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必然”，人們總是會僵化地理解這個概念，不能看到它在歷史長河中摻雜的各種紛繁複雜的偶然性、適應性。
從可視電話這個例子開始，凱文·凱利識別出“必然”的兩種含義：一種是指某個發明必然對應一種實物存在，“它遲早會被某個瘋狂愛好發明的人竭盡所能拼湊出來”；另一種“更具實質性的意義，是一定程度的共識和生命力”。
從宏觀來看，過去數千年的科技發展，“預定着未來的科技進程”。現代鐵路的軌距是4英尺8.5英寸，這個尺寸從何而來？還有火箭的直徑，大約也不超過這個數字太多，這又是爲何？如果你知道羅馬帝國時期修築的羅馬大道的寬度，是由駕馭戰車的兩匹戰馬的寬度決定的，就會對這句話報以會心的微笑：“世界上最先進的交通體系的一個重要參數，2000年前就已經由兩匹馬的屁股寬度決定了。”
從微觀來看，科技發明似乎充滿了變數、不確定性和偶然性。“重新發明輪子”的事情並不稀奇，一些聰明的發明因爲時機尚不成熟塵封數年，也比比皆是。
但是，整體看來，科技發展的方向性勢不可當。凱文·凱利將此概括爲“科技的三元力量”。
首要的推動力是預定式的發展，即“科技自身的需求”，其次是科技史的影響，最後是人類社會在開發技術元素或確定選擇時的集體自由意志。
前兩種分別顯示了技術元素內在的、規律性的、符合物理化學定律的發展態勢，以及歷史長河的進化作用。這與生物進化的歷程較爲類似，即內在的進化驅動力，“意外事件和偶然機會引導進化過程百轉千回”。
但是第三種力量更加值得關注。這種“集體自由意志”意味着技術元素的進化歷程，與人的進化歷程交織、纏繞在一起密不可分。用心理學家謝里·特爾克的話說，“科技是人類的‘第二自我’”。
作爲第一章“我的疑惑”的迴應，凱文·凱利認爲，“技術元素在我們心目中激起的矛盾歸因於我們拒絕接受自己的本性——事實是我們與自己製造的機器連爲一體”。
作者對自己的疑惑給出了這樣的回答：對人類而言，擔憂是否應該擁抱科技已經完全沒有意義了，“我們已經不只擁抱，而是與它共進退”。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能不能做到“共進退”？或者說，要想與科技爲友，除了堅信科技進步這一趨勢，擁抱它之外，人還能做什麼？這是接下來三章要回答的問題。
我曾親眼目睹科技的未來命運。1964年，當時還是個天真孩子的我目瞪口呆地參觀了紐約萬國博覽會。我如飢似渴地學習當時展出的未來必然出現的事物。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的展臺放置了一部正在工作的可視電話。視頻電話的想法100年來在科幻小說裡反覆出現，成爲預言式預測的典型案例。現在，這裡有一臺投入實際應用的可視電話。儘管我可以看見，但沒能使用。不過，《大衆科學》和其他雜誌刊載了這種電話的照片，展現它如何爲我們的單調生活增添情趣。我們都期望某天它能夠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嗯，45年後的一天，我正在使用1964年人們預測的那種樣式的可視電話。當時妻子和我在加利福尼亞的家中，靠近一臺弧形白色顯示器，上面正顯示女兒在上海的動態圖像，這是舊雜誌上全家老小圍繞可視電話的插圖的真實再現。女兒從中國通過屏幕看到我們，大家閒聊家庭瑣事。除了下面這三個重要方面，我們的視頻電話可以說完全符合所有人想象中的模樣：該設備不完全是電話，它是家中的蘋果電腦和女兒的筆記本電腦；電話免費（通過Skype，而不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儘管可視電話實用性完美並且免費，但它還未普及——甚至對我們來說也是如此。因此，與早期的未來願景不同，所謂必然出現的可視電話並沒有成爲現代通信的標準工具。
