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異鄉
已是秋季，戰爭依然在進行，然而，我們再也不用上戰場了。米蘭的秋天異常寒冷，天色也是很早變黑。不久，便是一片燈光閃耀，沿街兩邊商店的櫥窗給人溫暖的愉悅感。店門外面還掛着許多野味，狐狸的毛皮上落滿了雪花，尾巴被冷風吹起，被掏空內臟的乾癟的鹿，一副沉甸甸的樣子。寒風中，鳥兒們被凍得瑟瑟發抖、羽毛翻舞。這是個寒冷的秋日，風從山上吹下來。
每天下午，我們都到醫院去。傍晚時分，我們穿過市區到醫院去。通往市區的路有好幾條，沿着運河的那兩條卻太遠了，於是人們一般都會經過運河上的大橋到對岸的醫院去。運河上有三座橋，走哪一條都可以。有一座橋上有一位賣炒板栗的婦人，當你站在她的炭火前會感覺暖暖的，把炒板栗裝進口袋後更覺得熱乎乎的。醫院有些許舊，景色倒是秀麗，進門後只見一個庭院，穿過庭院，走過對面的那扇門，就到醫院了。葬禮通常都是在這個院子裡進行。醫院對面有幾幢新造的磚砌房屋。每天下午，我們都到那裡相聚，坐在爲我們治病的手術椅裡。大家彬彬有禮，關心地互相詢問各自的病情。
醫生走到我旁邊，問：“戰前你最喜歡什麼？玩球嗎？”
“是的，我喜歡踢足球。”我說。
“好，”他說，“你一定會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蓋有問題，從膝蓋到腳踝之間的小腿僵直，沒有知覺。醫療器能讓我的膝關節像騎三輪自行車一樣靈活地自由彎曲。可是現在還不行，醫療器轉到膝關節的時候失靈了。醫生說：“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小夥子，你很幸運。一定能重新踢足球，就像錦標賽選手那樣。”
旁邊的手術椅上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隻手像小孩的手那麼小，上下翻動的牽引帶夾着那隻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輪到這個少校檢查時，他朝我眨了眨眼，對醫生說：“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嗎，大夫？”他的劍術非常高超，戰前曾是意大利最優秀的劍手。
醫生回到後面的診室裡，拿來一張照片，拍的是一隻萎縮了的手，跟少校的手相仿。那是治療之前拍的，治療後變得大一些了。少校用那隻好手拿着照片，仔細地觀察着，問醫生：“是槍傷嗎？”
“工傷。”醫生說。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說着，又把照片還給了醫生。
“該有信心了吧？”
“沒有。”少校說。
每天還有三個和我年齡相仿的小夥子來這個醫院，他們都是米蘭人，一個想當律師，一個要做畫家，一個決意當兵。有時候，治療結束後，我們會一起走，到斯卡拉（米蘭著名歌劇院）隔壁的科華咖啡館去。我們四人結伴同行，所以敢抄近路，從共產黨人的聚居區經過。因爲我們是軍官，那兒的人憎恨我們。我們經過一家酒館，裡面有人大喊：“A basso gli uiciali！”還有個年輕人，有時也和我們同路，湊成五個人。他的鼻子毀了，臉上蒙着一塊黑絲巾。他從軍校直接上了前線，才一個小時就受傷了。醫生們給他整了形，也許因爲他出身於一
個古老的家族，醫生怎麼也沒有辦法把他的鼻子矯正好。他去過南美洲，在一家銀行工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現在的我們都不知道戰爭將如何發展，只知道還在打仗，而我們再也不用上戰場了。
除了臉上蒙着黑絲巾的那個小夥子，我們都佩戴着一樣的勳章。他在前線待的時間不長，所以沒有勳章。那個想當律師、臉色蒼白的高個兒小夥子得到了三枚勳章，我們幾個都只有一枚。因爲他是意大利突擊隊的上尉，在前線效命的時間長，九死一生，所以有些超然。實際上，我們都是如此。除了每天下午在醫院裡相聚外，我們再沒有更深的交情了。然而，每當我們穿過城裡的“禁地”到科華咖啡館去的時候，或者正當酒店裡燈火通明、歌聲不絕，而我們在黑暗中並肩前行時，或者人行道上行人熙攘，我們只得推開衆人、擠到街上去的時候，便感到我們之間某種相似之處，這是那些討厭我們的人所無法理解的。
我們對科華咖啡館很熟悉，那裡裝潢富麗、溫暖，燈光不炫目，每天總有一段時間人聲鼎沸，煙霧繚繞。姑娘們經常坐在桌邊，壁架上有幾分帶插圖的報紙，在科華的姑娘都很有愛國心。我發現，意大利最愛國的是咖啡館裡的姑娘。我想，她們現在是愛國的。
