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冷齋說：你們的演習在深夜，宛平城門早關閉了，難道士兵會飛進城？你們說演習部隊可能受到攻擊，“可能”是個什麼概念？就是你們也不確定，還是你們想象出來的？況且，我方已奉命調查，守軍並未有開槍者，城中更無日軍士兵！
櫻井說：王縣長！你似乎還沒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
王冷齋：恰恰相反。
寺平說：哦？
齋藤說：這就對了……
看得出來，這個小秘書一直想插話。
王冷齋說：最近你們的軍隊一直圍着宛平演習，不分晝夜，還不夠嚴重麼？如果我們的軍隊到東京去這樣幹，想必閣下也不會同意吧！
櫻井一愣，說：皇軍屯住在這裡，依據的是當年跟貴國清政府簽訂的條約，這恐怕不是你一個縣長該考慮的事吧！
王冷齋沒搭理櫻井，面對鬆井說：正如櫻井閣下所言，我是小小的縣長，華北這幾年風雲變幻，能說上話的都是雙方的大員，一縣之長，九品而已，在你們眼裡更是無足輕重。但鬆井機關長，國家公事，既在任上，唯有恪盡職守，而無大小之分。調查昨晚之事，本人既然受命，便不敢有絲毫懈怠。
王冷齋是福州人，曾上過保定軍校，1935年任北平市政府參事，1937年才就任宛平縣長的，身處火山口的王縣長，在事變爆發前就一直跟日本人打交道，日本人在他那裡沒得到任何便宜。放在中日較量的大背景下，作爲一個縣長，他只是個不起眼的小人物，很多時候輪不到他說話，但正是在這樣一個小人物身上，卻有一種特別能令人感動的東西。在赴國難這件事上，只有小人物，哪有小角色！
中日雙方誰也沒鬆口。
櫻井跟鬆井用日語嘀咕了兩句，然後說：既然如此，不如成立一個聯合調查小組，咱們一起去宛平看個究竟。
王冷齋說：願意奉陪。
小組中方成員有王冷齋和冀察政務委員會負責外交的兩個人，日方成員除櫻井外，還有寺平、齋藤，一共六人，在清晨趕往宛平。
廣袤的華北平原上，朝陽如血。
在路上，寺平對王冷齋說：現在事態嚴重，中隊必須撤出宛平，並允許日軍進城搜查，否則衝突在所難免啊。
王冷齋回答：我只是奉命調查此事，無權處理此事！
宛平的金振中得到信兒後，派人出城把他們引了進去。大家來到縣政府，說是來宛平調查，實際上是換個地方繼續談判。
談了三個小時，櫻井又提了三點：一是宛平裡的中隊出城西撤10裡，然後日軍進城搜查；二是中國方面賠償、道歉；三是懲罰中隊“肇事者”。櫻井提出，懲罰的最低限度是營長，也就是金振中。
金振中的部隊是個加強營，一共有4個步兵連，1個機槍連，1個輕迫擊炮連，1個重迫擊炮連，兵力1000多人。金振中把一個步兵連放到平漢鐵路橋東段和橋北迴龍廟；一個連放在宛平西南角一線；另一個連在宛平城裡，剩下的那個連爲預備隊。重迫擊炮連則放在鐵路橋西面，輕迫擊炮連在宛平東門，重機槍連在宛平東南和東北角。
中日雙方僵持時，王冷齋發現：宛平到北平的電話打不通了，電話線顯然被日軍切斷了。他跟秦德純那邊失去了聯繫。王縣長立即把秘書洪大中叫來，叫他秘密潛入豐臺，在那裡想盡辦法找一臺電話，把宛平跟北平的通訊連起來。洪大中奉命而去。費盡周折，在豐臺靠近日軍兵營的一家商會，洪大中找到一臺電話，此時商會已人去樓空。這個電話，一邊可以打到北平秦德純那，另一邊可以打到宛平王冷齋那，就這樣，洪大中藏在豐臺，秘密地把兩地間的通訊又恢復了。
這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小公務員爲國所出的一份力。
這時候，已經從北平趕到豐臺的牟田口廉也派人帶信，叫王冷齋和金振中親自出城與之談判，被王、金一口回絕。王冷齋說，守土有責，我們動不得。王縣長叫跟他從北平同來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專員林耕宇出城跟牟田口談判，日方這邊派出的同行人員是寺平。
