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譯文】
孟子說：“充分運用心智思考的人，就能知道自己的本性。知道自己的本性，就能知道天道的所向和所貴了。因此，只要保持自己的心智，培養自己的本性，這就是對待天命的方法。壽命有漫長的，也有短暫的，這是自己不能改變的，但只要堅持修身，等待天命的到來，就是安身立命之道。”
【闡釋】
在這一章裡，孟子所說的“天”、“命”並不是個有意志的“天”、一個冥冥之中有超自然力的人或神所預定了的“命”。這裡的“天”、“命”有點像我們平常說的“造物主”、“大自然”的意思。
人雖然生活在一種無法預知自己的窮通、否泰、貧富、貴賤、生死的狀況之中，但決不能放棄掉自己主宰命運的權力。所以，針對宗教迷信敬事鬼神的事情，孟子提出“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事之，所以立命也”的觀點。孟子認爲這纔是“事天之道”，才叫“安身立命”。
孟子還提出：“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這裡的“知命”、“正命”等理念都是指人對自己命運，人的生命的決定權，不是指聽天由命。
我們已經看到了，孟子談天命和人的本性，充滿了積極主動的個體精神。所謂天命，不過是保持心靈的思考，涵養人之所以爲人的本性罷了；所謂安身立命，也不過是一心一意地進行自身修養。
根據儒家的“天”、“命”理論，宋代的朱熹等人發展形成了宋明理學。宋明理學強調“天人合一”，如程頤說：“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朱熹據此說：“性者，人之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
總體而言，宋明理學認爲，世間萬事萬物之理都從“天”出，因此他們提出“天理”之說。他們還認爲，命運不是人力所能主宰的。也就是說，人的“事天之道”應該是消極和無所作爲的。實際上，宋明理學的主張已經把孔孟之道引向到無所作爲的玄學上去了，已經遠離了孔孟“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進取態度。
對於我們個人來說，不要做悠悠天地中的匆匆過客，如果東奔西走，不停地尋覓，結果往往是佔有外物越多內心越空虛。相反，只要保持心靈的思考，涵養本性，順受天命，精神自然就會有寄託，生命就會永遠在你的把握中。
【原文】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譯文】
孟子說：“什麼都是上天決定的，順應天命的話，就能承受正常的命運。因此，知道天命的人不會站在危牆之下。盡力行道而死的人承受的是正常的命運，因犯罪受刑而死的人承受的不是正常的命運。”
【闡釋】
人之死亡，孟子承認這是“命”，這不奇怪。人類對於出現偶然性的巧合，以致產生意料不到的貧富、貴賤、壽夭、生死、吉凶、禍福、健康或疾病等結局，按必然性的常規思維理解，感到惶惑，不可捉摸，於是便委之於“命”。這似乎是人類從古迄今的通病。偶然性是“機遇”，還是“命”，誰說得清楚？但孔孟談“命”也到此爲止。故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之，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所以，“命”是不是由上帝、神來主宰？死後是不是有天堂、地獄？孔孟根本不談這一問題。不談也者，實際上是不相信之意也，這是正確的。因爲那本是虛無縹緲的東西，是不可知的；既不可知，那就不談。在科學不發達的落後年代，取這種態度，是很不尋常的。這也正是孔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的理性的唯實主義的哲人風範。
孟子認爲死亡雖是命定的，人誰不死？這是無可避免的，但人應該盡人事即修身養性，以正道去迎接死亡的來臨，這叫“正命”，也叫“知命”。“知命”的人不會去做非正常死亡的事，如“不立乎巖牆之下”，不做作奸犯科之事，“桎梏而死”。面對死亡，這是積極的人生態度，是儒家與一切宗教的根本區別。孔子對這個問題談得更爲明確，直接否定了“命”的存在，他說：“人有三死而非命：飽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是刑其殺者也；以少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明確指出因“疾病”、“刑戮”、“戰爭”而死亡的皆“非命”也，亦即孟子說的“非正命也”的意思。孔子甚至還指出有三種死亡是不應該弔唁的：“有畏而死者，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者。”（以上均見《禮記·檀弓》）即因畏、壓、溺而死的，連弔唁的資格都沒有，這亦是“非正命”，因爲沒有“順受其正”之意。這些都是非常積極的人生哲學。
【原文】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譯文】