開始，由於我戴着勳章，那些小夥子對我都很客氣，問起我勳章的來歷。我便拿出獎狀給他們看，上面寫滿了冠冕堂皇的辭藻，比如“fratellanza”、“abnegazione”等。透過這些詞，可以看出真正的含義：我之所以能得獎，完全是因爲我是個美國人。自那以後，同伴們對我的態度有些不一樣了。雖然跟外人相比，我仍舊是他們的朋友。毫無疑問，我是他們的朋友，然而，自從看過那些詞之後，他們就不再把我當成知心人了。因爲我們的經歷不同，他們是歷盡艱辛才獲得勳章的。沒錯，我的確負傷了，可大家都明白，那只是偶然的不幸而已。縱然如此，我從未感到受之有愧。但是，有時在黃昏時分，我喝得醉醺醺之後，會想象自己也像同伴們一樣做過那些使他們得到勳章的事蹟。在寒風瑟瑟的夜晚，路邊所有的店鋪都已經關門，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街道上行走，儘量沿着路燈走，這時便感到自己絕不可能幹過那番大事業，我怕死。夜間獨自躺在牀上，我時常一想到死就害怕，擔憂重返前線將會如何。
然而，佩戴勳章的那三個同伴就像三隻獵鷹。從未打過獵的人可能會把我當做兀鷹，可我不是。他們都很清楚這一點，所以就和我分道揚鑣了。不過，那個上前線第一天就受傷的同伴仍舊和我是好朋友，因爲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會變成什麼樣的人。我喜歡他，因爲我想他也不會變成獵鷹。這樣一來，沒人會把他看做知己。
那位少校，曾經傑出的劍術家，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當我坐上手術椅，他總會不厭其煩地糾正我的語法。不過，他倒是誇我意大利口語流暢。我們輕鬆地用意大利語聊天。有一天，我對他說，意大利語很簡單，我對它沒什麼興趣了。“哦，好啊，”少校說，“你爲什麼不研究一下語法呢？”我就開始學語法，沒過多久，我感覺意大
利語愈發難了，語法也糊塗了，以至於不敢開口跟他說話了。
可以肯定的是，少校定期來醫院，但是他根本不相信醫療器械。那段時間，我們誰都不相信。有一天，少校竟然說這些東西都是胡扯。當時，那種醫療器械剛問世，我們正好去做試驗品。這真是些白癡的主意，他說：“空話，全都是理論。”我學不會意大利語法時，他說我是個丟臉的大笨蛋，還說他自己是個傻瓜，白費心思來教我。少校身材矮小，卻筆挺地坐在手術椅中，把右手伸進儀器裡，讓牽引帶夾着手指活動，目光緊盯着牆壁。
“等戰爭結束，如果真有那麼一天，你準備幹些什麼？”少校問我，“注意語法別出錯。”
“回美國。”
“你結婚了嗎？”
“沒有，很想結婚。”
“你太蠢了！”他似乎很惱火，“一個男人絕不該結婚。”
“爲什麼，少校先生？”
“別叫我少校。”
“爲什麼不該結婚？”
“不該，就是不該，”他怒氣衝衝地說，“就算一個人註定要失去一切，也不該讓自己落到那種地步。不該使自己陷入那種境地。他應該去找那些不會失去的東西。”
他說話的時候，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面露憤怒、痛苦的神色。
“爲什麼說一定會失去呢？”
“一定會失去。”他盯着牆壁說，然後低下頭看着器械，把手從牽引帶裡抽出來，在大腿上猛拍幾下，“肯定會失去，”他幾乎是吼出來的，“別和我爭！”然後，他對着看機器的護理醫生喊道，“把這該死的東西關掉！”
他去另一間診室接受光療和按摩了。不一會兒，我聽見他向醫生請求借用一下電話。後來，他把門關上了。他再次回到我所在的房間時，我正坐在手術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朝我所在的地方走來，一條胳膊搭到我的肩上。
“非常抱歉，”他說，那隻好手拍着我的肩膀，“剛纔我失禮了，我妻子剛剛去世，請原諒。”
“哦……”我惋惜地說，“很遺憾。”
他站在那裡，咬着下嘴脣，他說：“忘掉痛苦，太難了。”
他的目光越過我望向窗外，後來，他哭了。“我完全無法忘記。”他哭着說，然後大聲痛哭起來，又擡起頭，目光呆滯，嘴脣緊閉，淚流滿面。接着，他直起腰，以軍人的姿態走過一排排手術椅，走了出去。
醫生告訴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輕的時候死於肺炎，少校殘疾後不能去打仗了才和她結婚。她只病了幾天，沒人預料到她會死。她去世後的三天裡，少校沒有來醫院。從那以後，他再來就診的時候，袖子上戴了一塊黑紗。那時，醫院的牆上掛着很多帶鏡框的鏡子，上面貼着各種片子，展示着傷情治療前後的變化。少校坐的手術椅前方掛着三張和他病情類似病例的片子，不過那三例都已經完全恢復了。至於醫生從哪兒弄來的這些片子，就不得而知了。一直以來，我都以爲我是第一批使用這些器械的。然而，少校看後對那些片子的反應很冷淡，目光凝視着窗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