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秋天,老丈人黃珂病逝,黃峨連忙回鄉弔唁。順便代表丈夫,看望年邁多病的恩師席書。
黃珂和席書,都是四川遂寧人。
小皇帝朱載堻特別恩遇,派一位行人(正八品)、十二名錦衣衛護送,往返花費全部由國庫開銷。
這位行人,還有一個任務,幫皇帝把墓誌銘帶去。黃珂的墓誌銘,是理學大宗師羅欽順所寫,由皇帝朱載堻親自謄抄。
此舉,讓反對改革派瑟瑟發抖。
王淵的老丈人死了,皇帝都親自謄抄墓誌銘,可見皇恩浩蕩到什麼地步!
城西,王宅,大學士第。
王淵與舊友常倫宴飲,一邊喝酒,一邊討論“一條鞭法”。
王淵說道:“將所有賦役,都統歸一鞭,今後地方恐會再行加派。”
常倫笑道:“何爲一條鞭?便是把雜項加派都算進去。既然已經算進去了,如何還能再加雜項?勿須擔心,朝廷發文不得再加即可。”
王淵搖頭:“百年之後,你我身故,而一條鞭還流行於世。屆時,天下百姓只知一條鞭,而不知一條鞭包含雜稅。官員和士紳必然聯手漁利,憑空再加一些雜項攤派,如此等於小民被加派了兩次雜稅。”
常倫笑容頓失,點頭說:“很有可能。”
王淵說道:“沒有什麼是萬世之法,我等變法改革,能定百年江山已屬不易。但還是應該留一手,我會上疏陛下,請在全國清丈完畢之後,以大明皇帝的名義昭告天下:盛世之土,永不加賦;盛世之民,永不加役。”
“此法可也,”常倫高興道,“今後誰若私自加派,便是違反了紹豐皇帝祖制!”
一條鞭法雖沒有攤丁入畝,但本意也是減輕小民負擔。
即賦役總額不變,以清查田畝的方式,增加賦稅來源再平攤,以縣爲單位分攤下去,如此就能減輕個人負擔。同時,將田賦、徭役和雜稅合併,通過非常複雜的計算方式,揉到一起來平攤給全民。
這種做法肯定問題無數,但比大戶躲避丁役,全讓小民承擔更進步,至少能讓貧苦百姓喘口氣。
今後老百姓不用傾家蕩產服徭役,全民只交“一條鞭稅”。地方徭役,就包含在稅款當中,官員要做什麼事情,官府直接拿銀子僱人完成。
如此還有兩個好處:
第一,解放勞動力。放鬆土地對人口的束縛,更能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也能爲資本家提供更多工人。
第二,減少層層盤剝。以前徵收賦役,是州縣長官派遣差吏,再由差吏跟裡甲長、糧長接洽,由裡甲長、糧長負責直接徵收。
糧長因爲要包賠,徵不齊糧食自己補,許多糧長已經家破人亡,還能生存的糧長全是地方惡霸。裡甲長同樣變質,心善的根本幹不長,“優勝劣汰”下來的全是虎狼之輩。
一條鞭法實行之後,州縣差吏直接跟百姓對接,繞過裡甲長和糧長,等於減少一層盤剝。
都說古代皇權不下縣,朱元璋那會兒則不然,皇帝可以直接管到村裡。靠的就是裡甲長和糧長,這在當時是非常進步的,到了明中期則變成惡政,原因是地主官僚階層大興、土地兼併嚴重和商品經濟繁榮。
裡甲長和糧長制度,已經不符合時代發展,反而成爲阻礙社會公平和進步的老玩意兒。
王淵那個“盛世之土,永不加賦;盛世之民,永不加役”,是要等到全國清田完成,以新量田畝爲基準、以固定人口爲基準,結合各州縣最近十年的賦役平均數,來制定一條鞭法的地方賦役額度。
即一個州縣,定下所需徵收賦役的總額,再平攤給地主和小民。地方田畝越多、人口越多,平攤到每個人頭上就越少,今後世世代代都不許增加!
聽起來似乎是胡來,會導致國家繁榮之後,朝廷稅收卻沒法增加。
但必須弄清楚幾個事實:
第一,這些稅銀,大部分是地方稅,中央國稅只佔很小一部分;
第二,以官僚地主的尿性,就算國家持續繁榮,今後上交國庫的稅收也不會增加,甚至還會持續不斷減少。
就拿朱元璋時期,跟正德末年相比較,全國在冊田畝數量減少一半,即需要繳稅的農田有一半憑空消失。而全國在冊人口,增加非常緩慢,一遇災荒戰亂反而還減少。這就導致,大明發展一百多年,中央和地方收稅越來越困難。
王淵喊出永不加賦,是不準官員巧立名目攤派,跟財政收入沒有半毛錢關係。
若有一天,大明真的行將就木,估計也不會堅守什麼祖制,該加派還是得加派。就像歷史上,崇禎瘋狂加派“遼餉”一樣,朝廷纔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還是那句話,沒有什麼萬世之法。
王淵這次改革,能維持繁榮五十年,已算得上功德無量。能鞏固江山一百年,改革可稱非常成功。能延續統治一百五十年,王淵絕對是名垂史冊的一代賢相。
土地兼併,無法遏制。
對於當權者來說,可怕的不是土地兼併,而是擁有土地的大地主逃稅!
明末江南地區,10%的富人佔據90%土地,也沒見鬧出什麼亂子。即便有“江南奴變”,也是奴僕抗擊僱主,並非起義反抗朝廷。這是因爲,江南商品經濟的繁榮,可以吸納大量無地農民,田皮田骨也維持了佃戶的穩定。
而陝西那邊,商品經濟脆弱,無地農民找不到出路,還得供應邊鎮軍糧。這些窮地方,連田皮都沒有發展出來,佃戶和農戶朝不保夕。一遇天災,就會造成大量流民,於是李自成、張獻忠就出現了!
王淵對常倫說:“賦役定額之後,永世不變,一切賦役稅項全部取消!”
常倫瞠目結舌。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每年由州縣測算並制定賦役總額,再來攤派給轄內百姓。該交多少稅,官員可以胡亂制定,雖然御史一查就露餡,但總有人貪錢不怕死。
而且,賦役稅項雖然統歸一條鞭,但稅項名目還保留着。稅項保留是方便御史覈查,但卻造成吏員工作繁重,官府必須擴招文吏,且文移工作變得非常複雜。時間越往後推,御史越不願查賬,張居正設立的門檻成了擺設,唯一的作用就是養活更多吏員。
這種搞法,別說一百年,就算三十年都撐不住,必定讓情況更加惡劣。
王淵更加粗暴而直接,按照各州縣的情況,制定一個賦役額度,取消全部雜項名目,地方官員就按此定額收取。相當於農業稅、人頭稅、雜稅,永世不變,王淵定下的目標是維持一百年。
至於百年之後,自有君臣去想辦法,關他王淵屁事!
張居正倒是沒這樣粗暴,制定無數條條框框。結果呢?條條框框越多,漏洞就越多,大明賦役越來越少,徵收越來越困難,老百姓的負擔還越來越重,最後只能靠增加鹽稅和瘋狂攤派維持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