爲防止日軍偷襲，王縣長和金營長沒開城門，而是用繩子把二人從城頭上順了下去。
雖然有日本人在城裡，但此時城外的一木清直小動作不斷，日軍不時炮擊宛平，其中一發炮彈打到縣政府，屋子塌了一角，塵土瀰漫，櫻井嚇了一跳，心裡大罵城外的日軍，乾的這叫什麼事兒啊。
此時日軍已拿下回龍廟，隨後一木分兵兩路，一部進攻鐵路橋（事變爆發後平漢線已中斷），一部徒步渡過永定河，進擊到對岸，從西面向盧溝橋包抄。
金振中得到戰報，立即帶着部隊去恢復陣地，中日軍隊在平漢鐵路橋發生激戰！
在鐵路橋爭奪戰中，兩邊的士兵都非常着急，失去了用步槍一槍槍打的耐心。所以沒過多長時間，兩邊就都衝了上來，開始了提前到來的白刃戰！刺刀拼上了，戰刀和大砍刀也對上了！
有什麼東西，已被壓抑得太久！
直到這時候，盧溝橋那邊還沒發生戰鬥。該橋橫在永定河上，與平漢鐵路橋平行，橋東對着宛平，橋西連着河北省南部。一部分日軍渡過永定河後，迂迴到盧溝橋以西，爲的是跟“一文字山”的日軍對宛平構成合圍。但迂迴過去的日軍沒發動進攻，只是在7月8日晚6點多打了幾發炮彈，步兵並沒有跟進。
很多人把七七事變叫“盧溝橋事變”，但7月7日夜到8日天黑前，盧溝橋一線實際上並沒接火。只是在一小隊日軍渡河時，盧溝橋上的中國守軍進行了警備。7月8日，北平的記者們發稿時，把第29軍長官一再提到的“橋頭陣地”（平漢鐵路橋）當成了位置重要的盧溝橋。
歷史就是這樣超出了我們的想象。
中午時，鐵路橋那邊，日本人不打了。
一木清直接到牟田口廉也的電話，說櫻井他們在宛平。一木還惱火呢，說這事怎麼不跟自己打招呼。
牟田口廉也在7月8日下午3點多趕到鐵路橋陣地。一個小時後，旅團長河邊正三到了豐臺。在前線的牟田口，以現地日軍最高指揮官的名義寫了一封給金振中的信，叫一個曹長騎着自行車給金振中送信，提出把櫻井他們送出宛平，要求城裡的中隊在當日下午5點前撤到城西10裡外。
老金的回信很給力，並“幽”了日本人一“默”：
牟田口大佐閣下，我等不撤，將與此城共存亡。威脅無用。至於櫻井等人，他們也願意與城共存亡，望你不要顧慮！
入夜後，金振中選了150人組成敢死隊，每人步槍1支，手榴彈2枚，大刀片1把，在重機槍連的掩護下，猛撲回龍廟。這裡先前是中隊的陣地，士兵們對地形十分熟悉，摸過去後，先是手榴彈全投出去，然後掄着片兒刀衝，很快便把守備陣地的50多個日軍都剁了。
日軍開始聞到自己身上的血味，原來也是鹹的！
但到了7月9日，在北平，雙方又經過一番談判，達成可停火協議：中隊退到永定河以西，日本軍隊撤回豐臺，宛平城內的防務交由保安隊負責。
中國這邊開始執行協議，但宛平外的日軍卻不走。
事變爆發後，東京還沒怎麼着，關東軍先不幹了，所謂皇帝不急太監急。但關東軍不是太監，而是騎在皇帝腦袋上的主兒。事變第二天，參謀長東條英機就擬了個至少向華北派兩個獨立混成旅的計劃，並連夜派作戰參謀辻政信大尉（還記得吧，當年在陸軍士官學校搗亂的那位）到平津打探消息。
駐朝鮮軍的小磯國昭也說：這是難得的機會啊。日本駐朝鮮軍僅有兩個師團：第19師團和第20師團。小磯命令他們作好出擊準備。
東京主持陸軍參謀本部工作的是次長今井清（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5期，愛知縣人），但此人身體一直不好，臥牀的時間超過了上班的時間，所以牽頭人實際上是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
石原的部下、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4期，富山縣人）是北平那邊河邊正三的弟弟，這個河邊腦子倒還清醒，沒抱住石原說給他哥哥做主之類的話，而是主張現地解決事變。
