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關於性的爭論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傳統的性規範中，首當其衝的問題是，性的目的是爲生殖繁衍還是爲，體快樂的問題：爲生殖的性活動被視爲正當的，不可避免的；爲快樂的性&動則被當做不正當的、罪惡的，應受懲罰的。在西方社會中，從亞里士多德到弗洛伊德，性的生殖與快樂兩方面自始至終存在着一種緊張關係。
與古代和東方性規範極爲不同，基督教道德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反對快樂。這一原則認爲，快樂使靈魂受到的束縛，阻礙它聽從上帝的召喚。基督教認爲，爲了人類的繁衍，性行爲是一樁不得不爲之的罪惡，所有非生殖性的性行爲則是有意犯罪爲惡。所有非生殖性的性行爲都是“不啓然的”或是“違反自然的犯罪”。把精液用在任何生殖以外的目的上都是“與自然對立的”，因而是罪惡的。基督教的理想的性行爲僅有一種，那就是不包括快感在內的以生殖爲唯一目的的異性。公元6世紀的格里高裡教皇相信，在有了婚內行爲後，一個人就不可能再是純潔的了。而如果一個人僅僅因爲快樂而與配偶**，那就肯定是一粧嚴重的罪行。
中世紀早期的基督教沉悶禁慾的性道德與古希臘以及古代東方國家自由散漫的性道德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尤其是它關於性是罪惡的這種觀念，對後者來說是相當陌生的。根據聖奧古斯丁（著名的神學家、哲學家）的看法，作爲亞當和夏娃墮落的結果，性活動的一切方式都是有罪的，即使是夫妻間的交也不例外。雖然活動不是不可以有，因爲它是得到上帝允許的，但是每一次具體的都是罪惡，作爲結果，每一個孩子都是其父母的罪惡的產物。
聖奧古斯丁還是最早爲教會灌輸“是令人噁心的行爲”這一看法的人。在他之後，這種對性的否定看法甚爲流行。阿諾伯斯稱之爲骯髒和可恥的行爲；麥瑟德斯稱之爲不雅的行爲；傑羅姆稱之爲不潔的行爲；泰圖利安稱之爲令人羞愧的行爲；安布羅斯稱之爲玷污的行爲。有一種沒有明說的想法，即上帝應當在性之外發明一種解決繁衍問題的更佳方式。
按照宗教教義，每週的星期四應當戒欲，以紀念基督被捕的日子；星期五紀念基督受難；星期7紀念聖母瑪麗亞；星期日紀念基督復活；星期一紀念基督昇天。只有星期二和星期三可以，但是如果遇上齋戒日和宗教節曰——復活節前的40天，聖誕節等等，也應禁慾。雖然關於齋戒期、節日、妻子不潔期（經期、孕期、哺乳期）禁止的規定有所修正——過去強調妻子的不潔，但在12、13世紀之後轉變爲強調對妻子和孩子健康的傷害——但是禁慾的基調沒有改變。
13世紀的神學家阿奎那指出，性快樂是罪惡。造物主設計性器官是爲繁衍，因此這些器官只能派這一用場。是醜惡的，肛交是絕對禁止的；用口和手接觸“羞處”也應當禁止；避孕是禁的；同性戀也是禁止的。聾湯瑪斯指出了4種最令人憎惡的活動：，獸交，同性和除教會規定的“傳教士式”這一體位之外的異性。
在18世紀，教皇喬治三世宣稱，肛交“在上帝眼中是可憎的邪惡，住有此類行爲者的城市將毀於烈火和硫磺。”關於體位，教會則一直強調“自然”體位，即男上位，認爲這是唯一可以接受的體位（據說這一體位能保證性行爲當事人只能獲得最小的快感），所有其他體位都被認爲是“不自然”的。後進式被認爲“不自然”是因爲它像動物的動作；女上位是違反了男女的角色定型：女人應是被動的，男人應是主動的。直到15世紀以後，一些神學家才允許有特殊原因的夫妻採用其他體位，如丈夫太胖或妻子懷孕。
