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取消了宰相制度，把國家的行政、經濟、軍事大權集中到皇帝一人之手，雖然有效防範了大臣掌握超過帝王的權力，但也極大增加了帝王的工作量。
象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各地政局千差萬別又千變萬化的大國，每天要處理的大政要事必然龐大而繁雜。朱元璋，朱棣這些出身行伍，精力充沛，深知創業艱難的開國帝王，每天也許還能勉強應付；但後世那些在深宮和女人堆裡泡大的荷花大少，就既無能力熱情，也無必要的責任心去整天分析批閱政務奏章。
因爲面對的政務工作量太過龐大，大明王朝中後期的皇帝多數具有厭惡政治的逆反心理，爲了逃避政務居然長期呆在深宮不上朝辦公，不出見政府官員。
這現象有點類似我國中小學那些名目繁多的“特長培訓班”，掠奪孩子本來就少得可憐的自由時間去培訓鋼琴、繪畫，書法，結果效果適得其反，使很多本來擁有一定音樂、繪畫天賦的孩童日後一看見鋼琴、畫板就頭痛。
皇帝拒絕出見政府官員上朝辦公，大明的政治體制又不允許擁有過人能力、情操和責任心的官員替皇上代勞；國家的政務又必須有人辦理，離皇上最近對皇位威脅最小的宦官自然就代皇上處理國家大事，打着皇上招牌主宰朝政胡作非爲了。
在皇上一人高度集權懶皇帝輩出的時代，宦官若不幹政那纔是活見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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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雖然高高在上，但是人不是神，一樣擁有弱點和七情六慾，就算能力過人也有心情不好的時候，面對一人能力德操難以負荷的無限集中權力，犯錯和出醜自然在所難免。
爲了掩飾自己的錯誤和力不從心，確保皇上英明神武的偉大形象，自然只允許下屬臣民歌功頌德報喜不報憂，聽不得任何有益家國的逆耳忠言，尤其是聽不得那些與皇上偉光正和形勢大好不一致的真話。
爲了扼殺真話和逆耳忠言，朱元璋發明了短壽的“文字獄”，把有良心和責任心的知識分子砍頭甚至滅九族。科舉取士也一律採用“八股文”。“八股文”的主要內容就是歌頌皇上如何偉光正；下級如何與上級保持高度一致；官員理政如何“本末倒置不識大體”，“小事精明大事糊塗”。
朱元璋的發明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反右”、“樣板戲”和高考“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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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皇上朱由校和生祠太監魏忠賢專政的八年，把大明帝國推向腐敗登峰造極社會道德底線全面崩潰的懸崖邊上。
木匠皇上因爲廢寢忘食專注木工活，精力透支早早死掉，崇禎皇上朱由檢登上皇位。
朱由檢繼承的是一個被朱由校和魏忠賢折騰得爛透了的危機帝國，被腐敗無恥掏空了根基的大明王朝遙遙欲墜，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
崇禎皇上朱由檢對他接手的帝國深重危機瞭如指掌，對大明懷有極大的憂慮。
朱由檢和那些長年龜縮深宮懶惰無能的前任不同，對大明擁有強烈責任心，決心力挽狂瀾拯救他的帝國。
朱由檢一上任就把權傾天下的生祠太監魏忠賢革職，還沒等到查辦魏公公就嚇死了，“生祠”終於變成了真正的“祠堂”。
接下來崇禎皇上開始尋找拔亂返正救國救家的治世良方。
大明王朝之所以朽爛到魏忠賢那種地步，根本原因是開國皇上朱元璋創立的那套“唯上是從”、“高度畸形中央集權”和“說假話輿論環境”造成的。
這個全面反智反文明體制到了朱由檢即位時已喪失最後的彈性調節功能
，必須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體制改革，從體制上剷除貪污腐敗和宦官干政賴以滋生的政治土壤才能給朱姓帝國注入新的活力，浴火重生轉危爲安。
崇禎皇上的努力方向應該是中央放權地方自治，就算不實行地方政府自治，也應該恢復開放民間精英自治傳統；官吏任免實行“雙向負責制”，雖然仍由上級任命但必須尊重民意，適度開放民權加強對官吏的監督；大刀闊斧消減公務開支，減稅節流休養生息刺激經濟發展；允許知識分子暢談國事揭露監督貪官，不以言論對讀書人定罪……
可崇禎皇上和他身邊那幫從朽爛前朝繼承下來只知拍馬屁看臉色無任何膽識的狗屁智囊團卻不這麼認爲。
崇禎智囊團認爲大明王朝的根本體制不能變，要堅持太祖朱元璋創立的那套大明政治制度不動搖，只能在“總量不變”的基礎上“盤活存量”；而不能象商鞅改革那樣“另起爐竈”。
崇禎智囊團認爲打擊腐敗是必要的，但必須在體制內進行，絕不可讓民考官，也就是隻能由體制內的監察官員出手反貪反腐。
問題是在一個腐敗無孔不入官場已經無淨土的末世帝國，奉命反腐的各級監察官員多數也墮落成了大貪官。他們反腐的目的不是爲了淨化官場，而是爲了向問題貪官索取賄賂，從落網的貪官口裡分一杯腐敗羹。
這樣的體制內反腐自然成了官官相護交流腐敗經驗和心得的鬧劇，最終結果是越反越腐。
崇禎智囊團對開國皇上朱元璋的貪官剝皮亭印象深刻，認爲亂世用重典，對貪官大開殺戒就能有效整肅貪污。
