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前說了，越南這地方的國土，是與東南亞政局變化有關係的，可以說，是國際合作的演進結果。
其國土狹長，卻是霸佔了南半島的出海口，可以說都是最最肥美的地盤。
這裡面自然有其道理，大概是其本土由於地理間隔，雖然本質也屬於國人的後代，但那是打秦國時代跑路過去的秦國將軍的後人了。
當然，可以說，這也是南越國可以欺負周圍土著的緣故了，畢竟人家還是部落時代，你有了字，有了法立國，這裡面的差距太大了。
字到底意味着什麼？
字可不是什麼沒用的詩詞歌賦，驕奢淫逸，而是徹頭徹尾的軍事用途的產物，一支部隊如果可以做到大量人員識字，意味着可以操作各種先進武器，命令的傳達更加精準而確定，對於情報和資料的把握更加確認，以及對於敵人的各種計策也算計的很好。
當然了，我“大送”我“大明”我“大清”是另一個故事了。
大明末年，有這樣怪的事情。
依靠海洋貿易，本國得到了海量的南美白銀，徹底走出了宋代曾經經歷的錢荒情況，實際這錢荒根本是謊言，其本質在於對於商稅難以控制在手，僅有的明白人嘉靖想着振作一下收稅，可以東林黨爲首的道德官們本身是不收商稅的受益人，他們背後的大商家們，從不習慣創造創新，看到了什麼產業，直接殺人滅戶奪取過來是。
他們面對長老們，也是絲毫不軟弱，直接是開出價碼，要求將什麼鋼廠，鐵路這樣的長老的產業賣過來，無非是分給主持人一點閒錢嘛。
這種情況其實是受制於大明朝的政治情況。
在最開始，朱棣們搬遷到帝都去，所謂天子守國門，一開始只不過是當做陪都來做，但後來的小皇帝，長於深宮婦人之手，哪裡有能力跑那麼遠。
於是，漸漸失去了對江南的控制力後，他們發現，越來越難以從江南得到金錢支撐國家發展了。
這一點很簡單，對於一個稅吏來說，自己的那點工資簡直九牛一毛，但如果可以討到某位大商人的歡心，幫他免除稅務，哪怕是應收稅款的十分之一分給自己，那也是一筆可怕的鉅款啊。
這種博弈論的遊戲，玩到大明末世，已經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產業鏈，對於面下發的錢，以及下面繳的稅款，什麼職位的人撈多少，已經是約定俗成，斷然不會出現質彬彬的官員爲了那麼一點阿堵物而吵架吵的面紅耳赤的情況了。
哪怕是洛陽城被圍了，需要招募窮鬼守城，但窮鬼嘛，何不安安做餓殍，爲什麼不安靜的在家裡等死呢，爲什麼要反抗，一點也不優雅，對於這些賣命錢，自然是要下下開始不斷收錢的。
這是政治結構決定的，從一開始，大明的官的利益，沒有和大明朝捆綁在一起。
這一點，起後世的八旗們，還能爲了自己的鐵桿高粱稍微拼拼命，是大大不同的。
別的不說，當帝國需要報效的時候，爲了得到特權專賣權，哪怕帝都都被八國聯軍打下來了，一家家被勒令成千萬的繳納，奉獻的少了，那是打地方官的臉，父母官一發怒，小商人抖三抖啊，於是全國商賈又貢獻了幾千萬兩。
其十三行行商貢獻了三百萬兩，鹽商貢獻了五百萬兩，絲商、瓷商以及其他各行各業的商人報效加起來，廣東拿出了一千萬兩；其他富庶地方，如包括鹽商在內的徽商拿出了一千兩百萬兩，山西晉商拿出了一千五百萬兩，全天下商人在這一波政治壓迫式的募捐，竟然提供了兩億兩銀子。
這也是八旗制度先進性吧。
