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爲這些原因，泰德·卡欽斯基遁世于山間，逃離文明的控制，後來又策劃破壞文明。他的計劃是自己製造工具（可以手工打造任何物件），同時避免使用科技（藉助一個系統製造物件）。他的小屋結構非常巧妙，後來聯邦調查局探員將它與卡欽斯基的其他財產分離，記爲一個完好無損的獨立單元——如同一塊塑料，並保存起來（現在被重新組合，放置在華盛頓特區的新聞博物館內）。他將住所建在遠離道路的地方，騎山地自行車進城，在小閣樓上把捕獵到的動物肉曬乾，晚上藉着黃色的煤油燈製作複雜的炸彈裝置。這些炸彈用於襲擊那些管理他所憎惡的文明的專業人士。儘管他的炸彈是致命的，但是未能有效地達到目標，因爲無人知道這些攻擊的目的何在。他需要廣告牌宣揚爲什麼要破壞文明，需要一份刊登在世界主流報紙和雜誌上的宣言。只要人們讀到這份宣言，少數人就會明白自己是怎樣被禁錮的，並加入他的事業。也許，其他人也會開始用炸彈襲擊文明社會的關鍵地點。於是，卡欽斯基想象中的自由俱樂部（他在宣言中的落款就是FC，前面帶有表示複數的“我們”）將有更多的成員。
就在宣言發表之後，對文明社會的大量襲擊停止了（這份宣言倒是幫助政府抓捕了卡欽斯基）。偶爾，某個“地球優先”運動的成員會焚燒侵佔大自然領地的建築物，或者向推土機的油箱裡傾倒糖漿。在人們以另一種和平方式抗議七國集團首腦會議期間，一些反文明的無政府主義者（自稱爲無政府原始主義者）打碎快餐店的臨街窗戶，損毀財產。但是，針對文明社會的大規模襲擊從未發生。
問題在於，卡欽斯基的大部分基本假設，也就是其論點的初始公理，是錯誤的。郵包炸彈客斷言科技剝奪人們的自由，可是世界上大多數人認爲相反。因爲認識到科技可以給予他們更多自由，所以這些人被科技所吸引。他們（即我們）以現實的態度判斷這一事實：是的，當人們採用新技術時，某些選擇的確被排除在外，但是其他很多選擇涌現出來，因此自由、選擇和機會的淨收益增加了。
以卡欽斯基本人爲例。25年來他住在煙霧瀰漫的骯髒小屋裡，沒有電力、自來水和廁所，被自我強化的孤獨狀態束縛。他在地板上挖洞，供深夜小便之用。按照物資條件的標準???他現在棲身的科羅拉多監獄的牢房可算是四星級：地方更大，更整潔，更暖和，提供自來水、電和他從來不用的廁所，還有免費飲食和比過去好得多的圖書館。在蒙大拿的隱居處，只要天氣允許，他就會四處自由遊蕩。晚上，他可以從數量有限的選項中選擇事情來做。從個人角度說，他也許對這片有限天地感到滿意，可是所有選擇都是高度限制的，儘管他釋放了這些有限選擇蘊涵的自由——類似於“每天想什麼時候種土豆就什麼時候種”。卡欽斯基混淆了自主權和自由。他在有限的選擇中享受偉大的自由，但是他錯誤地相信這種狹隘自由要比增加選擇數量更好，儘管後一種情況中也許單個選擇的自主權會減少。選擇圈迅速擴大與只在有限選擇中增加自主權相比，前者包含的自由遠超後者。
我的住所或者本書任何讀者的住所唯一能與卡欽斯基的小屋進行比較的地方只有約束條件。我的工作需要經常使用機器，不過，科技允許我在家工作，因此大多數下午我會漫步山間，那裡有美洲獅和草原狼出沒。我可以今天聽一位數學家給我講述最新的數字理論，明天攜帶極少的生存工具，消失在死亡谷的荒野中。關於如何生活，我有大量的選擇。雖然數量不是無限的，有些選擇無法實現，但與泰德·卡欽斯基在陋屋中可獲得的選擇和自由相比，我的自由顯然要豐富得多。
這是數十億人從世界各地的山間小屋——與卡欽斯基的小屋非常相似——移居到城市的主要原因。住在老撾、喀麥隆或者玻利維亞的烏煙瘴氣的棚屋裡的聰明小孩會盡其所能爭取前往城市的任何機會，那裡有着豐富得多的自由和選擇——對移民來說尤爲明顯。當他發現卡欽斯基認爲回到他剛剛逃離的沉悶囚牢裡能夠享受更多自由時，會認爲這簡直是一派胡言。
這些年輕人沒有因爲某種科技魔咒的蠱惑而固執地相信文明是更美好的。山村生活給他們帶來的不是魔咒，而是貧窮。他們離開那裡時，清楚地知道自己放棄的是什麼。他們可以體會家庭的舒適和支持以及小鄉村中鄰里團結的珍貴价值，享受清新空氣，感受作爲整體的自然界對心靈的撫慰。他們擔憂會遠離這些珍貴的事物，但不管怎樣還是離開了自己的陋屋，因爲他們的天平最終偏向文明社會的自由。他們能夠（並且願意）返回山村，恢復活力。
