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講到的中央警衛師，又叫紅軍工人師。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階級，當時普遍認爲工人是勞動階級中最有覺悟、最有紀律、最富犧牲精神的可靠力量，這個師的裝備也好。因爲大量的骨幹紛紛被外調到作戰部隊、領導機關和負責幹部身邊，加之反“圍剿”的戰鬥減員空前，中央警衛師成立也就半年，員額所剩已不足三成。1934年2月28日，軍委將其改編爲紅二十三師。
長征前的9月21日，軍委頒佈命令成立紅八軍團，由紅二十三師（紅二十四師已配屬紅九軍團作戰）和紅二十一師組成，共7000餘人（也有說3000多人）。由於我父親一手組建了原警衛（工人）師，中央匆忙調他火速回來組建紅八軍團。
松毛嶺戰役打到一半，中革軍委急電劉少奇（福建省委書記、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羅炳輝（紅九軍團軍團長）、蔡樹藩（紅九軍團政委）回瑞金。派劉趕到紅八軍團；告羅、蔡中央已定紅軍“戰略轉移”，命令死守松毛嶺，“爭取時間”，“掩護主力”。劉、羅、蔡即速返火線。松毛嶺大戰正酣，戰陣指揮員集體回朝聽令，而且是如此命令，令人匪夷所思！
劉少奇立即動員江西、福建幾千子弟補入紅八軍團，有資料記載出徵時該部共11000人（也有資料記載是7000多人），可只有3000支槍。長征開始後的10月22日，劉少奇被任命爲中央代表，領導紅八軍團。
這裡稍加說明，現在沒有中央代表這一職務。中央代表代表中央，要比軍團長和政委高一些，一般都是政治局成員。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少，許多重大會議明定，候補委員有表決全權。
長征初期，紅五、紅八、紅九三個軍團殿後，負責阻擊尾追的國民黨軍。這種仗最難打，無後援、多犧牲、難撤退。此時，更打得殘酷而又混亂：前面軍團順利突破幾道封鎖線，中間人多路窄走不動，尤其是大量輜重拖累、舉步維艱，阻擊戰打成大災難！紅八軍團本就是新兵多、槍械少、戰力弱，打阻擊的犧牲難以計數，讓誰去打，基本就是告別了，即使活着也很難追上隊伍。回首征戰地，不見有人還，就這樣走了上千裡啊！八軍團折損慘重，加上掉隊、跑散的，減員過半。
11月17日，中革軍委下令：紅八、紅九軍團各合併成一個師，由劉少奇負責組織紅八軍團的改編。那時候，晚上走路、白天打仗，收攏掉隊的、追尋逃跑的、照看物資的、安置傷員的，成了一鍋粥。這期間，又蹦出個罕見的荒誕命令：紅八軍團全部改爲輜重部隊（就是挑夫），必須追上前方部隊。走走打打，突然敵人追上來、插進來，成連成排的士兵和民工挑夫或遁入山林、或就地被俘，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亂中無編可整。此時，接朱德總司令急電：丟掉輜重，輕裝趕往湘江。部隊邊打邊退，境況可想而知。
渡江片段，陳雲叔叔有生動的回憶。上面講過，他和我父親，在白區和紅區共事，按現代詞兒叫“搭過班子”老熟人。劉少奇（37歲）趕到湘江渡口，巧遇時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陳雲（30歲）。劉說：我們部隊差不多打光了，就剩千把人。你這兒有吃的嗎？我兩天沒吃飯了。陳馬上把自己的口糧給了劉，叮囑一邊過江一邊吃，眼看就頂不住，一旦炸橋沉船，就渡不過去了。此時，渡口兩岸到處是死傷官兵，湘江上順流漂着活人死屍，慘絕人寰！兩位老戰友，在連天炮火、廝殺呼喊中，心情會多麼凝重悲憤！戰罷，當地百姓“三月不飲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魚”。陳雲叔叔晚年還多次感慨，對這一段記憶特別深刻，那是最危難、最兇險的時刻呀！
終老追念，領袖常共英魂語；臨水涕零，晚輩投書贈湘江。