問題是在一個無官不貪的朽爛官場，如果只由體制內的官員來反貪，誰來執掌殺貪官的刀柄？最終結果自然是大貪官審判監斬小貪官，貪污一千萬兩的召集貪污一百萬兩的研究懲治貪污十萬兩的腐敗問題。
最終反貪反腐運動演變爲肅清異己的正文治迫害和官官相護的腐敗盛會。
崇禎皇上在位時冤死的治世能臣，多是在“貪污”的名義下受害的。
事實證明朱元璋那套反貪反腐制度，在王朝末世只能使貪污腐敗更上一層樓；死於“貪污”名義者要麼是副職替罪羊；要麼是良知尚存的官場精英。
在重啓朱元璋的反貪制度下，大明王朝走向無官不貪的腐敗盛宴，官吏的職務責任心蕩然無存，只注重急功近利視國家王朝命運如草芥。
李自成革命軍打進京城前，崇禎皇上在金鑾殿上流淚請求臺下的文武大臣捐款給守城的軍隊發餉抵抗農民軍，結果百官紛紛哭窮，最後只弄到可憐的一百萬兩？李自成大軍兵臨城下時，先前習慣了高薪後因國家財政崩潰，長達五個月未發餉的大明城防部隊霎時叛變，象鋼鐵一樣鑄成的北京城沒經過戰鬥就告陷落。
李自成革命軍把大明那些在崇禎金鑾殿上哭窮的文武百官抓來上夾棍坐老虎凳上烙鐵，一個晚上就敲出七千萬兩！
重拾開國皇上朱元璋的過時體制不但使腐敗愈演愈烈，而且極大損傷帝國的經濟。
大明後期的經濟形勢和開國皇上朱元璋時代有天壤之別。朱元璋當政時中國是純農業社會，土地稅是國家的主要財政收入。大明後期的工商業開始繁榮，工商業是國家的重要稅收來源。
朱元璋的經濟政策是建立在扼殺私營工商業基礎上的，重走朱元璋之路玩“國進民退”，必然造成國家工商業大衰退，國家失去大宗稅收來源，這對於維穩工程艱鉅的王朝是要命的。首都城防部隊在國家“不差錢”時期習慣了高薪和加薪，後因經濟衰
退稅收衰竭，幾個月沒錢發餉，導致衛戌部隊掉轉槍口叛變投敵，就是重走朱元璋之路結出的經濟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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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明王朝擁有強大責任心的崇禎皇上並非不想把國家治理好，可他的智商和敗家智囊團不容許他那樣做。
雖然皇上高度畸形集權是造成大明後期危機的主要原因，可朱由檢卻不肯下放哪怕一絲一毫的權力，認爲權力只有掌握在自己手裡才放心。
於是宦官干政再度重演。
在明王朝後期那種財力捉襟見肘的被動情勢下，朱由檢一方面在朝中表演“減膳”和“撤樂”；一方面又維持十多萬宦官和一萬多宮女的龐大公務消費大軍。
結果三公腐敗支出在崇禎時代有增無減。
僅供養十多萬作威作福腐敗宦官的開支就足可供養上百萬軍隊。如果大幅裁轍宦官達幾百人，北京城防部隊何以幾個月發不出工資？鐵桶樣的北京城何以會霎時陷落？崇禎皇上何以會砍殺親生愛女後去煤山上吊？
因爲醉心於權力高度集中於自己手中，崇禎皇上對朝野有過人能力責任心有威望得民心的文臣武將高度防範，以“漢奸賣國賊”罪名把抗金英雄袁崇煥千刀萬剮，親手拆毀了大明帝國的鋼鐵長城。
袁崇煥是否真個“通敵”迄今仍是一個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的糊塗公案，其實“通敵”真假已經不重要，如果一個國家連袁崇煥這樣位高權重在危難之際捨身拯救過祖國命運的民族英雄也逼向“通敵賣國”的那一步，這個國家一定有正常人難以忍受的邪惡之處。
歷史經驗證明地方自治不但不會動搖王朝的統治根基，在危難之際還是王朝穩定的堅實力量。
滿清的太平天國暴亂，組織、規模和破壞力遠大於明末的李自成流寇叛亂。可滿清是一個民間精英高度自治的社會，中央集權程度遠不如大明王朝充分。當政府軍被太平軍打得一敗塗地滿地找牙時，民間精英自發組織起地方防衛力量保家護土，成爲抗擊太平軍的中流砥柱。太平軍最後就敗於民間自治武裝湘軍、淮軍之手。
大明王朝的民間精英自治程度遠不如滿清，當李闖流寇攻城掠地燒殺搶時，民間根本沒有能力組織有效的抵抗力量自衛，只能眼巴巴地指望政腐軍從遙遠的京城前來平叛。政府軍的每次調動都要支付大批軍餉，帝國的國庫很快被掏空。當政府軍力量不濟時叛軍就如燎原烈火不可收拾。一盤散沙般的不設防民衆要麼任流寇搶掠砍殺；要麼加入到流寇隊伍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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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崇禎統治後期，朱由檢幾乎開罪了大明帝國朝野絕大多數臣民，淪爲空前絕後的孤家寡人。
一是官僚隊伍恨他！因爲他一方面堅守只能造就貪官的官吏人事體制不動搖；一方面又無情大殺貪官。官員不貪污就無法在官場立足；貪污又容易招來殺身之禍？這是什麼事啊？
二是平民百姓恨他！把民衆當賊來防，各級官吏敲骨吸髓盤剝草民欺男霸女，連未成年幼女也不放過，不恨他纔是天大怪事。
三是知識分子恨他！不讓他們說真話，禁絕任何良心聲音，動不動就污衊他們爲“漢奸賣國賊”？知識分子還有理由愛他嗎？
最後的時刻來臨時，崇禎皇上孤零零一人去煤山上了吊？
…………
都是走開國皇上朱元璋的老路惹的禍！
都是那些靈魂卑污的體制內智囊團惹的禍！
崇禎皇上的悲劇深似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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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