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前後，提出要以蘇爲鑑，探索中國式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陳雲和周恩來一道，提出經濟建設要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
1956年2月，蘇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此舉猶如一石擊水，迅即在全世界特別是在國際陣營內部引起了軒然大波。起初，主要是從積極方面來看待這一事件的，認爲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有利於各國黨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本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3月，中央書記處在討論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時，說：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公開批判“破除了那種認爲蘇聯、蘇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確的迷信，有利於反對教條主義。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隨後又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我們應從各方面考慮如何按照中國的情況辦事，少用蘇聯的柺杖，“努力找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
《論十大關係》是這次探索取得的第一個重要成果。曾多次指出：1956年4月提出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又說：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他認爲，十大關係中提出了多快好省，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形成的開始。1957年初，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更明確地提出了有別於蘇聯模式的“工農業並舉”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建設新路子。在八屆三中全會上，再次提出：“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速度更快一點，比蘇聯的質量更要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
但就在領導全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取得重要成果的時候，由於沒有經驗，加上黨的主要領導人在巨大成績面前產生了驕傲自滿情緒，使得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明顯的急躁冒進傾向。這一傾向的產生跟對所謂的“右傾保守思想”的嚴厲批評有着密切的關係。
從1955年下半年起，在嚴厲批評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所謂“右傾錯誤”時，也對其他行業中的“右傾保守思想”進行了批評。這年12月，他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的第二篇序言中指出：現在提到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的問題，既不是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中的右傾保守思想問題，也不是資本主義工商業按行業實現全面公私合營的速度問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也容易解決。現在的問題表現在其他方面。“這裡有農業的生產，工業（包括國營、公私合營和合作社營）和手工業的生產，工業和交通運輸的基本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商業同其他經濟部門的配合，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同各種經濟事業的配合等等方面。在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對於情況估計不足的缺點的。”“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現在的問題是經過努力本來可以做到的事情，卻有很多人認爲做不到。因此，不斷的批評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在12月的一次講話中傳達了的觀點，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此時的周恩來雖然頭腦冷靜，但也還是努力跟上，認爲可以提前完成工業化。並認爲自己的“客觀的可能超過了主觀的認識，主觀的努力落後於客觀的需要”。