過江後的12月1日，協助軍團長指揮工作的張雲逸與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統計，整個紅八軍團僅存600餘人，加挑夫也不足千。奇蹟般的，居然還帶過來百餘擔珍貴文件和銀圓！
中央紅軍出發時8.6萬人（內含民夫5000多人），湘江一戰後，清點人數僅餘36919人。紅八軍團幾近全軍覆沒，劉少奇幸虧接朱總司令命令趕到湘江邊，幸虧碰上陳雲給了口飯促他過江，不然命就沒了。多少個幸虧，可謂九死一生啊！
紅軍途經何葆貞的故鄉湖南道縣，父親才確知，何媽媽已英勇就義於雨花臺的蕭瑟秋風中。歷盡危難、百般磨礪，處此境地、得此噩耗，劉少奇受到的衝擊，會有何等的劇烈！恐怕任何人，都絕難承受。
12月13日，中革軍委決定，撤銷紅八軍團併入紅五軍團。父親接替陳雲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
紅八軍團是長征中唯一幾乎全部打光，不得不撤銷番號的軍團，其經歷人間地獄般的戰火、今人實難以想象，曾感受人性極端化的扭曲、前人已不可言喻，每想象人心再造式的昇華、後人卻無法妄度。我試着觀察品味那些搶渡湘江、挺過長征的人，他們身上，眉宇之間，都有一種大從容氣質、大無畏精神！
不久，召開遵義會議。父親在軍事路線上完全擁護毛**，尖銳地批評博古、李德和王明，第一次在中央會議上提出“八七會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錯誤”。因這顯然會追究到共產國際，而當時最緊迫的是撥正軍事路線、解決軍事領導問題，會上無人呼應劉。有一段出自博古的重要回憶：
“第三天的會議仍由博古主持……一直沒有吭氣的劉少奇發言了，他要求中央全面檢查四中全會以來，特別是五中全會後，對白區的工作重視程度，以及在白區黨的路線是否正確。劉說：我認爲在白區拒絕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拒絕與小資產階級聯盟是‘左’傾關門主義，多次指示白區的中共地下黨要積極組織城市罷工、罷課、搞暴動，以支持蘇區的反‘圍剿’，緩解蘇區的戰爭壓力，是‘左’傾冒險主義。這都是‘左’傾本位主義在政治路線上的錯誤表現。對劉少奇的發言，毛**、張聞天、王稼祥都不表態。因爲他們知道在政治路線上，臨時中央的政策都出自共產國際，博古只是跟着共產國際路線後面，亦步亦趨罷了。如果說現在提政治路線上犯了錯誤，那鬥爭的矛頭所指就不是臨時中央，而是共產國際了。這可是個組織原則問題，而且導致共產國際的反感，不承認或者不批准這次會議最後得出的結果。所以他們全都避而不談政治路線。”
這段敘述，絕非爲劉少奇佐證表彰，明顯替博古推脫卸責，甚至對毛、劉等人還似有微詞，顯然來自博古憶述，誰願意憑空編出？這也恰與毛**的後話意思合拍。
實踐證明遵義會議的抉擇非常明智。毛**後來講道，“爲什麼不能提出路線問題？就是要分化他們（王明）這個宗派，這是我們打祝家莊實行內部分化的一幕”。“遵義會議只集中解決軍事路線，因爲中央在長征中，軍事領導是中心問題。當時軍事領導的解決差不多等於政治路線的解決”。
毛**這段“不能提出”的話，恰恰反證當時有人提出。誰提出過？1943年“九月會議”期間（毛主席講上段話幾天前），劉少奇多次講政治路線問題，追述遵義會議的巨大意義，“缺點是未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並講到他提出過路線問題。“*****”時，見大字報上傳抄毛主席講話，說劉少奇曾在遵義會議上支持他，並指責王明、博古在白區的路線，還說洛甫（張聞天）、王稼祥都立了大功，不能一概否定。我看後如獲至寶，奔回家速告父母。父親對我們母子多人明確承認，在遵義會議上他提出過，說毛主席早就與他一樣認定了“錯誤的政治路線”，並肯定毛主席是對的，那時不可能解決。