其實也很簡單，起明末的內部天災，外部的消費市場萎靡，我大清趕了好時候，日本、西方流入國的白銀數量到底多少沒人知道，但基本都是以億兩位單位，較爲保守的數字是六億兩，其明代流入兩億兩，滿清前期流入四億兩，道光之後鴉片流入，纔開始白銀外流了。
光是滿清時代流入的這四億兩銀子，大大豐富了國的白銀儲備，國沒有完善的資本市場，這些錢絕大多數都在一個個官員、權貴和富商手，小部分在地主豪族手，普通老百姓手裡往往沒有白銀，平時使用的都是銅錢，白銀對於普通百姓生活來說，購買力太大了，買柴米油鹽可能都找不開。
最多也是用用銀角子而已。
這些銀子高度集，也方便搜刮。明代時候其實也一樣，貧富分化嚴重，財富掌握在富裕階層手，可明朝皇帝是榨不出來，倒也不是大明皇帝無能，大明朝有讀書人階層在，那永遠只能做對讀書人有利對國家不利的事情。
而我大清，起碼還有八旗這個小組織呢，起碼在前期，八旗這個組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都不錯，鐵桿高粱吃着，可以用特別渠道參加公務員考試，滿尚書漢尚書間，永遠是喊着皇帝奴才奴才的那個滿尚書貼心有權力。
但這個階層的節操和覺悟還是有的，不同於國家越是悲慘，越是美滋滋的士紳階級，八旗們很快發現，我大清一旦動盪起來，他們的銀子也沒了。
起碼在前期，有這麼一個依附於自己的團隊，在舉起屠刀的時候，自然沒有什麼阻攔。
這也是後世的乾隆皇帝，有底氣說出真相的緣故：朕以汝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把所謂的才子紀曉嵐作妓女，乾隆恐怕是空前也是絕後的，大實話啊。
關鍵是要找到正確把銀錢榨出來的方法，不是皇帝去苦苦哀求募捐，而是應該像xx這樣，直接用威脅的方式，你哀求他，無法獲得他的忠誠和支持，反而如同東林黨這樣，越是對他好，他們越是死命的反對給他們發工資的政權，而把刀架在他們的脖子，才能讓他們對你言聽計從，李自成是這麼做的，我大清也是這樣做的，而論起壓榨本國百姓的本事，無論是大英帝國還是美利堅都是各村的地道有各村的高招，不多複述了。
對於越南來說，其根基是什麼人？
答案是非常原始的親族。
親族這玩意，看起來團結的很，但如果真散了架，卻是會下手最狠，原因很簡單，做你的親戚，原本不是我的選擇，而是天生的。
今天跑來我家吃一頓，我忍忍過去了，但是內心減了一分。
明天過來拿走了什麼，我撇撇嘴，你雖然罵我爲什麼不趕緊買新電視，把這個纔買了一年的電視送給你，真小氣，我忍忍，內心再減了兩分。
親戚之間，是一個一開始打分很高，但越是到後面，分數會降低，無論是小孩子打碎了你珍貴的紀念品，還是某個遠親拿走了什麼東西，必然會有人用八字真言對你進行攻擊：大過年的、人都死了、來都來了、都不容易、還是孩子、歲數大了、爲了你好、習慣好，你稍微有點不同意，各種惡毒的帽子也來了。
而親戚之間，互相知根知底，一旦爆發起衝突來，往往沒有轉圜餘地。
這也是爲什麼，歷來王朝王族內戰，都是極其慘烈而可怕的存在。
鄭家也是如此。
本身爲此家族分配不均的凝聚點，在於，我們把南邊的阮家滅了，阮家的地盤財產不可以分了嗎，所以，大侄子，努力吧，忍耐一下，等將來公司市了，給你漲工資。
如果打工的時候，遇到這種人，立刻辭職，簡直不要有任何猶豫。
所以親戚親族往往一開始辦事還好，越到了後期，積累的問題，好像那個減分項目一樣，一開始看你是親戚我忍耐下，到了分數爲0，基本開始開片了。