孟子說：“天下萬事萬物之理我都具備了。我只要做到反躬自省，就能做到誠實無欺，沒有比這更快樂的事了。盡力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做，就是最近的追求仁德之路了。”
【闡釋】
“萬物皆備於我矣”作爲一句名言，被認爲是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觀。這裡面的是與非不在我們關心的範圍。我們關心的是孟子說這話的意思。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並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樣，說是“萬物都爲我而存在”。（由此來歸結孟子爲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者）我們理解孟子的意思，是說天地萬物我都能夠思考，認識，所以天地萬物我都具備了。這樣纔會有下面的一句話，“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躬自問，我所認識的一切都是誠實無欺的，所以非常快樂。這是一種認識的快樂，探求真理的快樂。但是，僅有認識，僅有自身的發現還不夠，所以要“強恕而行”，盡力按恕道辦事，這樣來施行仁道。所謂恕道，我們在本書中已經多次提到，這就是孔子反覆強調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它的積極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總起來說，是一種將心比已，推己及人的思想，用這種思想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如果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一種認識的快樂，侷限於自身；那麼，“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就是一種實踐的快樂，涉及到他人與社會了。
由此可見，“萬物皆備於我矣”所引出的，是認識和實踐兩大領域的儒學追求：一是“誠”，二是“恕”，都是儒學的核心內容。單從“萬物皆備於我矣”這句話給我們的感覺，則是一種充滿主體意識，樂觀向上的心態，的確有法國哲學家笛卡爾那著名的命題“我思故我在”的精神風貌，給人以認識世界，探索真理的勇氣和信心。
【原文】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譯文】
孟子說：“做完一件事卻不明白這樣做的道理，養成了一種習慣卻不知其所以然，就這樣一輩子隨波逐流，卻不知道要去哪裡，這樣的人就是一般的平庸的大衆。”
【闡釋】
正如孟子所言，渾渾噩噩、糊里糊塗地過完一生的人，正是不知不覺的平庸大衆。從孟子到今天，幾千年過去了，批評和感嘆平庸大衆的人是層出不窮，但卻很少有人敢說他們這樣有什麼不好。古人云“難得糊塗”，也許，就像個動物一樣，即使無所求，即使無所得，只要安靜、舒適地活着，纔是人生最自然的面貌。
【原文】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1］恥，無恥矣。”
【註釋】
［1］之：至。
【譯文】
孟子說：“人不能不知道羞恥。能夠知道不知羞恥是可恥的，那麼就能夠一直沒有羞恥之事了。”
【闡釋】
從孟子連續用兩章的篇幅談論羞恥可見，對一個人而言，羞恥之心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了羞恥之心，就不會知道什麼事情是值得羞恥的，那樣的話，壞事惡事，就都會做了。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的確如此，只要有了羞恥之心，就可以知道什麼是值得羞恥的，就可以棄惡從善，從而遠離羞恥，到達“無恥矣”的境界。
【原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1］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註釋】
［1］機變：奸詐。
【譯文】
孟子說：“羞恥之心對於人是至關重要的。那些玩弄陰謀和權術的人是沒有羞恥之心的。如果沒有因爲自己不如別人而感到羞恥，那又怎麼能趕上別人呢？”
【闡釋】
孟子認爲，從好壞的角度來看，羞恥之心對於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有多重要呢？後世有學者說“恥者……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也就是說，羞恥之心關係到一個人是聖賢還是禽獸的問題，正面聖賢，反面禽獸，的確很嚴重。
羞恥之心不但對於個人而言很重要，對一個國家而言也很重要，所謂“禮義廉恥，國之四維”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不過這就不是孟子的言論了。
【原文】
