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這個問題，最近幾年表現爲收入差距大、兩極分化、貧富不均；還有很多話題與之相關，比如官二代、富二代、顯二代等等。社會上關於公平始終很糾結，抗議的人多數是弱勢羣體、民工、上訪的、盲流、無業人員等等，他們發出的質疑、抗議都在說不公平。社會有很多不安定也來自於對某件事情的不公平的憤怒。
公平這個話題現在幾乎天天都在討論，連總理也特別愛說公平正義。
起點公平就是機會均等
對公平這件事可以從不同立場來看。在思想史上一直都有兩派觀點，一是起點的公平，一是終點的公平。所謂起點的公平就像運動會上跑步，槍一響，大家都從同一個起跑線出發，但是大家的速度總會有快有慢，否則劉翔也當不了冠軍。強調起點公平暗含着終點上是有差距的、不公平的。鄧小平講讓一部分先富起來，這句話講的時候，起點是公平的。但今天看，人們所關注的所謂收入差距大，是直接看向了終點，一部分確實先富起來了，但是差距有些大。
立場不同，心態就不一樣。我1989年開始做生意那會兒，沒人給我發工資，我和很多人一樣也是下崗職工，那時候大家是起點公平。折騰了20年，有的公司破產了，有的公司還維持，有的收入多點兒，有的收入差點兒。20年以後，你說不公平了，那之前這20年的政策難道錯了？1989年我起跑時，大夥兒都一樣啊，今天說收入差距給整大了，那我也有想法。
強調起點公平、一致性或等同性，卻不承認終點的必然差距，那在運動場上就沒法兒玩了。所以起點公平是強調競爭。願意強調起點公平的，多數是強者、自信的人、願意創業的人、願意保持市場競爭環境的人。就像在運動場上跑步，劉翔肯定願意起點公平，因爲他跑得快，起點公平實際是激勵大家奮力快跑。
從學術上來說，起點公平更多是強調機會均等。比如說教育，不管有錢沒錢，不管是官幾代、富幾代，大家受教育機會或教育條件是一樣的。公立教育由政府來承擔，就不能夠有人受歧視。除了那些私立的貴族學校不談，有一些特別好的公立學校，像北京人大附中，收取高額費用，只能是特別的人或者有特別關係者的孩子們才能進去，這就叫機會不均等。機會均等在教育上應該是有教無類，所有孩子都能夠公平地享受教育；至於施行教育以後，孩子們努不努力就干涉不了了。像國外發達國家，學校教育水準都差不多，有些孩子就是不愛讀書，天天玩，起點是公平的，但是你沒學出來，逐步跟人拉開差距，那就不能怨政府了。
另外每個人有就業的權利，在國企小孩兒可以頂替父母崗位，非國企就沒有這樣的政策，這就可能發生機會不均等的現象了。大學畢業後大家自由擇業，畢業生自己去網上找機會應聘，這就叫機會均等。但任何時代總是會有一些人可能有些特殊背景，他不需要這麼辛苦，直接想去哪兒就可以去哪兒。比如文革的時候參軍，普通人家的孩子要先到農村插隊，但也有幹部子弟、軍人子弟直接就可以去當兵的。華誼兄弟的王中軍就是這樣，他父親是部隊的一個領導，他當兵直接就去了，等他辦公司的時候，才發現居然連入伍手續都沒有，後來纔回到北京補辦。入伍時，部隊首長問他，是想學技術還是想長幹呢？那會兒學技術就是以後到工廠工作，長幹就是永遠在部隊學軍事。他說我要長幹，後來就當了偵察兵。顯然，在那個年代他的機會跟普通人不一樣。
再有現在看病，也有機會均等的問題，我前兩天去看個病人，發現病房擁擠的程度讓人瞠目結舌。中國醫療資源十分緊缺，所以看病過程中一定有機會不均等的現象。我們在三亞海棠灣項目邊上有一個，投了20億，可能多數人還是沒條件去那兒看病。據報載，目前中國醫療資源的80%是向公務員特別是中高級幹部傾斜的，顯然，醫療資源不是對所有人都平等地開放，而機會均等是要求大家在教育、醫療、就業方面都一樣，只要我作爲公民，我想去就應該能去，不應該分這麼多等級。
另外關於社會事務管理的機會均等，就是我們通常講的民主。一個公民，我有權利對某件事情發表意見，然後參與社會管理，不能說我是普通老百姓，我就不能管。比如在西方還可以參與組織政黨、競選，什麼人都行，這就是機會均等，在社會管理方面的機會也是開放的。你想做的事情有充分的自由，社會不給你設置障礙，只要你願意做，在第一天你進入的時候，門檻是一樣的，至於你能不能像奧巴馬一樣從科級幹部選上總統，那要憑本事了，這就是在起點上強調公平的結果。
官二代，富二代