綜上敘述，我理解父親的意思是：遵義會議“未從思想上解決問題”，自然不可能解決“路線問題”。對路線錯誤，他與毛主席的認識完全一致，橫豎遲早要提出。當時，從損失殆盡的白區工作檢討，應有共識，不太敏感。從實際效果上看，雖欲速不達，但以聲討白區的路線迫擊紅區的嚴重錯誤，卻強力促進了軍事問題的解決。毛主席說“不能提出”，並非認爲提出的內容不對，而是從策略角度考慮，要“實行內部分化”，不排除這中間有靈犀默契。歷史已展現出，毛主席說得對，應集中解決軍事路線、軍事領導問題，事實上，“差不多等於政治路線的解決”。
軍事領導，主要是由戰爭鐵律、由實戰結果來決定：誰能打贏、走向勝利，誰能把軍隊帶出絕境，誰來領導。然而，政治路線，只好留待一步步解決，多經波折才逐步導正。
關於父親是否在遵義會議上提出路線鬥爭問題，二十多年前就有專家先聲爭鳴，並託我問過楊尚昆主席。說實在話，我當時沒太在意。因爲已考證公認，在遵義會議前，劉少奇就多次抗爭中央的“路線錯誤”，直至“白區”黨組織損失殆盡。長征之後，最早在中央提出“錯誤的政治路線”，正是劉少奇給張聞天寫的多封信，仍是從聲討白區過去的錯誤開始。而首先在中央會議上正式對陣亮明，還是劉少奇作白區工作會議主旨報告開題，毛主席關鍵的長篇表態定準基調，“開明君主”（毛**語）張聞天作總結，肯定父親正確。無論如何，劉少奇都算“始作俑者”，誰先提出，並不排斥他人的先知先覺。相反，劉少奇肯定毛**在遵義會議前早就與他一樣認定了“錯誤的政治路線”，後經多年實踐檢驗，“使大家覺悟成熟”（毛**語），“從思想上解決問題”（劉少奇語），逐漸統一了認識。直到遵義會議十年後，才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確立了政治路線（包括“紅區”和“白區”），並由此開闢出中國革命史上煥然一新的光輝篇章！
遵義會議之後，父親先返回紅五軍團傳達會議精神，又按要求到紅三軍團傳達。1935年2月，中央命令劉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紅三軍團的軍團長是彭德懷，政委楊尚昆，父親任政治部主任，也沒說是中央代表，應該是服從軍團長和政委的。楊尚昆主席晚年時見我說：“我跟你父親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學比我們早好多屆。1930年他在莫斯科開國際職工大會並留會工作，我跟隨他，實際上相當於秘書翻譯。我從蘇聯回來就在中央職工部，他是部長，我當職工部的宣傳部長。以後我在許多地方就給他當副職或受他領導”。我說：“紅三軍團的時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領導過他。”老人家說：“那時候我留在紅軍總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軍團後我就沒去過。少奇是政治局成員，他實際上是彭總和我的領導。雖然沒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長征期間還有什麼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話嘛。不久，中央成立籌糧委員會，他當主任，我是副主任。”近來，我看《楊尚昆回憶錄》，其中確有些蹊蹺，似是說與“會理會議事件”有關，此處有真意？耐人尋味。簡要說，會理會議前，林彪不滿毛**的軍事指揮“不走弓弦走弓背”，要推舉彭德懷替換毛**。林通過電話提議，彭當即拒絕。在1935年5月的會理會議上，這件事被捅了出來，毛**當場狠批了林彪。彭德懷始終坦蕩無言。劉少奇因故沒有參會。不想，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舊事重提，還是對彭德懷很生氣。有興趣者可查閱相關著述。其實，革命戰爭年代，無論誰領導誰，都很正常。