我家沒有電視，當我們買車時，很多城市裡的朋友還沒買。避免接觸某些技術當然是有可能的。門諾教徒在這方面做得很好，還有很多人也是如此。可是，郵包炸彈客在這一點上言之有理：隨着時間流逝，開始時不具有強制性的選擇會越來越成爲社會的必需品。首先，某些技術（例如污水處理、接種疫苗和交通信號燈）曾經是可選項，而現在被社會強制執行並得到改進。其次，還有其他系統性技術，例如汽車，也是自我強化的。轎車的成功推廣和它提供的便利從公共交通領域吸走財富，降低了公共交通的吸引力，激勵人們購買轎車。其他數千種技術受同樣的動力驅使：使用的人越多，就越具有必不可少的性質。生活中如果沒有這些必要技術，我們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或者至少用更加深思熟慮的技術作爲替代。如果這種自我強化的技術網絡產生的選擇、機會和自由的總收益不能超過它造成的損失，那麼它就是一種絞索。
反文明主義者會爭辯說，我們接受更多技術，是因爲系統本身對我們洗腦，除了說“還要更多”，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只能抗拒幾種無關聯的技術，因此被囚禁在這個精心編織的人造謊言裡。
的確有可能，技術元素對所有人洗腦，只有少數頭腦清楚的無政府原始主義者願意摧毀物質生活。如果郵包炸彈客的文明替代方案更加清晰，我也傾向於贊同打破這個魔咒。可是，摧毀文明之後該怎麼辦？
我閱讀了反文明社會的崩潰論者撰寫的文獻，研究他們所設想的技術元素崩潰之後的道路。反文明夢想家用大量時間考慮如何推翻文明（與黑客結盟、潛入發電塔、炸燬大壩），可是對於用什麼取代文明卻思考不多。他們倒是對文明之前的世界是何模樣有自己的理解，按照他們的觀點，那個世界就像這樣（摘自《綠色無政府狀態啓蒙讀本》）：
文明形成之前，人們普遍享有大量閒暇時光、極高的**自主性和質量，可以與大自然進行無危害的接觸，看不到有組織的暴力活動，沒有媒體和正規機構，體格強健。
接着文明來了，地球的各種問題出現了（的確如此）：
文明是衆多問題的滋生地，舉幾個破壞性衍生物的例子：戰爭、女性的附屬地位、人口增長、苦力活、財富觀、根深蒂固的等級制度，以及幾乎所有已知疾病。
環保無政府主義者討論過關於重新找回靈魂、鑽木取火以及素食主義對獵人來說是否合適的話題，但是沒有任何關於各種小團體如何尋找新的生存模式或者他們是否嘗試過尋找這種模式的說明。我們打算“重歸自然”，可是重歸自然者羞於講述迴歸自然的生活是什麼樣的。曾經與我交談過的富有創造力的環保無政府主義作家德里克·詹森駁斥了文明缺乏替補選項的觀點，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我不提供候選項的原因是沒有必要。這些選擇已經存在了數千年或數萬年，並且一直存在。”當然，他指的是部落生活，但不是現代部落。他談到的部落沒有農業，沒有抗生素，只有木頭、毛皮和石器。
反文明主義者的真正困難在於可持續的有吸引力的文明替代物是無法想象的。我們不能描繪它，無法理解它怎樣成爲我們願意前往的地方。不能想象這個由石器和毛皮構成的原始世界能夠發揮我們每個人的才智。因爲難以想象，所以它絕不會存在，沒有任何事物是不用想象就可以創造的。
儘管無政府原始主義者想象不出有吸引力的、持久的文明替代物，但他們都同意某些做法有助於人與自然的和諧，例如吃低熱量食物，佔有很少的財物，只使用自制的物件，這會使我們的滿足感、幸福感和人生意義提升到1萬年來前所未有的新層次。
可是，如果這種快樂的貧窮如此具有吸引力，如此有益於人類靈魂，爲什麼沒有一名反文明主義者像那樣生活？就我的研究和單獨拜訪他們的過程來看，所有無政府原始主義者都過着現代生活。他們生活在郵包炸彈客所謂的陷阱中，通過速度很快的臺式計算機表達對機器的憤怒，甚至還喝咖啡。他們的日常生活與我只是略有不同。爲了更好地支持遊牧式的漁獵採集生活，他們並沒有放棄文明社會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