那麼，可視電話屬於必然物嗎？“必然”這個詞用於科技時，具有兩種意義。其一，一項發明必須有一件實物存在。從這個意義說，一切可行的技術都具有必然性，因爲它遲早將被某個瘋狂愛好發明的人竭盡所能拼湊出來。噴氣揹包、水下住所、夜光貓和遺忘藥丸——在時間的幫助下，所有發明的樣機或演示版必然將被召喚出來。而且由於同步發明是常態，而不是例外，任何可行的發明都將出現多次。但是被廣泛採用的發明很少，其中大多數不能很好地工作。或者，更常見的是，它們可以工作，但不能滿足要求。因此，從這個無足輕重的意義上看，所有技術都是必然的。時間倒回，它還會被再次發明出來。
其二，“必然”一詞更具實質性的意義是一定程度的共識和生命力。一項技術被使用後必須在技術元素中流行開來，或者至少在科技領域的某個部分流行。但必然性的含義不只是普遍性，它必須保持強大的動力，超越數十億人的自由選擇實現自我確定，不能被社會上的簡單奇想左右。
不同時代、不同經濟制度中的人曾多次想象可視電話的樣式，構思了足夠的細節。人們的確希望它能成爲現實。1878年，就在電話申請專利兩年後，一位畫家草繪了想象中的可視電話。1938年德國郵政部門展示了一系列工作樣機。1964年萬國博覽會結束後，紐約城街頭的公共電話亭安裝了被稱爲皮克風的商務版可視電話，但是10年後因爲人們興趣不大，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停止了該產品的生產。在皮克風的鼎盛時期，儘管幾乎所有人都看好它的前景，但也只有500名左右的購買者。有人可能認爲，與其說可視電話是必然進步，不如說這項發明在努力避免被人們拋棄的必然命運。
然而今天它回來了。也許經過50年它的必然性提高了，也許當時它出現得太早，缺乏必要的支撐技術，社會動力也不成熟。在這方面，早期的重複嘗試可以被視爲必然性的證據和持續的催生過程。也許它仍然待產。可能存在待開發的其他創新技術，可以使視頻電話更加普及。這就需要創新手段，引導對話人凝視你的雙眼而不是角度偏離的攝像頭，以及創新方法，使屏幕在對話中的某一方說話時切換到相應視角。
可視電話的猶抱琵琶半遮面證明了兩個論點：（1）過去它顯然必然出現；（2）現在它顯然不一定必然出現。這就引出了下面的問題：任何技術是否憑藉自身慣性艱難發展——按照技術評論家蘭登·溫納（LangdonWinner）的話來說，就是成爲“自我推進、自我維持、必不可少的流體”？或者，我們有明確的自由意志選擇技術變革的序列，也就是說，我們（個人或集體）決定成爲每一步變革的推動者嗎？
我想作個類比。
你是誰，這在某種程度上由你的基因決定。科學家每天要鑑定構成人類特性代碼的新基因，揭開遺傳“軟件”驅動身體和大腦的方法。我們現在知道，癡迷、野心、風險偏好、羞怯和其他許多行爲包含強大的基因因素。同時，“你是誰”顯然受到生活環境和成長過程的影響。科學揭示了更多的證據，表明我們的家庭、同齡人和文化背景如何塑造我們的人格。他人對我們的看法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此外，最近關於環境因素可能影響基因的證據越來越多，因此從最深刻的意義上說，這兩個因素是關聯因素——它們相互影響。環境（例如你的食物）可以影響基因代碼，而基因代碼將引導人們進入某種環境，這使得兩種影響力難以分開。