在這種情況下，從1955年下半年開始，經濟建設中出現了一股盲目追求數量、速度的急於求成的冒進之風。1956年1月初，經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補充修改，將《農業17條》擴展爲《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簡稱“農業40條”），實際上向全國人民特別是5億4千萬農民發出了使糧棉產量分別以每年8%和10%以上的超高速度發展、實現糧食達到1萬億斤、棉花1萬萬擔的目標而奮鬥的號召。各部專業會議則紛紛要求把15年遠景設想和“40條”中規定12年或8年的任務，提前到5年或3年內完成。1955年10月，中央批准的國家計委1956年國民經濟控制數字：基建投資爲112.7億元，比1955年的預計完成數增長30.4%，比“一五”計劃中規定的投資多12.4%。但到1956年1月初，各省市、部門要求的投資已達153億元，後又增加到9.29%。“一五”計劃規定，5年內限額以上基建項目694個，建成的455個；年初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基建會議將建設項目追加到745個，建成的追加到477個；幾個月後，又將建設項目追加到800個，建成的追加到500多個。
由於計劃指標過高，基建規模定的過大，到4月上旬，經濟建設急於求成、齊頭並進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已經突出地表現出來：不但財政上比較緊張，而且引起了鋼材、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的嚴重不足，從而過多地動用了國家的物資儲備，並且造成國民經濟各方面相當緊張的局面。4月份，由於建材供應不足而未能如期開工的項目，即佔同期應開工項目的1/5。5月以後，這一矛盾更趨突出。另一方面，在已施工的項目中，普遍存在着片面追求數量，忽視質量，忽視節約和安全生產的弊病，成本大幅增加。農業方面的冒進傾向主要表現爲：許多農業合作社的增產計劃過大，片面重視糧棉而忽視副業，生產和非生產的投資都過多，一部分合作社的規模過大，對社員的生產和生活幹涉過多，要求過高，對增加收入和女社員的健康注意不夠。
針對這些嚴重的問題，從1956年初起，處在經濟工作一線的領導人周恩來、陳雲等開始佈署“反冒進”。
1956年1月下旬，周恩來首次在全國知識分子會議上提出：不要搞那些不切實際的事情，“要使我們的計劃成爲切實可行的實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進的計劃。”1月30日，他在二屆政協二次會議上指出：“我們應該努力去做那些客觀上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這樣做，就要犯右傾保守的錯誤；我們也應該注意避免超越現實條件所許可的範圍，不勉強去做那些客觀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則就要犯盲目冒進的錯誤”。2月初，由國務院召集的計劃會議和財政會議根據周恩來的意見，決定將1956年的年度投資由原來的200億元壓到147億元。後來，又進一步壓到125億元。2月8日，在國務院第24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又提出：必須注意急躁的苗頭，“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不論是制定遠景計劃，還是制定年度計劃，“都要實事求是。”“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5月11日，在國務院第28次全體會議上，周恩來說：“反保守、右傾，從去年8月開始，已經反了個月，不能一直反下去。”
陳雲積極配合周恩來領導開展的“反冒進”活動。1956年2月，他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發言指出，工業來了，很好。但對困難要有足夠的估計，不能迴避。在實際工作中，已經盡了可能的，不叫“小腳女人”，超過可能的是“左”。3月6日，陳雲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基本建設撥款削掉7億元，由125億元減到118億元，並指出：“根據中國的情況，每年總要有些結餘才行。”後來，他回憶說，爲確定合理的“基本建設投資。我當時的辦法就是‘砍’，‘砍’到國家財力、物力特別是農業生產所能承擔的程度才定下來。”他指出，訂計劃應該遵循按比例發展的原則，應該首先進行物資平衡，然後再進行財力平衡。他認爲，預算不平衡造成現金不平衡，現金不平衡就要多發鈔票。以後鈔票發行量要適度，因爲如果消費品生產跟不上，物價就要上漲。
周恩來、陳雲的這些主張和做法，得到了的贊同。6月初，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提出經濟發展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堅持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隨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還決定：“生產的發展和其它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還指示中宣部根據會議精神爲《人民日報》起草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強調：“急躁情緒所以成爲嚴重的問題，是因爲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幹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統的領導幹部中，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社論把主持制定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40條》中提出的“在5到7年內掃除農村文盲”和“推廣雙輪雙鏵犁”的規劃作爲急躁冒進的典型事例加以評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40條》規定：在3年至5年內，推廣雙輪雙鏵犁600萬部。但在急躁情緒的影響下，沒有考慮到南方水田的特殊情況，結果，有很大一部分無法銷售出去，已銷售出去的又退回了一部分，沒有退回的，有一部分也是隻能掛在牆上無法使用的“掛犁”。