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過後，我接到了振平的來信，信寫的很低沉而且表露出說“或許這輩子咱們哥幾個命都這麼地苦！”我的心很是難受。他爲什麼會這麼消極？說出這樣不着邊際的話來，難到他真的有心事兒？
由於一年來的連續忙碌，每天晚上又寫又背地到半夜，我的身體吃不消終於病倒了，經醫院檢查，雙肺出現了黑點，被確診爲結核病，我住進了醫院。
在監內犯醫所裡，每天進行輸液治療，病號飯僅是嘠瘩湯和饅頭，住了一個多月後，轉爲門診治療，每天到犯醫所打肌肉針，醫生告訴我，要想康復的快，只能和家裡聯繫給送一些有療效的藥物，另外需要營養治療，讓家裡多給備些營養品。我急忙給家裡寫了封信，讓家裡趕在4月末前把藥給送來。按常規，平時家裡來的挺勤，現在有病了，得知消息一定會來的很及時的。然後，進到5月份後，家裡也一直沒有音訊，幸虧幾位關係不錯的同犯，給送些吃的，明天給拿點那個吃的，讓我維持着身體漸漸康復起來，也許是身體好，和其他有病的人在恢復過程中要快一些。
中隊根據我生病的實際情況，從生產一線質檢的崗位抽調出來，在監舍一邊養病，一邊抓中隊的文體和學習，並在監內座班。 老鄉李純亮家裡來接見，帶的食品是《大興安嶺日報》包着的。李純亮沒有捨得扔，疊起來放到了鋪上。我順手拿過來想看一看《大興安嶺日報》，突然頭版二條醒目的標題映入了我的眼簾，我睜大眼睛看着看着驚呆了，我不想看到的事情還是成爲了現實。施龍，宋振平等一夥13人特大流氓犯罪團伙被公安機關抓捕歸案的報道，讓我震撼。其中涉及6起命案。看見這條驚天的新聞。我的大腦像爆炸一樣。身體也失去了平衡，全身無力地有些站不住腳了。我沒有和李純亮打招呼，拿着報紙急忙回到自己的鋪上，躺在牀上仔細地看着報道。從中去衡量着事態的最壞結果會怎樣，但從報道的事實看，九死一生，流氓犯罪團伙，且牽扯多起命案，想要活命實在是太難了。
這條消息，尢如驚天霹靂一樣，徹底把我的精神防線給擊潰了。我躺在鋪上連續三天沒有起牀，許多關係較好的同犯，只知道我病了，但不知道原因，有的給我衝一包方便麪端過來讓我吃，我的嘴全是水泡，嗓子腫得咽口吐液都困難，我一度產生過絕望和衝動心理，也時常在被窩裡一個人偷偷地流眼淚。因爲這件事情發生也許我們不僅僅是失去了從小到大共同生活的一奶同胞；而且會給家庭帶來更大的打擊。同時，做爲長兄，弟弟走到今天，我有不可推脫的責任，父親去世、母親失明、做爲長兄不但沒有盡到帶好弟弟的責任，弟弟在社會上走到這種地步，與我有一定的影響，在看守所時，我已有所耳聞，自從我的這次事件發生後，施龍、振平等人也被拘留後釋放，在社會上不知情人傳的沸沸揚揚，因爲華宇是地方上很有名氣的地痞流氓，被致死了，像施龍與振平都是事件的參與者，能在短時間內就出去了，在社會上必須會產生影響。加之同齡人的追捧，造成施龍等人在社會上很快就小有名氣，許多人都很敬佩他們，從而使他們不知深淺地在社會上混起來，越陷越深，這是他們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因素。
每每想起這些，內疚的心理病苦地折磨着我，痛不欲生。
我在昏昏噩噩中不知底度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每天吃幾口飯便吃不下去了，睡始終是迷迷糊糊睡不着，心情難以平靜，這是我一生中又一次經歷生比死還難熬的日子。
6月份，我接到了一份省高院的減刑裁定書，這是今年年底監獄給申報的減刑建議書，申請減爲有期徒刑十八年，省高院給裁定減爲有期徒刑十九年，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改爲八年。具聽老犯人講，這批減的都不理想，以往死緩能減爲十九年，無期徒刑能減爲十八年，這次死緩的基本都減爲二十年，無期給刑減爲十九年，普遍都上幅了一年，有以前的減刑幅度對比着，這次減爲有期徒刑的犯人雖然變爲有期徒刑本該高興一些，但情緒多少都受點影響。老犯人說：“知足吧！有期總比沒期強，不管怎麼說，有盼頭了。以前雖然無期比死緩輕一個格，但有不少犯人都希望自己判死緩的。因爲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根據法律規定兩年期滿後，沒有重新犯罪行爲的，法院必須要給減爲有期徒刑，而無期徒刑說不上什麼時候給報減刑卷，三年五載都得挺着。”