李達康沒想到的是，木容山爲他留下了一個太好的開局，鄭家的一個娃娃的效果居然如此之好，只要打着他的旗號，基本是望風而定，只有在河內城當初跑路的一部分人，才勉勉強強對抗一下大軍，但是哪裡是我們對手呢。
事實，有着毛瑟槍武裝的部隊，根本不需要大規模的運動，越是到後來，“連珠槍來啦”的喊聲一起，利馬開始跑路，追都追不，這看似荒謬，卻非常符合這個時代的特點，也是支點不足。
漢代時候，央軍有着武器和訓練的優勢，董卓手裡的甲冑質量，甚至打到三國末期都是極佳，而大漢朝的體制下，是皇帝-央軍-州牧-地方豪強-平民的等級制，這樣的層層壓制，哪怕平民稍微有所不滿，他要面對的是吃飽喝足手裡有刀子的豪強，幾乎無法翻身。
而到了所謂大唐時代，士族崛起，甚至到了訂立姓氏等級的時候，李唐家族的等級只能是第二等，而爲了改變這種情況，自然是百般想辦法，最後弄出個科舉制度，當然了，絕大部分的官員還是貴族補缺，甚至皇族內部都不信任。
最後，軍權全都給了安祿山以及其他外族人，因爲不怕他們篡權啊。
而到了“我大送”時期，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歷史的士族已經被殺的差不多了，情況變成了，皇權-官僚-地主-百姓，而官僚和地主出現了合流現象，逐漸的變成一體後，情況變成了，皇權-地主官僚-百姓，那麼，原本可以用地主抵擋農民起義的制度，卻讓官僚要直接面臨。
這樣的話，起不到這種緩衝作用。
對於官僚們來說，掌握行政權，那麼爲什麼要爲此耗費自己的力量？要麼行賄盜匪和造反者，只要不在他的地盤鬧用酒肉送走，甚至將破產者納入禁軍養起來。
這種制度從一開始帶着亡國滅種的基因，不是沒有原因的。
李達康自然知道自己該幹什麼，他每日接待的人，一半是來自廣東和福建渴望發一筆財的小人物，一半是越南本地的聰明人，他發現，起那些腦子有些問題的傢伙，聰明人們雖然也貪一些，但是起碼可以溝通，同時，廣東省和廣南省（原越南）在經濟居然非常互補。
這很驚人，也足夠有趣，李達康想起之前見過的廣東朋友，隨手寫了張紙條，希望在廣東的同志散佈一些吃越南香蕉可以以形補形壯陽的傳聞，雖然廣東本身產香蕉，但是這個南國最佳的出海口還是做好自己改革的橋頭堡，以及工業的開發地的好，至於種植業這玩意，還是交給其他省份的人吧。
當然了，對於越南本地人，李達康絕無什麼歧視和偏見，即使有，也在政策不會做什麼，鄭氏族人佔據的土地，是對所有人敞開的，而那些種植園，也給廣南本地人開放了不少。
而且，這些東西，基本都被下了訂單，在未來，長老們不愁這些農產品的消耗，從他們拼命增殖人口的方面考量，對於農產品是有考慮的。
雖然不是沒有反抗者，但在來來往往一起努力之下，還是完美達成了壓制目的。
接下來是辦學校，帝都送過來三十名面色發白的後生，幾乎都剛成年或者接近成年，事實到地方後，先是病懨懨的在屋子裡躺了好幾天，好在營養跟得，纔沒有出現減員的情況。
開辦學校自然是很重要，歷史法國人對於開發越南有着不小的熱情，拿破崙三世的眼光還是非常獨到，越南開發好了，那可以對周邊進行輻射，好處大大滴，可惜他看自己身邊的普魯士看走了眼，最後被普魯士一波帶走，也不冤枉。
在這一點，國化有着獨有的優勢。
學習班最開始並不教授字，而是種植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