我們常聽到一個詞"基尼係數"，它是西方經濟學理論當中的專業術語，主要用來衡量一個社會收入差距程度的一個指數。基尼係數到了0.5證明收入差距比較大，到1基本上不能接受。媒體上說中國基尼係數已經到了很高，西方認爲到了這麼高的國家一定要崩潰。事實上關於基尼係數，政府從來沒有指定過哪個機構專門去做入戶調查，發現就是一些經濟學家爲了要研究一些問題，組織一些人做過簡單調查，但也不是準確抽樣，大家只是社會心理上的感覺，成爲經濟學家的演繹。
今天中國的收入差距比過去幾十年，特別1976年以前大很多。我研究生剛畢業工作時，我母親跟我打賭，因爲她覺得自己工資挺高，有好幾百塊錢，我那時碩士畢業拿70多塊錢，她說你這一輩子不可能趕上我。今天我已經遠遠超過她了。因爲按照她在文革前時代的概念，一輩子工資漲不了多少，那時候是結果公平，大家都一樣，所以她覺得不可能。如今不同了，李彥宏在全球100個富人裡邊，他排在四十幾位，中國有1億以上投資能力的個人已經有2萬人，這是私人銀行調查的財富報告數據。有上千萬投資能力的人有幾十萬人，整個民間的資產是60萬億，私人手裡的錢非常多。不到20%的人擁有銀行存款的80%，顯然收入差距的確很大。但其中工資性的收入帶來的差距佔的比例不是太大，最重要的是資本性的收入。比如股票投資，另外現在創業板上市老闆的股份可以變現，還有一種財產性收入，比如買房。
這從消費上也能看出來，比如中國發展經濟當中，生活有所好轉，但普遍還有很多壓力，比如看病、就醫、住房，但另外一方面，奢侈品商店在中國越開越多，北京國貿商圈，LV都開了兩家，愛馬仕一個包幾十萬，還是擁躉無數。我有一個朋友，去年很開心，他幫助外國一家公司賣飛機，他老闆跟他講，你在中國能賣出10架，咱們就算非常成功，因爲每架飛機都1000萬美金以上，貴的4000、5000萬美金，很難賣。我前兩天在迪拜碰到這個人，他說去年賣出去21架飛機，他賺了超過1億，令老闆大跌眼鏡，笑得合不攏嘴。可見，中國有錢人非常多，飛機、遊艇、豪宅最近幾年很火爆。
我們講的收入差距大，一種是顯性的看得見的，但還有一些是隱性的，我們爲什麼要仇官呢？因爲官和富有一定的關係。比如每弄出一個貪官，都有8套、10套房子，家裡都有幾百萬，現在出來上千萬都不稀罕，最近起訴許宗衡3000多萬，上億的也都出來了。而且官越小，貪得越大。權力帶來利益上的分配不公平，在中國目前這種社會現象很多，所以大家對官二代有意見。不是因爲他是官二代擋了我們升官的路，而是我們不知道他從哪兒來這麼多錢，還這麼囂張。有個省級官員和他太太貪污，他被判了無期，太太被槍斃，但是他把很多錢轉給了兒子，把兒子弄到海外，他兒子後來追一個女孩兒，錢被人家全部捲走了，他又變成窮人了。這些人大部分隱性的收入，不在公開場合用，轉移到境外或者地下，最近被槍斃掉的湖南某市的紀委書記講，錢是一把刀，殺了我，我拿這麼多錢也不敢用，都藏家裡了。在人們心中都知道這種收入差距，但又不能度量。前一種顯性的收入差距，大家能夠看得到，比如聽說趙本山買飛機，總體上還能容忍，因爲人家是賣藝的，不容易，大家對這種收入差距容忍程度比當官的要大，因爲我們願意捧他場。後一種收入差距拉大帶來的是對致富路徑和過程，以及道德和法律的合規性的討論。
另外一個關於公平的角度涉及橫向的公平問題和縱向的公平問題。橫向的公平問題就是不同職業、不同產權形式、不同階層、不同性別之間的公平，這是橫向來比。比如我們跟國企比，憑什麼我們民營企業職工收入低，國企又壟斷還收入高？查出國企用公家的錢買福利，比如團購房子分給他們，民營沒辦法這麼做。另外有很多隱性的，比如他們就業比較穩定，競爭性不強，一干幹一輩子，收入比較多。民營則不夠穩定。
現在官二代有機會當官，富二代經商機會也比別人多，這樣在起點上又不公平了。從縱向來看，越往下傳越不公平。過去科舉是解決當官縱向不公平的問題，今天公務員考試也是。有個小地區招的公務員都是20多歲，一查他們家都是當地當官的，輿論譁然。現在公務員考試，一個職位幾萬人考。通過考試的方法讓整體公務員素質增加，各種各樣的人可以去考，不斷篩選、競爭、提拔。如果以後開放黨內民主選舉，通過民意基礎加上競爭機制、外部監督，減少政府體制內縱向不公平，逐步可以做到用人透明誠信。