孟子謂宋勾踐［1］曰：“子好遊［2］乎？吾語子游。人知之，亦囂囂［3］；人不知，亦囂囂。”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4］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註釋】
［1］宋勾踐：人名，姓宋，名勾踐，生平不詳。
［2］遊；遊說。
［3］囂囂：安然自得的樣子。
［4］得己：自得。
【譯文】
孟子對宋勾踐說道：“你喜歡遊說各諸侯國的國君嗎？現在，我告訴你一些遊說之道。當別人理解你的話時，你要做出一副安詳自得而無所求的樣子；即使別人不理解你的話，你也應該做出這種樣子來。”
宋勾踐問道：“那麼，怎樣才能做出一副安詳自得又無所求的樣子呢？”
孟子回答道：“只要你能夠做到崇尚道德和愛好仁義，就能做到安詳自得而無所求了。正因爲如此，士人在失意時不放棄仁義，在得志時不違背道德。在失意時不放棄仁義，就能夠安詳自得；在得志時不違背道德，就能夠不讓世人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時給予世人恩惠，失意時修身養性。這就是所謂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闡釋】
孟子在同別人談到士應加強道德情操的培養時指出：士人在窮困時能夠不丟掉義這個道德規範，所以能自得其樂；在得志時不偏離道這個行爲準則，所以使百姓不至感到失望。古代的君子，得了志，恩澤普遍施加到百姓；不得志，也能自修自身品德，以此表現於世人。窮困時搞好自身的品德修養，得志時便兼善天下。
孟子在此講的兩句話：“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和“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已歷代流傳，成爲古訓。第一句話是應完全肯定的。一個人窮，但要窮得有骨氣，不能去幹苟且之事；富貴不能驕奢，儘量爲人類多做點貢獻。第二句的“達則兼善天下”也應該肯定，但對前半句“窮則獨善其身”，尚可分析。這裡的“窮”似包括兩點含義：經濟上的窮困和政治上的不得志。當然一個人在窮困不得志時，做到獨善其身，不幹壞事，也頗難得，但倘若能更積極一些，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爲社會做些有益之事，豈不更好？所以，這前半句話倒是有點“出世”的消極味道。
中國優秀知識分子這種“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強烈人生責任感、社會責任感，是最可寶貴的人生價值取向。也正是這種寶貴的人生價值取向，推動着中國歷史向文明之境邁進。古人說：“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德、立功、立言，這“三不朽”都是中國優秀知識分子所追求的目標。“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都是爲了追求立德、立功、立言這“三立”的目標。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一種崇高的人生境界。
窮達都是身外事，只有道義纔是根本。所以能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至於“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則與孔子所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一樣，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成爲兩千多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立身處世的座右銘，成爲最強有力的心理武器，既對他人，也對這個世界，更對自身。
當你窮困不得志時，它以“獨善其身”的清高撫慰着你那一顆失落的心；當你飛黃騰達時，它又以“兼善天下”的豪情爲你心安理得地做官提供着堅實的心理基礎。
因此，無論你窮與達，它都是一劑絕對見效的心理良藥，是知識分子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與法寶。
【原文】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譯文】
孟子說：“一定要等待有周文王那樣的人出現後纔能有所作爲的，都是平庸的人。至於才智出衆的豪傑之士，即使沒有出現周文王那樣的人，也能有所作爲。”
【闡釋】
所謂時勢造英雄，在一定的時代和環境影響下，在領袖人物的率領下，的確可以涌現出一大批奮發有爲的人物來。不過，按照孟子的觀點，要等到一定的時勢，一定的領袖人物出現後才奮發的，還算不上是豪傑之士。真正的豪傑之士，是可以造時勢的人，是沒有領袖人物出現，自己也知道奮發有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