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革命對傳統社會的衝擊必然帶來保守主義的反彈。以“道德大多數”爲代表的思潮在性觀念上是傳統的，政治觀點是保守的，他們反對所有性革命及其相關事件帶來的變化。在英美兩國公衆對性的自由主義態度逐漸上升之時，新右派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闢了性政治的戰場。社會淨化運動動員了相當多的選民並得到立法支持，且促成了選舉中保守勢力的勝利。美國新右派的思想將“性無政府主義”作爲社會弊病的解釋，有效地聚合了社會焦慮，並利用了潛在的強大的羣衆基礎。其中有兩個關鍵的核心羣體：基督教選民和在道義上關懷女性的大多數中產階級選民。新右派的口號是“保衛家庭”。在美國，它與宗教結盟，將不同的利益羣體聯合到了同一個易於理解的政治目標下。這是一個與“放縱”同樣有力卻全然對立的政治符號，它在政治黨派動員力量逐漸減弱的西方政治中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圖騰。
支持傳統態度的力量仍舊是強大的。保守主義道德觀一般是限制性的，其特徵是認爲婚姻關係中的異媾是唯一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性行爲方式。婚姻內的**起了兩個關鍵的作用：生育和夫妻結合。依照這種道德觀點，避孕的企圖和非生育性的性行爲的任何形式都是不能接受的。在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艾滋病發現之後，保守派和道德主義右派主導了性政治領域，而不是自由主義左派。
美國的數量巨大的教民爲保守派和道德運動提供了龐大的金錢、道德擁護和政治力量。1993年，美國南部浸信會教友大會發動了“等待真愛”的運動，鼓動許多青少年簽署了婚前貞潔誓約。保衛“家庭”及其價值調動了人們的情感。許多人認爲家庭代表了必然、穩定和社會地位。作爲社會和道德保證的家庭生活也使大多數女性成爲道德淨化的支持者。許多女性強烈地反對女性主義，部分原因是對其性觀念打破了傳統家庭模式的一種恐慌，以及一種更普遍的恐懼：破壞了維繫男性和女性關係的傳統紐帶。
右派的觀點除了保護家庭，還有就是保護兒童。這就牽涉到所謂“戀童”問題。代際的性和自願年齡線一直是最敏感的一個問題。從18世紀開始，兒童的性就被視爲禁忌，道德主義認爲兒童是無知的，是實行淨化的關鍵時期。尤其引發了道德焦慮。奇怪的是雖然大部分代際性關係發生在成年男性和年輕女孩之間，但男同性戀往往成爲“兒童性侵犯者”的同義詞。道德絕對論認爲，代際的性的錯誤在於它破壞了對於兒童發育來說是必要的無知。
代際性關係定型掩蓋了其複雜的真實存在。一些調查的結果表明，對戀童者的所有想象都是與事實不符的，而在男性一男孩關係中，男孩的一般年齡也都大於異性戀發生戀愛的年齡段。在自我認定的戀童者和“男孩情人”中，沒有證據表明存在殘酷行爲或暴力。而來自公衆、父母和政治的傷害大於性本身帶來的傷害。並且許多成年一兒童性關係都是年輕人主動，也沒有強迫和有意識的剝削現象。
在80年代的保守派回潮中，右翼對性教育、同性戀、**品、墮胎和婚前性行爲的反對立場，從極端的邊緣地位走到了政治舞臺的中心，右翼策略家和原教旨主義宗教運動的活躍分子們發現，這些問題能夠吸引羣衆。性反動在1980年右翼的大選獲勝中起到了明顯的作用。像“道德大多數”和“公民尊嚴”這樣的組織，獲得了大批的追隨者、巨大的財政資源以及始料不及的政治影響力。性方面的回潮十分猛烈。冃前右翼發動的性反攻，是對60年代和70年代初性解放的反攻倒算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它還導致了性激進派的力量集結和自覺合作。