我說：“其實，人就是這樣，不知足。就拿我的案子來說吧，屬防衛性質，當初我覺得判我刑都難以接受。一審判了我死刑，當時，我想，即使不給按防衛認爲，也不至於判死刑啊！在複覈的那段日子裡，有時我總希望二審能給留口氣，哪怕判死緩也行啊！時過境遷，人的思想在不斷地變化着，現在，當我承受二審無期徒刑的時候，由險境脫離出來後，內心又感到無期徒刑的壓力和前所未有的委屈”。
對於漫長的刑期和家中發生如此大的變故，心裡曾產生了對人生和社會極大牴觸，消極情緒，我想到過脫逃、之後報復社會，血洗大興安嶺中院，哪怕事情做完了一死了之，也絕不會讓別人說咱是孬種，做人要不留芳千古；要不遺臭萬年。無論是正面人物或是反面人物，它的名字都將在世人面前“不朽”，關鍵是你做的事兒做的夠不夠大！其實，好人和壞人之分往往不在人的本性，有的是一念之間，譬如，你偶然遇到兒童落水，便跳入水中救起落水兒童，一夜之間，人們會把你樹立成一位英雄；路遇歹徒搶劫，你徒手鬥歹徒，那是見義勇爲；相反，你看見個老者，背了一兜子錢，見財起義，搶爲已有，酒醒後，你感到後悔，即便到公機關投案自首，你也成爲了一名罪人，只是求得司法機關在判刑時的寬恕而已。另如，正當防衛案，在你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採取的防衛行爲，如果恰到好處，你就會無罪。一但行爲過當，就是犯罪行爲，將接受法律的判決，所以，所謂的好人和壞人應當怎樣去分？往往環境和客觀因素也能改變一個人。比如：一個國家領導層要體察民情，關心民生，如果做的好，人民才能安居樂業，假如吃不上，穿不上，民不聊生，則會生出更多的鬍匪賊盜來，受環境所迫，殺人越貨者，古往今來，還是彼彼皆是的。也正如我被判死刑的時候，想大鬧一場一樣，產生這種心態的原因則是受到司法不公的影響，都判死刑了，還有什麼可在乎的了呢？”
這是我在改造生活中的最危險的一段心理波動時期，我開始做準備伺機行動，但在表面上表現越來越鎮靜，改造中一如既往地積極表現，用表面現象蒙弊幹部。
我和往年一樣，在這段時間認認真真地籌備犯運會的播音和宣傳工作，圓滿地完成了監獄交給我的改造任務。當運動會閉幕後，我離開運動場的時候，心裡突然產生一種想法：回頭看着主席臺和臨近的宣傳棚，心裡想：“這也許是我最後一年面對近萬人的廣場播音了。”……
沉重的心情一直壓抑着我很長時間，在痛苦和煎熬中打發着時光。一天，突然中隊幹部喊我接見，忐忑的心情走進接見室時，四處尋找着親的面孔，這時，一個女人的聲音傳到了耳邊：“這兒呢，振嶺”。
我順着聲音找到說話的位置，隔着窗口鄰居王才和他愛人正在向我招手。聽家裡人說，他家的二小子，王志剛正在和振波處對象，他們怎麼來了？我心裡在想，一種不詳的預兆襲上我的心頭。
“你們怎麼來這兒了？”我迷惑的問。
王才的愛人說：“振嶺，我家小二也進來了，剛送進集訓隊？”
“判多少年？因爲什麼？”我一連串地問了兩個問題。
“判死緩。是和施龍他們。”王才的愛人說。
我問“施龍他們呢？”
“別問了，你以後就知道了，都是施龍給咬進來的。振嶺，你們家暫時來不了，讓我給捎點藥來，聽說你生病了，怎麼樣？”王才愛人說。
“基本好了，但需要養，現在正在恢復”我告訴他們。
王才說：“振嶺，志剛歲數小，你多關照一下”。
“行。我會盡力的。一會兒回去，我到集訓隊去看他去。你們告訴我，振平是不是也牽扯進去了。”我問。
王才和他愛人點點頭。隨後說：“過段時間，你家裡來會詳細和你說的。”
“那，振平是不是沒進來。”我一直不敢去碰到那些最不吉祥的字句。
王才點點頭。
其實，什麼都不用問了，儘管他們兩口子也在盡力避開這些關鍵的話題，因爲這麼大的事兒，放他們是不可能的。一個是送勞改隊，另一種情況就是上了刑場。