社論指出：“雙輪雙鏵犁的計劃定的太高，沒有考慮到南方水田的條件，以致在南方許多地方大量積壓”。後來，在1958年初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說，“雙輪雙鏵犁在南方名譽不好”。在南寧會議上，他說：“雙輪雙鏵犁，浙江發動全省討論，浙江、安徽、兩湖都能用。要爲雙輪雙鏵犁恢復名譽，重新啓用。掃盲，路上掛識字牌，還要堅持”。在2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又說：“雙輪雙鏵犁在北方還可以，在南方是名聲很臭。這個東西對不對？現在看起來不對”。在3月成都會議上，再次指出：“雙輪雙鏵犁不能用，是因爲思想不能用，腦子不能用，不是客觀不能用”。又說，“雙輪雙鏵犁問題是個關鍵。造了170多萬部，結果只銷了86萬部，還剩90萬部，賣不出去，就證明這個不行，就嚇倒了”。
“八大”通過周恩來主持起草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強調經濟建設必須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八大”後，周恩來、陳雲等繼續強調要反冒進。11月9日，陳雲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發言說：寧願慢一點，慢個一年兩年，到三個五年計劃，每個五年計劃慢一年。穩當一點，就是說“右傾”一點。“右傾”一點比“左傾”一點好。27日，他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說道：“現在馬跑得太快，很危險，這樣騎下去，後年、大後年更危險。”“明年削減投資，必須搞些死辦法，太靈活了不行，哪些東西不搞就是不搞，人不準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砍下來。當然，我們最好是按辯證法辦事，但這樣不行，不來個絕對主義辦不了事。”會上有人提出，投資削減以後，有些項目就不能搞了，工人也不好安排。對此，他說：“我看不能搞就不能搞，計劃完不成就完不成，工人能做別的就做別的，不能就照發工資。這樣對不對呢?我看不會不對，如果到明年8月我們看不對，8月以後再搞也來得及。我們是個大國，明年不穩當心裡不安。”他還一再強調：“實事求是不是小腳女人。”“不要怕別人說機會主義。”他鼓勵國務院主持經濟工作的一些幹部要敢於負責，勇於負責。他說：經濟工作還是大家討論，我們做決定，我們向中央負責。“我們責無旁貸，少奇同志管黨的工作，小平同志擔任黨的總書記，總司令也不管這些事，總理忙得很，首先是我們幾個人(指、李富春、薄一波等)負責，我們肩上擔着6萬萬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亂，打我們的屁股。”陳雲這種敢於負責、旗幟鮮明的精神，給許多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協助周恩來領導“反冒進”前後，陳雲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經濟建設思想和觀點，集中地體現在他關於綜合平衡的大量論述中。早在1954年，陳雲在向中央彙報“一五”計劃的有關問題時，就提出建設中必須遵循有計劃按比例的客觀規律，搞好財政收支、物資供求、銀行信貸三大平衡。他說：“按比例發展的法則是必須遵守的，但……究竟幾比幾纔是對的，很難說。唯一的辦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體上也會是合比例的。”由於我國“經濟落後，要在短時期內趕上去，因此，計劃中的平衡是一種緊張的平衡。……樣樣寬裕的平衡是不會有的，齊頭並進是進不快的。但緊張決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1956年11月，在商業部擴大的部務會議上的講話中，他又說：“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須兼顧，必須平衡”。在我國，這種平衡在很長一個時間內大體上是一種比較緊張的平衡。“但是，絕不能緊張到使平衡破裂。”12月11日，在商業部部長辦公會上，他提出，預算和現金要平衡、不能有赤字，並應略有節餘；物資平衡決定於物資的分配方法，要首先保證生產和市場的最低需要，然後才能用來搞基本建設；購買力與物資必須平衡，不平衡就要出毛病。12月18日，他主持國務院第41次全體會議。他又指出：要把建設和民生的關係擺好，從財政和金融貿易這方面看，主要應注意以下幾點：一、財政預算和現金收支必須是平衡的，不能有赤字，而應略有結餘。二、預算中建設規模應該和物資的供應相適應。首先應該照顧到必須的民生的生產，有餘再搞建設。三、每年人民購買力與供應人民的消費品應該求得平衡。四、我國的建設需要的外匯大體上依靠農產品出口，農業對工業有很大的約束力，工業不能不管農業而爲所欲爲。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陳雲指出：“如果不認真研究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亂狀態。”他說：經濟計劃要做到平衡，“不單要看當年，還要瞻前顧後。”他還提出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觀點，說：“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適應還是不適應，這是經濟穩定或不穩定的界限。”“建設的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當然如果保守了，妨礙了建設應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糾正保守比糾正冒進要容易些。”9月，在八屆三中全會上，他又說：“心須加強全國的平衡工作。因爲經濟的單位是分散的，沒有全局、整體的平衡，就不是有計劃的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