作爲政治工具的性理論有兩種模式廣壓迫模式”和“解放模式”。如果將生命視做動物本能與道德之間永不休止的鬥爭，性壓迫的政策就是保證文明所不可避免的。這個觀點擁有強大的支持力量，如弗洛伊德、克拉夫特—艾賓和許多社會理論家都贊同這種立場。而如果將性視做一種有益的能源而被走向錯誤的文明所歪曲和誤用，就應將人們從“文明”中解放，實現被壓迫的真實自我的健康、自然的性自由。對這種觀點也有強大的長期的支持力量，從盧梭、傅立葉和愛德華“卡朋特，到當代女性主義者蘇珊"格里芬。而困難在於判斷何者爲自然，何者爲不自然。盧梭反對和女性性行爲的活躍；賴希反對所有非**性行爲；蘇珊格里芬反對色情產品及虐戀，都是以自然的名義，而有些人則從這些行爲中看到“性解放”的本質。羅素提出：性應當被視同爲食，是人的自然需求，對它的約束應當只因爲保護健康的原因，其他不必。
在60年代的性革命期間，性“不同政見者”和性解放者的呼聲日益得到關注。同反對社會其他領域的傳統價值的人們一樣，他們採用人文主義這個詞來表達人類在選擇生活方式和道德傾向中的作用。人文主義的追隨者主要是青年一代，及與傳統道德相反的好者和傳統規則的反對者。人文主義並不認爲在西方社會中佔優勢地位的性價值優越於其他文化的價值，它反對用規則和法律控制人類性行爲，這就爲人文主義觀點增添了一種抗拒法律的色彩。性的變革造就了性激進運動。新的運動針對包括性民主在內的所有領域。像“我們的身體是我們自己的”這樣的口號明確表現了這種運動的共同屬性，原來被認爲與政治無關的認同、快感和選擇等問題都具有了政治性。這對民主政治的未來無疑是意義深遠的。
性革命的一個理念是強調個人擁有權利。因此，有人將性革命稱爲權利政治。性革命的權利政治特別強調以下幾種價值：選擇權，獨立，多元價值觀。20世紀90年代這場新的性革命的主要宗旨是性的世俗化、自由化和多元化。
性的世俗化過程包括在性的觀念和行爲規範上脫離傳統宗教的控制。在1992年，美國的共和黨大會曾經試圖把一個極端保守的道德議事日程強加於該黨：反對人工流產，發動反對承認同性戀權利的運動，用肯定“家庭價值”作爲爭取羣衆的策略。而大多數公民，即使是最傳統的羅馬天主教信徒也不再理睬反對控制生育的命令，這就是西方各國的性規範正在世俗化的一個例證。這個過程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還在健康發展。
性的自由化過程包括擯棄主義或絕對主義的價值，個人在性問題上的決定權日益得到重視。在英國，到20世紀80年代末，婚前與男性同居的單身女性約佔5胸，而1970年只有7；非婚生子女比例從1980年的12上升到了1988年的25；每10例婚姻中就有4例以離婚告終。美國的離婚率則達到50。信念和行爲方面的轉變似乎是長期的，政府對此的影響力非常有限。政府可以制定嚴厲的法律，可以譴責“提倡同性戀”，可以增加人類痛苦的總和。但是，政府不可能強迫人們按照自己不希望的方式去行爲處事。
性的多元化過程包括人們對多元的性模式包容性的增加。人們正在逐漸接受性的多元化這個事實。人們有着不同的需求和願望，他們生活在不同類型的家庭裡，有着各種不同類型的關係。但是，許多人卻不願意接受多元化的標準，當他們對人們作出判斷時，好像總有一個應該據此生活的共同的道德標準。確切地說，20世紀90年代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試圖使社會從對多樣化的認識發展到把多樣化當做一種正常現象。著名性學家威克斯說：“再沒有其他任何一個領域比性更無確定性了。”性的多元化還包括：從本質論到建構論不再將一些與衆不同的性取向當做是人的本質；從生育爲主到多重動機一不再以能否生育來判斷某種性方式是否正常、是否符合自然的要求；從變態到差異一不再將性傾向上的小衆視爲變態，而只當做是人的一種差異。多元論的原則是不應試圖將人的性差異減少爲一種統一的“正確”的行爲模式。多元論關注權力運作和變革現存社會關係的鬥爭的必要性，這一斗爭的主體和主要受益者是各種性少數族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