基督教道德家認爲，在社會中，最適於兒童生長的環境是家庭，因此人應當只有婚生子女。聖保羅指出，有肉慾之罪的人包括4個羣體：其一是娼妓；其二是通姦者，即引誘他人之妻及使自己受到誘惑的女人；其三是有女性氣質者；其四是男同性戀者。他認爲，人的理想境界是保持貞節，“對於一個男人來說，最好不和任何女人發生關係必須放棄身體屈從於肉慾就像胃屈從於食慾一樣的思想。但是，他又補充說：“由於存在着那麼多不道德的事，所以應當讓每個男人有自己的妻子，每個女人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必須對妻子盡責，妻子同樣也必須對丈夫盡責。”這是一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想法一既然爲了人類的繁衍非允許不可，那就只好把道德標準放寬一點，但是，最多隻允許它發生在有婚姻關係的人們當中，以避免更多更嚴重的不道德行爲。照此邏輯，婚姻是上帝派發給人們的某種預防藥物，以便將人從不道德中拯救出來。
基督教會認爲，即使在夫妻的性關係中，也應當嚴守爲生殖的原則，堅決杜絕爲快樂的性活動。大多數早期的神學家都認爲，如果夫妻爲快樂而就是犯了道德之罪。
在5世紀，聖傑羅姆說：“一個男人如果愛妻子過於熱烈就是一個通姦者。愛他人之妻是恥辱的，過度地愛自己的妻子也一樣。聰明的男人對妻子的愛是慎重的，不是熱烈的。……男人在他的妻子面前不應當是情人，而應當是丈夫。”班尼迪克在1584年說：“一個丈夫過度熱烈地愛他的妻子，過於熱衷於從她身上獲得快樂，不是把她當做他的妻子，而是當做他的情人，那他就是一個罪人。”
照此看來，夫妻的婚牀並非只屬於他們兩人，懺悔牧師的陰影籠罩着他們的性活動。神學家和牧師對夫妻的**討論到了最細微的細節，這不僅因爲他們想把基督教的精神注入婚姻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而且反映出當時處於婚姻關係中的人們希望瞭解婚姻遊戲規則的焦慮感。這個規則的核心就是要求所有的夫妻僅僅爲繁衍後代而，絕不可以爲了快樂做這件事，那樣做是有罪的，是違反了基督教的性規範的。
一般認爲，西方性規範的改變遲至16世紀末期才發生（另一說變化發生於1500年至1800年之間），當時人們對性有了新的看法：從性行爲中順便獲得快樂不再是錯誤的，只有那種以快樂爲性活動唯一目的的性行爲纔是有罪的。
當時，關於性的話語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宗教的，另一個是醫學的。教會認爲性屬於道德範疇，醫生則爲宗教的話語提供“科學依據”。直到18世紀，醫生還認爲對健康有害。隨後的精神分析理論雖然對解除人們的性壓抑起到了一些作用，但是它所發明的一套關於性變態的話語又造成了新的壓抑。
在宗教的權威之外，世俗的權威也增加了人們對性的恐怖心理。據考證，在現代早期，人們的一般只持續幾分鐘；大多數人沒聽說過準備動作；只採用男上女下的體位；女人很少享受到性快感；女人對性快感的需求受到懷孕和生育時死亡的威脅；男女雙重標準盛行：男人的婚外性活動可以忽略，女人的婚外性活動卻不准許。
有一種觀點認爲，宗教和世俗的禁令是現實生存狀況的反映：在16世紀前，恐怕性活動的吸引力遠遠不如現代生活中那麼大。在現代早期，據斯通（英裔美國曆史學家）的說法，男女靑年很少能遇到很性感的人，或者有剩餘精力從事性活動的人。人們的頭髮裡面長滿蝨子，呼吸惡臭，牙齒殘破。他們很少洗澡，皮膚上長滿溼疹、疥癖、潰瘍、爛瘡和其他醜惡的疾病。女人有很多婦女病，感染、潰瘍，瘡疥、流血等，這些疾病使很不舒服，疼痛，或者根本就不可能。活動可能導致多種性病，如一位18世紀的傳記作家波斯韋爾就得過至少17次淋病。“人類的生存環境變化太大了，我們很難想象過去那種骯髒、殘酷和短暫的生活方式。”
對性的規範除了生理的基礎，更有其經濟的基礎，比如非婚生子女繼承家庭財產的問題；非婚母親及其子女需要親屬照顧成爲其負擔的問題。爲了避免這些問題的發生，形成了一整套性的禁忌。成年人對兒童從不言性，在有禮貌的人們當中也從不談論性的問題。沉默和懲罰製造出性的恐懼，社會以此來制止青少年的性活動，規範成年人的性活動。在那時，人的被認爲是**的。
