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城樓上忙忙碌碌的士兵，雲錚有些感嘆。別看這些士兵在城樓上看似忙碌，其實雜亂無章，做事沒有一點規律可言，怎麼看都達不到井然有序這句話所說的程度。
最近出兵南下，雲錚經常覺得，天下幸而有四大邊鎮，幸而有云家。否則當初北宋的下場必然便是大魏的下場。
大魏如果不談邊鎮，其實與北宋太像了。
當後人談論中國歷史時，提到戰國時代的秦，通常都喜歡加上一個形容詞說它是“強秦”，而談到宋代時，則往往會形容它是“弱宋”。這個說話，從軍事上來說的確如此，在我國曆史中的各個朝代似乎很少有像宋朝這樣如此積弱不振者。宋雖然勉強完成了統一，但始終不能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甚至也擺脫不了貧弱的命運。嚴格說來，宋從建國之日起就只能算是偏安之局，而且也一直與外患相終始。爲什麼北宋一代會如此衰弱？這不僅是史學家，而尤其是戰略家所應該深入探討的一個問題，因爲這一問題的研究可以給予人們很多的啓示和教訓。
雲錚自從開始學會站在全局看問題，就一直思索這些問題。宋代並無內亂，甚至少許的匪禍也不嚴重。以政治而言可以算是相當的清明，一向困擾着中國政治的權臣、外戚、女主、宦官等問題幾乎完全不存在，這在中國政治史中可說是少見的現象。用現代的說法來形容，宋朝的政治可以說是相當自由開放，至少士大夫階級享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就一般社會階層而言，所過的也可以算是一種精緻生活，據外國人的考據，開封城內到處都有水聲花香，生態環境保護得很好。民風文弱是生活方式的自然後果，官吏坐轎、婦女纏足的習俗都是起自這個時代。
從內政的觀點來看，宋朝的成就絕對不比其他任何朝代差，但可惜的是安內並不足以攘外，宋朝之亡是亡於外患，這是一個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實。近代西方學者論國家利益時，認爲生存爲首要，如果政府不能確保其國家的生存，則其他一切成就即令再顯著，結果也還是等於零。宋朝的往事在這方面足以發人深省。
大魏之所以比宋朝要好一點，雲錚覺得，其實主要是四大邊鎮的功勞，特別是雲家和周家。宋朝政府對於文人採取尊重和優待的態度，對於武人則採取輕視和抑制的態度。所謂“文人管兵”的原則在宋代的確已做徹底的實施。宋朝以科舉取士，有“一考定終身”的趨勢。甚至有人說，“狀元及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獻捷太廟，其榮無以加”(引尹洙語)。在這樣的風氣之下，職業軍人感到自慚形穢，完全喪失自尊心，而且人微言輕，對於國事根本沒有發言權。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試的窄門裡鑽，讀書就是爲了應考，於是一切經世之學也就無人講求。所以南宋劉克莊有詩云：“先皇立國用文儒，奇士多爲筆墨拘。”
而大魏則不然，太祖皇帝麾下的幾員大將各有其兵，以至於太祖自己也沒法削掉他們的兵權，於是乾脆做出相信他們忠心的模樣，賜封出八大世襲罔替的名門世家，並且將它其中外四家分鎮邊疆。如此一來武人的地位得到了保障，武人在朝中也還有說話的全力。而云周等家在朝中也有勢力，所以文人並不能完全壓制武人，於是大魏倒是扛住了遼國和西夏的侵擾，直到現在發生內亂。
然後，便是變法。無論宋朝的變法，還是大魏的變法，都變出了大麻煩。宋朝的變法，後來不少人說宋朝亡與執拗君子王安石；而現在大魏之所以焦頭爛額，也未嘗不是萬昌大用秋臨江的緣故。
一般人都知道王安石變法，實際上，宋代共有兩次變法：一是仁宗慶曆三年的范仲淹變法；二是神宗熙寧二年的王安石變法。前者可以算是後者的先聲。
仁宗深感遼夏交侵，而財政又已達崩潰邊緣，遂決定重用“以天下爲己任”的范仲淹，要他負改革之責。範氏遂提出十項政見以爲變法張本(即著名的“十事疏”)。其項目爲：(1)明黜陟；(2)抑僥倖；(3)精貢舉；(4)擇官長；(5)均公田；(6)厚農桑；(7)修戎備；(8)減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概括地說，前五項是屬於人事改革的範圍，最後兩項則以提高行政效率爲目的，只有第六和第八兩項與經濟有關，而與國防有關者則僅爲第七項。
由此可知範氏的看法是必須從根本着手，首先改進公務員的素質，並提高行政效率，否則其他的政策即令再好也無法推動。這種觀念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必須假以時日，始有成功的希望。
