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立極則看的比較開，“我覺得沒什麼。”
閹黨的確是很看得開的。
自從融入了這個時代之後，韋寶能看到，能想到很多以前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事情。
楊漣所上的《二十四罪疏》後，由魏廣微票擬的聖旨，奉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夜兢兢，謹守我祖宗成憲，惟恐失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行一二，這本卻將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盡從旁落。
至於中宮貴妃並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指寔，外庭何以透知。
內言毒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猜忖，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於上，豈是忠愛？
楊漣被論回籍，超擢今官，自當盡聀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分擾，姑不問。
以後大小各官務要恪守聀業，不得隨聲附和，有抗違不遵的，國法憲典具存，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實際上，此類把鍋往自己身上引，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的聖旨，熹宗也不是第一此搞。
如天啓元年十月，劉宗周彈劾魏忠賢時，天啓就說：朕自登極以來，遵守祖宗法度，講學勤政，並無宴遊等事。
劉宗周出位妄言，好生可惡，本當重治，姑從輕罰俸半年，以後堂上官還著督率司屬各修職業，毋淂沽名奏擾。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周宗建彈劾魏忠賢，熹宗回覆：言官互相攻訐，騁辯求勝，何得無端牽引。章允儒閣揭申救，講筵奏請，有何曲解？考察公典，部院多官主持，何從私撓？降處允放，各官並推典閣臣，悉朕親裁，何人厄逐？本內所言交結陷害等事，有何實據？憑何見聞？着周宗建從實回將話來，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周宗建奉旨回話之後，熹宗又批周宗建奉旨回話，自當明白確奏。乃尚牽連揣度，委於風聞，好生恣臆沽直，姑從輕罰俸三個月，該部知道。除去劉宗周、周宗建因與楊漣彈劾得程度及內容有所區別，而導致得聖旨指責輕重、內容不同外，大體都是不差的。
從中也可以看出，僅僅只是二十四罪疏，根本無法導致天啓四年下半年的政局顛倒，其本質原因還是東林內訌和魏廣微、崔呈秀等人的依附，這當然也遠遠談不上所謂的下大棋，還是熹宗寵信的近侍結交大臣進行政治鬥爭所產生的必然結果。
而且即便是如此，魏公公本人對東林的態度，都不是不死不休的。
時爲魏忠賢主筆者數人，世傳趙鳴陽而不知有毛昂霄也。
毛爲汶上舉人，而郭萬程曾受業其門，當楊左之逮也，郭私爲營救於內，忠賢意亦將釋，而傅應星、毛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語，故諸君子卒不免，而郭亦懼禍潛逃。
從中就可以看出了，真正想要東林諸公命的，不一定是魏忠賢本人，而是積極爲其籌劃的，天啓初年被東林排擠，或者和東林反目成仇以及投東林而不被接納的那批人，借楊漣《二十四罪疏》這個茬開罪魏忠賢，而魏忠賢交結東林又被拒，只能依靠其他外廷之人之力，驅逐東林。
而這批人則出主意，必定要弄死東林，自己纔好上位，內外勾結，纔會有東林黨禍。所謂的初，忠賢積恨東林諸人，數論其罪，實於三案及京察、封疆無預也。羣小欲籍忠賢力爲報復地，驅除異己，遂籍此數事一網羅之，清流之禍，此爲烈矣。
把熹宗重用魏公公套上陰謀論，很符合明粉們所謂的如果不是崇禎即位，換個人上，明朝都不會亡這種奇談怪論，而這種奇談怪論發明的背後則是明粉們對清王朝的不屑，以及對漢族最後一個大一統王朝覆滅的惋惜，但他們通過各種奇談怪論，發明歷史，各種打着陰謀論、人性分析來佔據輿論，顯然是犯衆怒的。
如果有一天明粉發現，天啓的法子崇禎都用過，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怎麼辦？
崇禎就是不懂政治平衡，就是廢除廠衛，就是不收商稅，就是不用太監，就是十七年年年衆正盈朝。
宣府年例銀每年299156.7兩，天啓六年發8000兩，七年發120000兩，拖欠470313.4兩。
大同年例銀每年450630兩，天啓六年發11488兩，七年發137400兩，拖欠752372兩。
山西年例銀每年206300兩，天啓六年發29000兩，七年發74000兩，拖欠309600兩。
