國內之切實。弟之所以遲遲不進京，欲不任大學校長，而卒於任之者，亦以此。”
原來這位篤信“教育救國”的理想主義者，所以在猶豫是不是就任北大校長，考慮的不是“徒毀名譽”，而是不想因爲做官而有誤於教育事業。
1917年1月4日，嚴冬的北京，北京大學的大門口，校工們列好了隊站在道上靜靜等着。過來了一輛馬車停在大門口，門簾掀開後，下來了一個戴眼鏡的瘦瘦的儒雅中年人，沉靜地走到了大家面前。
這就是他們的新校長蔡元培。
校工們馬上齊刷刷地鞠躬致敬。誰也沒想到，這位校長大人馬上也脫下頭上的禮帽，鄭重地向校工們深深地回鞠一躬。這突如其來的動作，簡直讓大家又是錯愕，又是受寵若驚。
如前所說，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本身充滿了官氣，而且官本位的劣習一樣不拉。也難怪校工們對校長這個大學衙門裡“最大的官”給他們這些聽差回禮要感到錯愕了。
此後蔡元培每天出入校門，當校衛向他行禮時，他照樣脫帽鞠躬。
這一“脫帽鞠躬”的尋常舉動，給北大帶來的卻是強勁的震撼，如陣陣春風，在北大的校園盪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