對於相當晚些的歐洲人和對於大多數19世紀的美國人來說，說到性就是在說生殖。持續了近千餘年的這種佔統治地位的基督教性規範真正開始發生變化是在19世紀，隨着西方女性生育越來越少，性的生殖功能越來越不重要了。在20世紀，人類性行爲的快樂功能超過生殖功能而佔據統治地位巳經被整個人類所接受。如果說像倭黑猩猩這樣的動物都會有口對**的性活動，這一活動還會有多麼不自然呢？如果說像黑猩猩這樣的動物都會有同性間的非生殖性性行爲，這種行爲還會有多麼不自然呢？人們開始認識到：非生殖性的性行爲實際上可能是有益於整個人類的。其理由在於，就像過少的生殖性性行爲一樣，過多的生殖性性行爲對於人類的生存也會造成重大的威脅，困擾着當今世界的人**炸不就是這樣的嗎？
有研究者進一步探討了快感與生殖疏離的生理基礎6此類研究指出，有必要區分兩種類型的快樂：其一是由刺激**及其他性感帶所導致的快樂的性感感覺；其二是快感的強烈快樂。前者稱爲前髙潮快樂狀態；後者稱爲快樂狀態。對二者可以做出區分。
此類研究指出，從男性的情況看，儘管快感與**經常同時發生，但二者是在概念上、解剖學上和生理上相區別的現象。從理論上說，快感沒有必須與**聯繫在一起的明顯理由。對雄性鼠快感腦神經區的刺激可以導致**，但並不發生**。同樣，快感也可以在不**的情況下發生，及男性的所謂“千插入”快感。年輕的尚無生殖能力的少年以及停經後的女性也都可以有快感。這些快感都與**及生殖無關。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並不是快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雖然二者一般來說總是同時發生的。
另有其他的確鑿證據表明，男性的快感和**是可以分開的現象。例如，在神經中樞受傷的情況下，有些男性可以有**而無快感。另一方面，人工刺激大腦的實驗表明，男性可以有快感而無**。世界上唯一做過快感腦神經試驗的男性是一位神經病人，在快感腦神經受到刺激時，他報告感到性喚起和性快感。他在1小時內自我刺激達1500次，還請求更多的刺激。他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研究者據此做出這樣的結論：從生理角度說，在生殖性的性活動中，快感並不是必不可少的；同樣，有快感的性活動也並不一定需要導致生殖。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之所以迷戀於性活動，再是因爲它可以繁衍保種，而越來越多地是爲了這種活動給他們帶來的快對於越來越多的人來說性的目的就是它自身，它是人類各項活動中唯一倖存的帶有原始意味的活動，而人類生活的其他方面大都被鎖在牆壁、柵欄和鎖鏈之中，被鎖在現代工業文明的大門之中。性和生殖的關係越來越疏遠，以致人們提起基督教關於生殖應當是性的唯一理由的觀點，會覺得它是那麼的古老和過時。
但是遲至20世紀末，世界已進入了所謂“艾滋病時代”，基督教仍舊堅守着反性的立場。天主教會甚至反對針對艾滋病提出的“安全的性”的口號，主張以禁慾和一夫一妻製作爲解決艾滋病危機的辦法。據一位天主教牧師宣稱’，在他所做的一項調查中，有46%的人認爲“用避孕套防止艾滋病是錯誤的”。許多政治家把艾滋病視爲倒撥時鐘迴歸性革命前狀態的機遇，那時性處於壓抑和秘密的狀態。對於福音教派來說，艾滋病是“上帝的懲罰”，懲罰我們集體的性罪惡，尤其是對同性戀和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性解放的懲罰。
中國人的性觀念
世界上現存的多種性規範可以被粗略地劃爲兩大類，一類主張任何形式的性行爲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性活動要有節制，性能力不可濫用；另一類主張將性行爲區分爲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兩種。前者是精神並重的文化，後者是重精神輕的文化。東方文化接近於前者，而西方文化接近於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