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貢舉法，亦爲舊黨所反對。他們的理由是：（一）詩賦聲病易曉，策論汗漫難知，因此看卷子難了。這本不成理由。詩賦既是無用之學，即使去取公平，又有何益呢？（二）但他們又有如蘇軾之說，謂以學問論，經義、策、論，似乎較詩賦爲有用。以實際論，則詩賦與策、論、經義，同爲無用。得人與否，全看君相有無知人之明。取士之法，如科舉等，根本無甚關係，不過不能不有此一法罷了。
這話也是不對的。科舉誠不能皆得人，然立法之意，本不過說這是取士的一法，並沒有說有此一法之後，任用時之衡鑑，任用後之考課，都可置諸不論。況且國家取士之途，別種都是注重經驗的；或雖注重學識，而非常行之法；只有學校、科舉，是培養、拔擢有學識的人的常法。
有學識的人，固然未必就能辦事，然辦事需用學識的地方，究竟很多（大概應付人事，單靠學識無用，決定政策等，則全靠學識）。“人必先知其所事者爲何事，然後有欲善其事之心”，所以學識和道德，亦有相當的關係。
衡鑑之明，固然端賴君相，然君相決不能向全國人中，漫無標準，像淘沙般去覓取。終必先有一法，就全體之中，取出一部分人來，再於其中施以簡擇。此就全體之中取出其一部分人之法，惟有科舉是注重學識的，如何能視之過輕？經義、策、論，固亦不過紙上空談，然其與做官所需要的學識關係的疏密，豈能視之與詩賦同等？所以舊黨的議論，其實是不通的。
然在當時，既成爲一種勢力，即不能禁其不擡頭。於是至元祐之世，而熙寧之法復廢。熙寧貢舉之法雖廢，舊法卻亦不能回覆了。因爲考試是從前讀書人的出身之路，所試非其所習，習科舉之業的人，是要反對的。熙寧變法時，反對者之多，其理由實亦在此。到元祐要回復舊法時，又有一班只習於新法的人，要加以反對了。
於是折衷其間，分進士爲詩賦經義兩科。南宋以後，遂成定製。連遼，金的制度，也受其影響（金詩賦經義之外，又有律科。詩賦經義稱進士，律科稱舉人。又有女真進士科，則但試策論，系金世宗所立。遼金科目，均須經過鄉，府，省三試。省試由禮部主持，即明清的會試。元、明、清三代，都只有會試和本省的鄉試）。
近代科舉之法，起於元而成於明。元代的科舉，分蒙古、色目人和漢人、南人爲兩榜。蒙古、色目人考兩場：首場經義。次場策論。漢人、南人考三場：首場經義。次場古賦和詔，誥，表。三場策論。這是（一）把經義、詩賦，並做一科了。（二）而諸經皆以宋人之說爲主以及（三）鄉會試所試相同，亦皆爲明清所沿襲。
明制：首場試四書五經義，次場試論判，又於詔、誥，表內科一道，三場試策。清制首場試四書義及詩一首，次場試五經義，三場亦試策。
明清所試經義，其體裁是有一定的。（一）要代聖賢立言。（二）其文體系逐段相對，謂之八股（八股文體的性質，盡於此二語：（一）即文中的話不算自己所說，而算代聖賢說一篇較詳盡的話。（二）則歷來所謂對偶文字，系逐句相對，而此則系逐段相對，所以其體裁系特別的。又八股文長短亦有定限。在清代，是長不能過七百字，短不能不滿三百字。此等規則，雖亦小有出入，但原則上是始終遵守的。因有（一）之條件，所以文中不能用後世事，這是清代學者，疏於史事的一個原因）。其式爲明太祖及劉基所定，故亦謂之制義。其用意，大概是防士子之競鶩新奇的（科舉名額有定，而應試者多。如清末，江南鄉試，連副貢取不滿兩百人，而應試者數逾兩萬。限於一定的題目，在幾篇文字內，有學問者亦無所見其長。於是有將文字做得奇奇怪怪，以期動試官之目的，此弊在宋代已頗有）。
明清時代科舉之弊，在於士子只會做幾篇四書義，其餘全是敷衍了事，等於不試。士子遂至一物不知。此其弊，由於立法的未善。
因爲人之能力，總是有限的，一個人不過懂得一門兩門。所以歷代考試之法，無不分科，就其所習而試之。經義詩賦的分科，就等於唐朝的明經進士。這兩者，本來不易兼通。而自元以來，並兩者爲一。三場所試的策，絕無範圍。所以元明清三朝的科舉，若要實事求是，可說是無人能應。天下事，責人以其所不能爲者，人將並其所能爲者而亦不爲，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明清科舉致弊之原，即在於此。