延綏年例銀每年433739兩，天啓六年發62470兩，七年發173144兩，拖欠631864兩。
寧夏年例銀每年133795兩，天啓六年發32072兩，七年發99629兩，拖欠135889兩。
甘肅年例每年197588兩，天啓六年發42291兩，天啓七年發86036兩，拖欠266849兩固原、下馬關年例188191兩，天啓六年發105195兩，七年發70089兩，拖欠201098兩。
薊州年例銀每年426871兩，天啓六年發244976兩，七年發157247兩，拖欠451519兩。
密雲年例每年365391兩，天啓六年發169258兩，七年發151000兩，拖欠410524兩。
永平年例每年289866兩，天啓六年發91693兩，七年發105000兩，拖欠383039兩昌平年例每年140232兩，天啓六年發115681兩，七年發53000兩，拖欠111783兩。
易州年例每年146595兩，天啓六年發65996兩，七年發46269兩，拖欠180925兩。
天啓七年七月丙戌，巡撫山西牟志夔題：衝邊缺餉難支，乞發京運以保危疆。
得旨：覽奏，三關京運累年缺額數多，即天啓六、七兩年欠軍餉多月，而西路撫賞尤爲無措，飢軍待哺，邊儲仰屋，將何以濟。著該即將六、七兩年春、夏二年原題京運欠數速行措發，以稱廠臣竭慮籌邊抒畫恤軍之意。
天啓七年八月丁巳，陝西巡撫胡廷宴疏言：臨鞏邊餉缺至五、六年，數至二十餘萬。靖滷邊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鎮京運自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啓六年，共欠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則鬻子出妻。始猶沿街乞食，今則離伍潛外。始猶沙中偶語，今則公然噪喊矣。乞將前欠銀兩速發，以奠危疆，報聞。
天啓七年十月丙申，甘肅巡撫張三傑疏言：平鎮二千里長邊，處處臨外。以京運言之，節年累欠至七十餘萬，天啓六年年例尚該銀一十五萬餘兩，西安等處欠銀自天啓元年至今共欠八十餘萬兩。西兵利於馬戰，而庫如懸罄，乞借給十萬金以濟。旨令帶運欠數著戶部上緊撥發，民運欠數行撫按查催，勒限完解，馬價銀兩並與確核。天啓七年七月壬午鎮守宣大太監葛九思題：宣鎮缺糧數月，乞亟催二運，以杜脫巾。
得旨：覽奏，宣鎮戍軍待哺數月，向賴廠臣指縱節發京運以救湏臾。今京、民二運積欠二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飢軍將何接濟？着該部將京運不拘何項，先行湊發，以濟然眉。其民欠着該鎮撫、按速諮該省直撫、按嚴立考成，以完欠數目定大計，黜陟務守催額欠前解該部，都如議速覆行。
崇禎元年三月壬午，三邊總督史永安會同巡撫延綏嶽和聲、巡按李應公合疏言：延餉積欠相因，自天啓元年以前至天啓七年共欠一百五十餘萬，致使各路軍餉積欠至二十七個月。千里荒沙，數萬飢兵食不果腹，衣不覆體，盈庭騰訴，麾之不去。間有脫衣鞋而易一飽者，有持器具貿半菽者，有馬無芻牧而閉戶自經者，有餓難忍耐而剪髮鬻市者，枵腹之怨久釀，脫巾之変立生，此延鎮缺餉之難也。
因臣部匱乏，或缺餉五、六個月，或至三十個月，豈不是二年半！
上問：三十個月是哪裡？
臣對：是延綏。
東林有兩大淵源，一是地方書院講學，二是萬曆中期朝廷鬥爭中反首輔的官員，特別是吏部官員。
要說階級代表性，那和諸多其它官僚派系的代表性沒啥區別，地主階級、商人而已，帶不了一個“大”字。
另外還要考慮它的地域性問題。
其實萬曆時期的各地官員形成的政治派系多了去了。
常有人說東林“代表江南”，然而東林黨的大本營在常州，一邊有統合蘇州人的崑山黨，一邊有浙黨，皖南還有個宣城黨。
可謂四面環敵。
談遷《棗林雜俎》：萬曆末，朝士分黨，競立門戶。有東林之黨，無錫顧憲成、高攀龍、金壇于玉立等，廢居講學，立東林書院，而常鎮人附之。有崑山之黨，則顧天峻及湘潭李勝芳，蘇人附之。有四明之黨，則沈一貫，浙人附之。有宣城之黨，則湯賓尹，而寧國、太平人附之。有江右之黨，則鄒元標；有關中之黨，則馮從吾，各同省人附之。
馮嘗督學山西，則山陝合。馮、鄒又講學相善，又江右山陝合也。經濟史上所謂的江南指的是明代南直隸的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等五府、太倉州與浙江的嘉興、杭州、湖州等三府，統共八府一州之地。顯然東林連狹義的經濟江南都“代表”不了，更別說代表全國的地主階級了。再來看一個具體例子。
繆昌期《自序》：朱烏程久棄鄕曲，輸肝吾黨。朱國楨一個浙西湖州人，來參加東林都被常州府江陰縣人繆昌期說成是“久棄鄉曲”背叛家鄉，可見真東林所出的地域範圍是很狹窄的。當然，東林初起時又有以講學會友的一面，所以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超越地域性的。那麼除了常州一帶之外，出身其它地方的那些往往被稱爲“東林”的官員又是什麼來頭。