仁宗幾乎全部接受他的建議(僅第七項恢復府兵的觀念因朝臣反對而被否決)，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計劃卻與士大夫(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衝突，於是引來極大的反對。僅僅一年的時間已經使他感到難以招架而只好自動求去。仁宗也不敢與舉國洶涌的公衆意見相抗，遂乾脆打消變法的念頭。
但變法的要求事實上依然存在，范仲淹的嘗試雖然失敗，不到30年王安石又繼之而起。王安石的變法不僅規模較大，而且時間也較長，所以其產生的衝擊以及在歷史上的地位也遠超過范仲淹。王安石受到神宗特達之知，於熙寧二年爲相，到熙寧六年，先後共5年，新法次第成立。到熙寧七年四月，暫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隨之罷相。八年二月復相，九年十月又去，從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繼續推行新法(元豐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時大部廢止)，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部廢止，所以新法之實施，先後共計17年之久；
所謂新法的內容相當複雜，而且項目繁多，不易列舉。概括言之，可分三大類：(1)經濟政策，如“均輸”、“免行”、“方田”、“水利”等；(2)社會政策，如“青苗”、“免役”、“和買”、“市易”等；(3)國防政策，如“保甲”、“保馬”、“置將”、“軍器監”等。關於王安石的變法又有下述幾點特別值得注意。(1)他與范仲淹有極大差異，即範氏重視人事和行政改革，而他完全不考慮這些問題，只重視新制度的建立。有人認爲這是儒家與法家，也就是人治與法治兩種思想的差異，實際上並不盡然。王安石從未以法家自居，而且常以孟子自命。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范仲淹的失敗而有所警惕，並且知道人事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不欲因此而樹敵過多。(2)王氏的新政幾乎都是長遠計劃，對於當前的難題並不能提供立即有效的解決方案。宋朝的大病爲貧與弱，而問題的關鍵即爲如何消除冗兵與冗官，他的新政對此可謂文不對題。反而言之，爲了推行新政，他更增加機構和人員，而爲了立邊功，自然也不能裁兵。(3)王氏的作風非常特別，大致說來，他對於舊的東西幾乎完全不動(這可能是害怕反對)，但同時又增設許多新東西。此種疊牀架屋的辦法完全不合乎行政管理的原則，所以他的改革效率極差。
王安石的新法雖然勉強推行了17年，但其最後的失敗則爲註定的命運，絕非任何人力可以挽回。因此，後人對其失敗的原因其實不必花費太多筆墨去加以檢討。在另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新法即令能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對於宋朝的弱勢也仍然不會有太多的補救。宋朝的病到神宗時已經很嚴重，要想治療必須動手術或注射特效藥，而王安石所開的藥方只是一些溫補劑，好像維生素等，這種藥固然有益於健康，但不能治重病。所以就事論事，宋朝的兩次變法都是徒勞無益的。
已故當代戰略大師，法國博弗爾將軍曾經指出：人類的命運受到兩個因素決定，一個是哲學思想，另一個是戰略。戰略固應接受哲學思想的指導，但適當的戰略選擇又是保證哲學思想得以實現的惟一途徑。范仲淹和王安石都不缺乏哲學思想，但卻未能選擇適當的戰略，此實爲變法不成的主因。
雲錚此刻的心思是，大魏已經無可救藥了。雖然如果現在沒有了巴匪、浙匪，大魏朝廷看上去仍然能算一個富足的朝廷，但實際上雲錚覺得，其根子已經爛了，他現在已經少了很多顧慮，這個大魏，不能再由林家的人亂折騰下去了。
寧鵬軒忽然出現在帥帳內，沒有人知道他是怎麼來的，出了雲錚自己。
“風哥，林堅約你今夜虎牢關上一敘。”寧鵬軒平靜的道。
雲錚瞥了他一眼，問道：“他想做什麼？”
“他說，他有先帝留給他的親筆詔書，證明他是被迫潛伏於亂賊林旭麾下的。”
雲錚笑了笑：“答應他，就說本帥今夜必到，讓他決定地點吧。”
寧鵬軒沒有多勸什麼三思而行，他知道雲錚必然是有必勝的把握，知道林堅不能將他如何才這麼說的。
“是，風哥，那我去了。”
“去吧。”雲錚回頭坐下，淡淡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