從接見室回到監舍，我彷彿是在騰雲駕霧一樣，身體輕飄飄地，大腦也一片空白，但表情卻非常地平靜。幹部問我是誰來的？我告訴說，家裡現在沒閒人，是鄰居出門路過，順便來看看我給我捎點藥。
回到監舍，我買了二斤水餃，帶上兩頭大蒜便奔樓下集訓隊去了。
我找到集訓隊的幹部，要求見一見王志剛。集訓隊的幹部對我很熟，都知道我這幾年在監獄主持大小活動、播音、解說等，混了個臉熟。所以辦起事兒來還是挺方便的。
**幹部讓集訓隊門衛，把王志剛帶到他的辦公室裡，王志剛一進門見到我在椅子上坐着，眼淚馬上就掉下來了，嘴裡說了聲：“大哥”。便哭出聲來。其實，以前，我管他母親一直叫大姐，他比我小几歲，改口叫我哥！是因爲他和振波處對象。
我說：“你們競瞎得瑟，出大事了吧，你們一共判了多少？都怎麼判的？”
王志剛說：“施龍和我三哥他們判死刑六個，另外楊儉在提審時搶槍脫逃被擊斃，皮秋峰在逃，現在送來的是三個死緩，一個無期，一個十五年。”
“吃點東西吧，集訓隊生活挺苦的，我給你買了點餃子，趁熱吃了，過幾天我再來。我問你，你三哥說什麼沒有？”我說。
“臨宣判，上刑場那天，我們都綁着，我三哥讓看着的警察把我叫到他身邊，讓警察給我一支菸，對我說，到監獄看到大哥，別讓大哥上火，事已至此，也挽救不了，一定讓大哥活着回來，如果大哥在有個閃失，家裡的打擊就更承受不了了，千萬把我的話告訴大哥。”王志剛說。
“既然你三哥能想到這麼多，又何必當初呢？”我說。
“都是施龍給牽扯的，這次給打個流氓團伙，從抓我們到判決，前後一共才28天。”王志剛說。有影響的案子，那是從重從快了，你們也不用瞞怨什麼施龍，如果不參與不就什麼事兒也攤不上了嗎？你們爲什麼要這麼做；有什麼利益嗎？把加區折騰的不像樣，禍害死多少人？我說。
“施龍和我三哥曾說過，現在社會風氣不好，當官的除了貪，就是營私舞弊，還說像你的案子，如果不是權勢作怪，定正當防衛，也判不了死刑，現在判無期也太重了。他們說，現在社會沒有好人了，想要教訓他們。”王志剛說。
“以卵擊石。再說，我的事情也不至於弄得你三哥他們這麼消極啊，”我問。
“其實，就是施龍領着我們在吃、喝玩的時候，不知不覺地越陷越深的，施龍也總說，社會沒好人。”王志剛補充說。
“行了，不提這些了，你們還是太幼稚了，等陷進去了，想撥都撥不出來了。”好好在裡面呆着吧，死緩，如果表現好的話，十四、五年，也能出去，總算還有個活的機會，像你三哥連活的權利都沒有了。”
夜，靜的出奇，反來複去的怎麼也睡不着覺，淚水在不停的流落到枕巾上，天都放亮了，迷迷糊糊地枕着淚水進入到了夢中，夢見振平帶着腳鐐走向刑場的時候。突然回頭看到身後站着的我，他輕飄飄地走到我的身邊……
我問他：“你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告訴我，你也是冤枉的”。
振平說：“大哥，說什麼都沒用了。咱家再不能沒有你了，也不能讓任何人看咱家的笑話，一定要活下去”。說完，振平欲轉身離開時，我一把手伸過去拽振平。這時只聽耳邊有人對我說話，你咋地了，拽我有事嗎？”
我睜開眼睛，發現鄰鋪的李桂臣正瞧着我。“怎麼，你沒睡覺啊！”我問他。
李桂臣說：“我交完班，剛迷了着不大一會兒，你一把給我拽醒了，嚇我一跳……”
“真對不起！我也剛睡着，做了個惡夢”我有些歉意地說。
這一夜，我再也沒有入睡。想來想去，覺得自己的思想上犯了一個錯誤。真是當事者糊塗，假如我往出衝，能否衝出去還不好說，工業監獄不出外工，深院高牆，電網探照燈，別說逃出去九死一生；即便出去了，去報復那些執法不公的敗類，結局又會怎樣？這種犧牲，無非是匹夫之勇，而換來的是外人的苦笑和家破人亡，留給親人的只是不盡的痛苦。振平說的對，應當活下去，更要活出個人樣來。
我一直沉浸在失去同胞弟弟的悲痛之中，表面上卻顯得比以往更沉穩。
在這個時候，玉玲突然又來接見了。我以爲她知道了振平出事兒。
“你知道振平出事了嗎？”我問。
“振平怎麼了？現在在哪兒？”玉玲問。
“沒了，流氓犯罪團伙”我低沉地說。
玉玲！“什麼時候的事兒？從抓到宣判，前後才28天”。
玉玲：“家裡怎麼也得告訴我一聲，讓我去看看的。”
我知道玉玲對振平好，自從我和玉玲建立戀愛關係那天起，每逢玉玲到家中，振平都大姐長大姐短地在玉玲身前身後地轉，玉玲也時常給振平買這兒個那兒個的。”