最後，從最廣泛的內涵——性格、思想以及如何生活——來看，身份還是由選擇決定的。你的生活方式有極大一部分是被強加的，不受你控制，但是你擁有對這些強加部分進行選擇的巨大而重要的自由。你的生活受制於基因和環境，但最終取決於你。你可以決定是否在審訊中說實話，即使你有說謊的基因或家族習性；你可以決定是否冒險與陌生人交友，儘管有羞怯基因或受到此種文化偏見的影響；你可以決定拋開自身的固有傾向或先天條件。你的自由遠非全部。能否成爲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不是你個人的選擇（雖然基因和成長過程發揮了很大作用），但是你可以選擇比過去跑得更快。遺傳和家庭及學校的教育從外部限制了你的智商、仁厚品德或卑劣性格，而你可以決定今天是否應該比昨天更加智慧、更加仁慈或更加卑鄙。也許你的身體和大腦想變得懶惰、粗心大意或者富有想象力，但是由你來選擇這些品性發展到什麼程度（即使你並非性格果斷的人）。
說來有趣，這些由我們自己自由選擇的特性正是其他人對我們的印象。我們如何在由出身和背景搭建的大牢籠裡處理生活中大量的現實選擇，決定了我們是誰。這是在我們離開人世後他人對我們評論的內容。不是我們的先天條件，而是我們的選擇。
科技同樣如此。技術元素一定程度上是由其內在本質——這是本書更高層次的主題——預先決定的。基因推動人類成長的必然過程，從受精卵開始，發育爲胚胎，然後變成胎兒，接下來是嬰兒、蹣跚學步的幼童、兒童、青少年，這也是技術元素在各發展階段表現出來的最長遠趨勢。
在生活中，成爲青少年是無可選擇的。體內將分泌奇特的激素，身體和大腦一定會發生變化。文明遵循類似的發展路徑，但是其主要過程不那麼確定，因爲我們親眼見過的文明比見過的人更少。不過我們能夠發現必然出現的排序：一個社會首先必須控制火，然後掌握金屬加工，接下來學會發電，最後建立全球通信網絡。也許對於序列真正包含什麼內容還有爭議，可是的確存在一個序列。
同時，歷史也有重要影響。各種技術系統獲得自身的動力，發展得如此複雜，自聚集程度如此之高，以至於它們相互間構成了交叉環境。汽車的輔助基礎設施範圍非常廣泛，在經歷一個世紀的擴張後，現在已影響到交通工具之外的技術。例如，作爲公路體系配套設施的空調系統的發明推動了亞熱帶地區城郊的發展。廉價空調的發明改變了美國南部和東南部的風景。如果空調被無汽車社會採用，結果會有所不同，儘管空調系統的技術動力和內在特性不變。所以，技術元素每一次新發展都取決於已有技術在歷史上的應用先例。在生物領域，這種效用被稱爲共同進化，指的是一種物種的“環境”是其他所有與之互動的物種構成的生態系統，它們全部處於不斷變化中。舉例來說，獵物和捕食者一起進化，同時相互使對方進化，猶如永不停息的軍備競賽。宿主和寄生蟲在互相嘗試擊敗對方的過程中，組合爲二重唱。生態系統與新物種構成了適應與反適應的變動關係。
在必然性力量構築的邊界內部，我們的選擇產生這樣的結果：它們長期獲取動力，最終這些偶然事件昇華爲科技規律，其未來形態幾乎不可改變。有這樣一個基本屬實的老故事，是關於早期選擇的長期結果的：羅馬的普通運貨馬車寬度與羅馬帝國戰車匹配，因爲這樣更容易跟隨戰車在道路上碾壓出的車轍。戰車的尺寸不小於兩匹高大戰馬的寬度，換算成英制單位爲4英尺8.5英寸。縱貫龐大羅馬帝國的道路都是按照這個特定尺寸修建的。羅馬軍團**不列顛島時，建造了4英尺8.5英寸寬的帝國大道。英國人開始修建索道時，採用的是同樣的寬度，以便相同的四輪馬車派上用場。而當他們開始修建鐵路用於無馬火車廂行駛時，鐵軌的寬度自然也是4英尺8.5英寸。英倫三島的勞工移民在美國修建首條鐵路時，使用的是相同的工具和模具。現在發展至美國航天飛機，它的零部件產自全美各地，最後在佛羅里達州組裝。因爲發射端的兩臺大型固體燃料火箭發動機通過鐵路從猶他州運來，這條線路要穿越一條比標準鐵軌略寬一點的隧道，火箭本體直徑不能超出4英尺8.5英寸太多。用詼諧的話總結就是：“於是，世界上最先進的交通體系的一個重要設計參數2000年前就已經由兩匹馬的屁股寬度決定了。”長期以來，科技多多少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約束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