文秉《先撥志始》：蓋門戶之局，胎兆於婁東，派岐於四明，釁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為歸宿。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為四明者，則操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元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秦人、晉人、江西人是東林的傳統盟友，不過也只是“外此”的盟友而已。齊人經常聯合浙人，與楚人並稱三黨，但楚人也曾經與東林合作。
黃尊素有句話說的很清楚：晉人爭巡撫，先生語太宰曰：“秦、晉、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變，參卹典而關中之人心變，再使晉人心變，是一鬨而散之局也和秦、晉、江西“同舟”的是誰。
就是狹義的“東林”在政治上的勢力。
這個真東林不過是諸多派系中的一個而已。
既然秦人和東林經常站一條線，什麼“西北多加賦東南不收稅”的荒謬性就更明顯了，否則他們還不自己打破頭。
一般而言，對黨爭中派系成員的描述可以分兩種的，一種是自己表示的認同，另一種則是政敵的劃分。
很多人自己沒有去東林書院講過學，東林人也沒有說過他們是東林，但在政敵眼中他們就是一夥兒的。
至於閹黨炮製的那些東林名單，更是以羅織罪名的方式，把反對自己的人都掛進去，最後擴大化到連顧秉謙都上了榜，並不能反映真正的派系分野。
東林黨就是江南財閥的代言人，閹黨就是皇帝的爪牙嗎？
有明一朝，江南士子在朝人士一直數不勝數。
閹黨裡面的江南士子不見得比東林黨少。
閹黨裡面官職最高的兩個人，大學士顧秉謙、禮部尚書周應秋，一個是崑山人，一個是鎮江府，都是根正苗紅的江南人。
甚至可以說，明朝末年無論東林黨還是反東林黨的人，主幹大多數都是江南人。
一大羣江南地主，憑什麼閹黨裡面的江南地主就要反對江南財閥，東林黨裡的江南地主就是江南財閥的代言人？
動不動就是什麼江南財閥的代言人，只能說見識淺薄。
狹義的東林黨指和東林書院有關的在野及當朝的人員，這是正統東林人比較認可的。
廣義一點的東林黨可以指齊、楚、浙三黨主持京察下野的那些人，後世有些歷史學家比較認同這種說法。
再廣義一點，可以說是反對閹黨之人，廣大網友比較認同這種說法。最就明亡之後東林黨殉國人數來說，並沒有辱沒讀書人的稱號。
李自成打到北京，一矢不敢發就投降的是京營。
身負崇禎信任，負責守城卻直截了當開門投降的是太監曹化淳。
先投李自成，再投後金的是吳三桂。
革鼎之際，事多難言，只盯在錢謙益，用一些子虛烏有的水太涼、頭皮癢的段子來娛樂，沒什麼意義。
後世很多人談起大明，對於東林黨都頗多非詞，對於閹黨等批評得沒那麼痛心疾首。
愛之深，責之切。歷史學家之所以對於東林黨的一些行爲非議頗多，是因爲他們認爲若是不天天黨爭來、黨爭去，東林黨、齊黨、楚黨等的一批人是有可能幫助明朝重新振作的。
但是他們這些讀書人沒做好，所以恨鐵不成鋼，所以罵東林等一批人因爲黨爭耽誤了大局。
那爲什麼不罵閹黨呢？因爲懶得罵。
說顧誠在《南明史》裡爲什麼對史可法幾乎是指着鼻子罵，對於那些真正投降賣國之人，如四鎮和左良玉部，言辭反而沒那麼激烈。
不是顧誠要故作反動，而是他認爲史可法可以拯救南明，但是他沒做到，所以顧誠怒其不爭、哀其無能。
東林黨的確不全部是善男信女。
他們非議東林是因爲覺得東林好還是不好這件事有爭議，不罵閹黨是因爲他們覺得閹黨是垃圾這件事沒爭議。
大明版共濟會，怎麼可能是“善男信女”呢？
東林黨既有社會輿論，又有朝廷重臣，而且不乏黨同伐異的鬥爭手段。
所謂有鬥爭意識，指的是東林黨掌控政權的終極目標。
顧憲成是朝廷的幕後影響者，萬曆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兩人勢不兩立。
這個東林書院可以藐視當朝的首輔，說他們是木偶、嬰兒。
這個書院可以阻擋大臣復起，改變皇帝任命。
無數人的命運，大明天下的時局，都將由這個看似與朝廷毫無關係的地方，最終確定。
在顧憲成的背後，是一片深不可測的黑夜。
在那片黑暗中，隱藏着一股強大的力量。
一股暗流正在涌動、在黑暗中集結，慢慢地伸出手，操縱所有的一切。
顧憲成和東林黨。
歷史的真相，恐怖如斯！
那麼這個可怕的組織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
當顧憲成和李三才在戶部做主事的時候，他們的上司竟然叫趙南星。
聯想到這幾位後來在朝廷裡呼風喚雨的情景，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裡，他們談論的應該不僅僅是仁義道德，君子之交。
暗室密謀之類的把戲也沒少玩。在教書育人的同時，葉向高還廣交了不少朋友，比如顧憲成，比如趙南星。
顧憲成作爲一個沒有任何職務，遠離京城上千裡的平民，他在暗中操縱着一切，與皇帝分庭抗禮的能量是從哪裡來的呢？
那幾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員，無論是升遷，還是考覈，都要從顧憲成手底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