“時間太緊，只有振庫忙着跑振平的事兒，家裡外面都脫不開身，這麼大的事兒，或許沒來得及吧”我說。
“振平最喜歡興磊，知道嗎，說什麼也讓他三叔看看興磊，見上最後一面。”玉玲似乎在自言自語。
“別說了，我比你更鬧心。對了，我減刑了，還有十八年多”。我說。
玉玲：“什麼時候減的？”
我說：“剛接到裁決不長時間。”
玉玲：“振嶺，你答應我一件事兒，你必須好好幹，活着出來，家裡還有媽媽、還有你兒子，還有我都盼着你回來呢？”
“爭取吧，在這裡求生存，刑期長短無所謂，長了可以變短，就看壽年長短了！”我說。
“你千萬不要胡來。你知道這六、七年我和孩子是怎樣渡過來嗎？”你曾經判過死刑，那個時候，你不也是希望自己的弟弟們都能平平安安嗎？你當哥哥的，在弟弟、妹妹面前，還想讓他們失望嗎？家裡你可是個大的。如果你有個三長兩短的，即使兒子大了都不會原諒你的”玉玲說。
“放心吧！我會活着回去的，我對老人沒有盡到孝心，對孩子沒有盡到責任，也許我經歷的風雨太多了，我會活着更堅強些的”我勸慰玉玲說。
監獄裡的犯人有個不成文的習俗，就是接見回來要給同犯們點支菸抽，也叫“打炮”。我回監舍上到二樓的時候，問大隊門衛犯人誰在教研室呢？門衛告訴我說：“熊幹事來了。”我上樓把兜子送回監舍便急忙到教研室去了。屋裡有幾名犯人教師正在陪着熊幹事嘮嗑兒。
“熊幹事來了？”我說。
熊幹事點點頭。
犯人教師給我讓個座位，我拿出煙來，給熊幹事點支菸，也給在座的教師每人發支菸。
熊幹事問：“誰來接見了？”
“我愛人”我答道。
熊幹事說：“剛纔他們幾個說，你們家哪兒送來好幾個人，都在集訓隊呢？”
“是，我家鄰居。”我說。
熊幹事：“聽到家裡什麼信沒有？”
“我弟弟沒了”我很平靜地說。
一位教師說：“剛纔熊幹事還說你不知道呢！”
“十幾天前，我就知道了”我說。
教師說：“不對呀？這些天，熊幹事讓我們幾個看着你，你一點反常也沒流露出來啊！”
“我覺得，這幾天石永生和代立軍始終不離開我左右呢，總找機會和我嘮嗑兒。”我說。
熊幹事：“你咋知道弟弟出事兒的？”
我說：“是李純亮家接見拿來的《大興安嶺日報》頭版二條登的。”
熊幹事：“你咋想的？”
“那能咋想。就算我家在大牆外，着大火了，我也只能眼看着，什麼辦法也沒有”。我說。
熊幹事說：“這就對了，凡是要想開，如果你要想不開，有什麼閃失的話，你的家人更難以承受了。你家裡還有啥兒人？”
“一個弟弟、一個妹妹，還有母親”。我說。
熊幹事說：“你愛人和孩子和他們在一起生活嗎？”
“我出事後，我愛人便回她媽家了，孩子也是在這面生的。後來，我岳父退休，單位給個合同制工人指標，給了我愛人，在商店上班，和我岳父母住在一塊兒”。我說。
熊幹事說：“事出了，別有什麼壓力，像你這種改造方式即使原審法院不給你改判，有個十年八年的就能回去，快的話，出去還不到四十歲，一切還不晚。”
我點點頭說：“那是，我必須爭取早點回去。”
這個期間，我從王志剛的口中得到的外婆在一年前去世了，外婆是我一生中最疼我的一個女人。由於我在裡面難以承受這份打擊，家裡人一直沒有告訴我這個惡耗。
對於外婆的去世，雖然心中感到陣陣痛苦，但老人家畢竟八十多歲了，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心裡難受只是在外婆晚年之際，未能盡到一份外孫的孝心而已。而且自出事後，關於能否再能見到外婆，心裡曾反覆地思考過，有很充分的心理準備，但兩件事摻雜在一起，確實又一次給我一悶棍，讓我感到自己的蒼白和渺小。
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裡，我曾放棄了幾次監獄組織的活動。我沒有參與，有些人問我：“咋的了！”
我說：“病情一直沒有利嗦，身體總出現發燒和不適的症狀；需要調養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實際不僅是我身體調養的關鍵時期，也是我的精神和思想調整的一段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