1935年6月26日，在兩河口會議上，劉少奇堅決支持周恩來提出的紅一、紅四方面軍北上川陝甘，並主張向部隊說明南下之弊、北上之利。劉少奇出席8月4日的沙窩會議、9月2日的巴西會議和9月12日的俄界會議，強調“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支持毛**整頓紅一方面軍的報告，旗幟鮮明地擁護中央反對張國燾分裂，主張一、四方面軍加強團結等。這期間，劉少奇還被任命爲紅軍學校的政治部主任，學校隨朱德、張國燾、劉伯承到左路軍，父親留在黨中央的右路軍。
誰都知道，長征時除了跟圍追堵截的敵軍打仗，最要緊的是如何解決肚子問題。越往後問題越大，吃什麼？從數字上看，自長征出發到過湘江近兩個月裡，紅一方面軍折損約百分之六十，主要是死傷跑散的；後一半征程十個月，又損失百分之八十，戰鬥減員爲小頭，大部分餓累凍病亡失。父親到紅三軍團幾個月，翻越雪山，要過草地，7月中旬成立了中央籌糧委員會。
自古兵法，專務於兵之首：“委積不多則士不行”。用兵制勝，以糧爲先。草地在藏區，地廣人稀，去哪兒找糧啊？
如今，越來越多的人瞭解：紅軍所過之處，留下最普遍的傳頌口碑是買賣公平，秋毫無犯！——從百姓雞窩抓只雞，放塊銀圓；揹走糧，牆上大字寫明借與還；開倉放糧，先給赤貧百姓；酒香巷子深的茅臺鎮，是留下過金磚的。蔣介石聽此傳報，都感慨系之，嚴飭各部效法。而這亙古未見的“敗走奇兵”是怎麼做到的？金條銀圓是哪裡來的？有多少人深思追問過？
簡單兩句話：來自蘇區的地方黨委和蘇維埃；留自紅軍戰士特別是紅八軍團的戰士挑夫。長征時多數官兵都領到幾塊銀圓，有的戰士直到陝北還揣着這留有體溫的光亮救命錢。紅軍青史留名、有口皆碑的佳話背後，正是實實在在的物質支撐。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沒有後勤，何以得生？
兵不可一日無食，事關全軍生死。中央任命劉少奇當了這麼個籌糧官，再次受命於危難。多少年、多少事，哪裡最複雜、最兇險、最難辦，劉少奇就出現在哪裡，擔當起重任。那年月與今時代不同，給你個官兒就好當了？受命於敗軍之際，搏命於危亡之間，任職擔責，要捱罵、要衝鋒、要丟性命的，要懇求、要銘謝、要報終生的！歃血結拜者，遠不止劉伯承伯伯一例；親訪喇嘛寺，現珍藏賀龍伯伯手書大字。多少年後，毛伯伯和父親，不知感慨過多少次：最困難時給予幫助，我們欠藏族人民的啊！
波瀾壯闊的革命年代，劉少奇這樣的人多了！挺身而出，大智大勇，捨生取義，敢於擔當，歷史造就出那一代人，艱難困苦全不論，危難險阻擋不住，出生入死渾不懍！他們是在實際鬥爭中成長、九死一生時打拼、大浪淘沙後僅存的一批精英。
後統計，紅軍一、二、四方面軍過草地犧牲了兩萬多人。草地上，父親前後招呼部隊行進，即時果斷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隊，由男兵照顧。直至長征結束，紅一方面軍的女兵一個也沒死，全部活了下來！籌糧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爲我們的老紅軍贏得人人稱道、令人自豪的大榮光！
到陝北後，剛剛開完瓦窯堡會議，父親就代表黨中央奔赴北方局。在長征那種特殊的環境中，部隊很分散、隊伍拉得長，在一個軍團，不在一個縱隊，互相也不認識。誰走長征誰沒走，彼此不太清楚。長征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難怪有的中央縱隊的同志不知道劉少奇參加過長征。
松嶺槍炮聲悲壯，草地星河影動搖。從長征開始前打標誌性松毛嶺戰役的紅九軍團，長征初期擔任後衛、犧牲損毀最慘重的紅八軍團，遵義會議和前後的紅五軍團、紅三軍團，中央籌糧委員會，一直到長征結束的瓦窯堡會議，父親一步沒落。紅一方面軍抵達陝北的七千餘人裡面，還有些是半路加入的，像劉少奇這樣全程征戰的更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