宋代改革科舉之意，是廢詩賦而存經義策論，這個辦法，被元、明、清三代的制度推翻了。其學校及科舉並用之意，到明朝，卻在形式上辦到。明制，是非國子監生和府州縣學生，不能應科舉的（府州縣學生應科舉，是先須經過督學使者的試驗的，謂之科考。科考錄取的人，才得應鄉試。但後來，除文字違式者外，大抵是無不錄取的。非學生，明代間取一二，謂之“充場儒士”，其數極少）。所以《明史》謂其“學校儲材，以待科舉”。按科舉所試，僅系一日之短長，故在事實上，並無學問，而年少氣盛，善於作應試文字者，往往反易弋獲，真有學問者反難。
學校所授，無論如何淺近，苟使認真教學，學生終必在校肄習幾年，必不能如科舉之一時弋取。但課試等事，極易徒有其名，學問之事，亦即有名無實。畢業實畢年限之弊，實自古有之，並不自今日始。使兩者相輔而行，確係一良好的制度。但制度是拗不過事實的。
入學校應科舉的人，其意既在於利祿，則學問僅系工具（所以從前應舉的人，稱應舉所作文字爲敲門磚），利祿纔是目的。目的的達到，是愈速愈好的。
（一）假使科舉與學校並行，年少氣盛的人，亦必願應科舉而不願入學校。（二）況且應試所費，並來往程途計之，遠者亦不過數月，平時仍可自謀生活。學校則不能然。所以士之貧者，亦能應科舉而不能入學校。
（三）何況學校出身，尚往往不及科舉之美呢，職是故，明朝行學校儲才以待科舉之制後，就釀成這樣的狀況：（一）國子監是自有出身的，但其出身不如科舉之美，則士之衰老無大志者都歸之。（二）府州縣學，既並無出身；住在學校裡，又學不到什麼；人家又何苦而來“坐學”？作教官的人，亦是以得祿爲目的的。志既在於得祿，照經濟學的原理講，是要以最少的勞費，得最大的效果的。不教亦無礙於利祿，何苦而定要教人？於是府州縣學，就全然有名無實了。
明初對於國子監，看得極爲隆重。所以後來雖然，總還維持着一個不能全不到校的局面，到清朝，便幾乎和府州縣學一樣了。
制科在唐朝，名義上是極爲隆重的。但因其非常行之典，所以對於社會的影響，不如鄉貢的深刻。自宋以後，大抵用以拔取鄉貢以外的人才，但所取者，亦不過長於辭章，或學問較博之士（設科本意，雖非如此，然事實上不過如此，看《宋史·選舉志》可知）。清聖祖康熙十八年，高宗乾隆元年，曾兩次舉行博學鴻詞科，其意還不過如此。德宗光緒二十五年，詔開經濟特科，時值變法維新之際，頗有登用人才之意。政變以後，朝廷無復此意，直到二十九年，才就所舉的人，加以考試，不過敷衍了事而已。
科舉在從前，實在是一種文官考試。所試的科目，理應切於做官之用。然而歷代所試，都不是如此的。這真是一件極奇怪的事。要明白此弊之由來，則非略知歷史上此制度的發展不可。古代的用人，本來只求有做官的智識技能（此智識兩字，指循例辦公的智識言，等於後世的幕友胥吏，不該括廣泛的智識），別無所謂學問的。後來社會進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須通知原理，並非循例辦事而已足。於是學問開始影響政治，講學問的人，亦即攙入政治界中。
秦朝的禁“以古非今”；只許學習“當代法令”；“欲學法令，以吏爲師”；是和此趨勢相反的。漢朝的任用儒生，則順此趨勢而行。這自然是一種進步。但既知此，則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學問，不應將做官的人與學問之士，分爲兩途，同時並用。然漢朝卻始終如此。只要看當時的議論，總是以儒生、文吏並舉，便可知道。
《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儀》，載後漢光武帝的詔書，說“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第一種是德行，第四種是才能，都是無從以文字考試的。第二種即系儒生，第三種即系文吏。左雄考試之法，所試的亦系這兩科。
以後學者的議論，如《抱朴子》的《審舉篇》，極力主張考試製度，亦說律令可用試經之法試之。
國家的制度，則唐時明法仍與明經並行，所沿襲的還系漢制。歷千年而不知改變，已足驚奇。其後因流俗輕視諸科，把諸科概行廢去，明法一科，亦隨之而廢，當官所需用的智識技能，在文官考試中，遂至全然不佔地位。（一）政治上的制度，既難於改變；（二）而迂儒又有一種見解，以爲只要經學通了，便一切事情，都可對付，法令等實用不着肄習；遂益使此制度固定了。歷史上有許多制度，憑空揣度，是無從明白其所以然的。非考其事實，觀其變遷不可。科舉制度，只是其一端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