富二代、富三代問題怎麼解決呢？西方解決方法是收遺產稅。美國都收遺產一半的遺產稅，中國未來至少也得收一半。你得交現金，不能交資產、交股票、交房子。這樣房子你得打折賣，還得繳稅，所以有錢人繳遺產稅是爲社會做貢獻，一大半都交給社會。政府收了遺產稅以後辦醫療、辦學校、治理環保等公共事務，最後普遍造福老百姓。比如李彥宏掙100億美金，至少一大半交給社會，所以我們得感謝他，讓他趕緊掙錢，掙了其中一半是給咱的。但是現在沒有這個稅收，那麼富二代跟我們的孩子就不公平了。這些富二代全部躺在這兒吃喝，但什麼機會他都給你攔住，你有發明創造剛想弄，他給你買了，他把各個最有利的位置都佔據了，把大家發展的路攔住了。而遺產稅能夠讓所有的人自由創造財富，令競爭的起點更公平，也有利於社會形成創業奮鬥的正面風氣。
美國富豪爲什麼捐錢呢？很大程度跟遺產稅有關。巴菲特到70歲左右開始琢磨這個事情，最後說全捐了。因爲這些股票是以股權形式存在的，他不捐，他死以後要繳所得稅，那就得賣這些股票。那股價就會掉，公司其他股東就不幹了。但是他捐給公益基金，他可以在活着的時候聘請專業的人來管，政府不能剝奪，永遠是社會的，雖然他沒有所有權，但他有支配權，可以通過信託和法律來保障。遺產稅增加了社會公益的資產，促進財富在人羣中橫向再分配。
在中國爲什麼有時捐款沒動力呢？因爲你捐了一塊錢，等於捐了一塊五，你捐的錢是稅後的。我們做了一塊五的好事，給了五毛錢表彰，那就不做了，還惹事，還讓人家知道我有錢，遺產稅鼓勵了公益捐款，調整了結果公平。遺產稅能夠增加財政的收入。現在中國統計有60萬億私人財產，假定今後20年之內，這些人陸陸續續過世，這些資產增長成100、150萬億，可能遺產稅也有50、60萬億。給予社會對大家也是好事。政府掌握時機推動遺產稅的法案很重要，但是太早也不行，大家就不掙錢了。太晚也不行，太晚已經交給第二代了，財富報告裡說，大概有20%左右的富人已經把權力交給第二代了，如果他已經交完了，你纔出遺產稅，就收不着了。遺產稅過重會導致財富創造的動力減弱，也會導致資本外移，錢跑了。臺灣曾經遺產稅是50%，很多臺灣人就把錢轉來轉去，把公司遷出去或者死在遺產稅低的地方躲過去。最近馬英九上臺把遺產稅降到10%，海外的錢又回到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是沒有遺產稅的，所以很多人移民過去。
還有一種解決收入縱向公平的方法是用政治運動，我們過去五千年是用農民起義的方法，最近一百年用革命的方法。當一代人剛剛掙點兒錢，就鬧革命了，抄家、鬥地主、沒收，這樣只能富一代，甚至半代。我有個朋友，他的父母曾經是富二代，1949年以前家裡是地主，鬥地主把他們家的東西都收了，他們家就變成貧一代，改革開放這幾年做生意，他又賺錢了，又變成富一代，他的小孩兒變成富二代。朋友跟他小孩兒說，你別高興太早，富二代過兩天可能還是貧一代，因爲咱們國家老動盪，過兩天沒準兒又革命了。
社會不斷通過政治運動、革命方式來解決縱向的不公平問題，這是不好的辦法，因爲每一代人的心裡都結下了疙瘩，不能和解，你把人家東西搶走，總是不快樂的事情。搶的人是當下快樂，但是因爲你是搶的，不善於管理，這東西很快也沒有了。我們還是要着眼於法制、稅收、公務員考試，通過一些理性的能夠持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而不應該用一些暴力的激進的革命的方法試圖一夜解決縱向不公平的問題。
我到臺灣見到一個老兵，他們家以前是地主，很有錢，藏到罐子裡埋着。1945年土改把他們家產全分給了農民，結果他們家的長工、佃農都有地了，把他們家人吊着打，有的給整死了，他跑到臺灣當了。他說我們家祖上好幾代人辛苦，現在積累都沒有了。
我們一個合作伙伴怡和洋行的主席出生在上海，他說1949年軍代表找他們簽字，把他們家在大陸的東西都沒收了，分給廣大的人民，他覺得不公平。改革開放以後上海招商，把他們家原來在外灘的一棟樓要賣給他們，很貴。他覺得當時是我們家的，你拿走了，最後又賣給我還是不公平。所以公平這件事情很難做到大家都滿意，一部分人認爲的公平，對另一部分人不公平。追求公平的過程往往導致更多的不公平，這種歷史的循環和悖論經常看到，令人悲哀和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