石原拍拍河邊的肩膀，安慰了一句：我也不會看着你哥哥的旅團出事不管。
石原不希望擴大事變，道理是：如果動員國內師團到中國參戰，就意味着和中國的全面戰爭，如果是全面戰爭，在戒備蘇聯的情況下，日本最多隻能投入11個師團，而這個兵力又遠不能保證征服中國，就必定是一場持久戰，而日本是沒辦法也沒必要在中國打持久戰的。
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也是這個觀點。
石原的意見一出來，陸軍大臣杉山元說：有道理。
在事變後的內閣會議上，近衛首相徵求陸軍大臣的意見時，杉山把石原的話重複了一遍。近衛說好，於是內閣擬出的對策是：不擴大，現地解決。
石原的另一個手下作戰課課長武藤章第一個反對，認爲必須對中國進行打擊才能改變“排日侮日”的形勢，讓中國徹底屈服。
事變後，柴山和武藤各自的態度也就出來了，前者覺得麻煩大了，後者卻很愉快。軍部的參謀們開始站隊。
陸軍省軍事課課長田中新一（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5期，新潟縣人）第一個站在武藤一邊。
陸軍省軍務局長後宮淳（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7期，京都人）站在石原、河邊、柴山這邊。
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永津佐比重開始偏向於武藤、田中一邊。
在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懇談會”上，彷彿五千只蛤蟆被扔進鍋，石原是山形縣人、武藤是熊本縣人、田中是新潟縣人、柴山是茨城縣人、永津是愛知縣人、後宮是京都人、河邊是富山縣人……日本各地方言一起上，你可以想象有多亂了。
北平達成停火協議後，武藤章仍在琢磨怎麼把軍隊派過去。
在陸軍參謀本部，武藤看見一個同事就拉住說：你知道麼，北平的局勢勢必會惡化，必須作好南京的中央軍沿平漢路北上的準備，我們至少要派過去3個師團和18個航空中隊！
武藤後來成爲被絞死的七名甲級戰犯之一，也是七個人裡官最小的，是唯一的中將。但事變時，他的作戰課長的位子極爲重要，業務內容就是負責籌劃陸軍的行動。
田中新一力頂武藤章。
按他日記裡的說法，事變發生後，東京一片混亂，只有他和武藤“從容鎮靜”，所謂穩步開展工作，應對事變：“除訴諸武力外，別無對策。在此種想法的基礎上，該兩課長對緊急派出以3個師團和18個航空中隊爲骨幹的兵力，取得了一致意見。”
田中跟武藤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當上了陸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主導了太平洋戰爭時日本陸軍的行動。這兩個人成了橋本欣五郎、長勇之後陸軍最強硬的代表。關於這一點，從1937年5月20日日本海軍情報官員就華北形勢問題向海軍省作的報告中可以看出：
……關於撤銷冀東政府問題，未能得到關東軍的同意。但駐華各機關大都同意撤銷，並認爲這樣做是可以緩和目前僵硬的日中關係的唯一辦法。所以，歸國後即向上司報告，必須在適當的時機排除關東軍的反對，斷然予以撤銷。關於此事，（陸軍參謀本部）參謀次長（今井清）和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也都同意，但作戰課長武藤大佐反對。（陸軍省）後宮（淳）軍務局長、梅津（美治郎）次官、杉山（元）大臣都同意，但田中軍事課長反對。
武藤章堅持向華北增兵，對石原說了一通，大概意思是：您是我的部長，我是您的手下，當年您在滿洲的做法，讓我對您佩服得五體投地。至於您警備蘇聯的觀點，也挺牛的。但怎麼警備呢？光保滿洲還不行，我們出兵華北，把這個跟南京政府的緩衝地帶抓在手裡，最終也是爲了警備蘇聯啊。光有好處，沒有壞處，中國人有句話怎麼說？殊途同歸嘛！
武藤和田中雖然都只是課長，但事變時所處的位置重要，對外作戰計劃和兵力佈置，都由這兩課課長擬訂，然後往上報，陸軍參謀本部總長、陸軍大臣，通常所飾的是蓋章的角色。這並不是說他們是傀儡，而是日本軍部的工作特點決定的。但處於作戰課課長和參謀總長之間的石原就比較難受了，他把自己的擔心都說了出來，但卻沒有頑強地堅持。
在武藤的忽悠下，原來騎牆的也一下子倒向了武藤，包括那位陸軍大臣。在7月11日的“五相會議”上，杉山元開始支持出兵，並通過了除關東軍和駐朝鮮軍外，再從國內動員3個師團到中國的決議。
近衛內閣就這樣開始被軍部牽着走了。
當年意志堅定的山形縣小子有一種無力感，似乎一切都在靠慣性向前推，而武藤、田中等人是膩膩的潤滑油……出兵計劃是7月11日正式確定的，但東京的“消息靈通人士”在10日上午就把擴大戰爭的訊號傳到了北平。
北平那邊，7月10日上午，王冷齋去秦德純處參加中日聯席會時，出現了“異動”。當時在座的，中國這邊，除秦、王等人外，還有已趕回北平的馮治安師長；日方那邊是櫻井、齋藤等人。
秦德純質問櫻井：爲什麼協議達成後日軍仍不時襲擊宛平，而且沒把軍隊從城外撤乾淨？你們已嚴重違反協定，由此產生的後果應由你們承擔！
櫻井搪塞：我們在搜尋戰死的日軍屍骸啊！這對我們很重要。
秦德純說：我們可以出人幫你們找，但限期爲24小時，無論找到沒找到，無論找到多少，宛平城外的日軍都必須全數撤回豐臺！
櫻井說：好。
但正在這時候，日本人寺平跑了進來，在櫻井耳朵邊嘀咕了幾句，後者說：我得出去打個電話。隨後，他對在座的日本人一使眼色，都出去了。最終是：一去不回！
形勢變化了！
前面提到的今井武夫回憶：“（11日）下午兩點，剛一步入（北平）特務機關，便感到一種緊張的氣氛。設在天津的駐屯軍司令部打來電話，於是立即接通。打電話的是一名參謀（有可能是和知鷹二），他說：今天東京的內閣會議已經決定，除關東軍和駐朝鮮軍外，還將從國內動員3個師團到中國，所以現在再無必要達成停火協議。如果協議已經達成也要撕毀！”
情況如此危急，宋哲元在哪？！他已經到天津了。
宋哲元一到天津，南京的電話就跟了過來，何應欽在電話裡說：中國駐日大使發來消息，日本國內已進行戰爭動員，延遲了京都以西3個師團的復員時間，全面侵華已成定局，叫宋立即回北平備戰，不要在天津跟日本人談。但宋不接何的電話，而叫手下代接。
宋哲元拜訪了日本中國駐屯軍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4期，佐賀縣人）。
日本內閣決定出兵中國後，軍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病秧子田代皖一郎換了，但田代還沒來得及回國就掛掉了（7月16日）。
在天津，香月給了宋哲元點兒口頭保證，無非是中國妥協，日本住手之類的話。宋哲元很激動，像一年後英國首相張伯倫從慕尼黑帶回跟希特勒籤的協議一樣。也就是說，直到這時，這位老兄仍沒看明白，還想着通過談判解決爭端，繼續維持自己在華北的小王國。所以他返回北平後不但沒進行備戰，還把防禦工事給拆了，並電告南京，不叫中央軍北上支援，怕因此刺激日本人，我的地盤我做主，小小的衝突可以就地解決，華北不會有大事變！
終究是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