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蔡婆婆的採訪比想象中結束的要快很多，蘇澈原以爲在這裡可以找到他一直期盼的那種有關人性的東西，卻沒想到蔡婆婆那種獨有的信念不是一般人能夠理解的，甚至都不可能與人分享。
她雖然反覆的強調着自己這許多年來一直活在“倖存的煎熬”中，但蘇澈看得出，能夠支撐一個女人守望丈夫六十多年的遠不止“煎熬”，因爲純粹的痛苦會將一個人徹底逼瘋，唯有希望纔是讓人強大的東西。
在採訪的最後，蘇澈在日記本上寫下了一段話。
“或許她的每一天都因爲她的倖存而煎熬着，可希望卻仍是支撐她走過孤獨歲月的最強大的力量，希望是美好，甚至可能是人間至善！”
這段話的最後一部分引用了《肖申克救贖》的經典臺詞。
當大部分人被高牆改造，從一開始的憎恨、厭惡到後來的迷茫、無望，再到最終的依賴和離不開它的時候，《肖申克救贖》中的男主卻一直期待着重獲自由，正是這種希望讓他默默承受了許多年，讓他有力量爬過兩個足球場大小的，充滿污穢的下水道，並重獲自由！
……
在島上待了一天，又跟着學弟劉夢巖去拜訪了一下他家的老爺爺後，蘇澈又踏上了尋人之路，不過這一次他不需要駕船出海，更不需要翻山越嶺，他訂了三天的後機票，將乘飛機前往莫斯科，在那裡他將要採訪一位已經年過七十的老人——李愛年。
李愛年老人是一位知名作家，只可惜，在最關鍵的時候，他犯了“很低級”的錯誤，國內社會的作家環境從此再無他的容身之所，無奈，他只好舉家遷往莫斯科，去尋找他在莫斯科的親哥哥落腳。
自此後，李老就在莫斯科住下了，這一住就是十三年。
十三年來，李老幾乎每天都會在國內的各大媒體平臺上發表作品，但從無例外，他的作品都會很快遭到一大羣人的抨擊，似乎人們永遠都無法原諒他在十三年前“犯的錯”，包括蘇澈。
當時雖然他還小，卻也大概聽說了李愛年寫的東西犯了國人的忌諱，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諷刺了人們虛僞的善良，並說所有這一切善意的舉動都不過是出於爲社會整體付出的一種的盲目。
而爲了證明他說的是對的，他還例舉了很多實證。
只可惜，在那個全國上下齊心協力的時代，他的這種思想實在太過偏激，不但與社會大風向相背離，甚至還公開與國內各大作家社區在媒體平臺上對罵。
以一敵衆的勇氣固然可貴，但結果是悲慘的。
他的所有文章都被下架不說，他本人也被“趕出了”故土，如今只能在異國他鄉靠着親人的“施捨”過活。
蘇澈把李愛年作爲自己的採訪對象之一時也猶豫了很久，他也擔心自己會受到牽連，但最終他還是鼓起勇氣坐上了前往莫斯科的飛機，因爲他很想知道李愛年老人當初爲什麼要發出那樣的“不合羣”的聲音。
……
抵達莫斯科，早有人前來接機，這一次沒有什麼輾轉，蘇澈下了飛機後沒多久就在預定好的咖啡廳裡見到了李愛年老人和他的愛人。
不過採訪開始時，他的愛人就出去了，只剩下蘇澈和李愛年兩人。
對面而坐，蘇澈也不廢話，直截了當的問道：“在作家中，您算是觸電比較早的，您的小說《藍海鷗》改編成電影《陷落之地》，讓您從文學圈進入了公衆的視野，後來的《逆風》又鞏固了這個效應，這讓您聲名鵲起，成爲了炙手可熱的‘高收入作家’，但據我所知，您在當時似乎並不是很高興，甚至在一次電影宣發中面對記者的無禮提問，您直接選擇了離場是嗎？”
“是的，這事又談到了作家和電影這個命案的問題，涉及這個話題時，大概很多作家與我一樣，是一種不太舒服的尷尬的心情。通常公衆輿論會把這種簡單的知識產權交易複雜化，在這樣的交易中心，人們的判斷力因爲電影的強勢，或者說具現化表演藝術的強勢而輕視了作家一方，作家好像一下子就變成了既得利益者，是一個提着籃子到市場上賣菜結果幸運的遇到了一個大老闆的菜農。其實大多數人作家從來沒有去過市場，我自己本人也很討厭純粹的市場行爲，那感覺就好像是一些地方的舞女，走上臺上展示自己，讓底下的人品頭論足並掏錢一樣，可事實並不是這樣的，作家或許是種菜的，但他們原本是好好的在自己的院子裡種菜的安分人，可市場化之後，就突然來了一羣人，他們走到園子邊，對園子裡的菜指指點點，並明確說要哪個地方的菜，你要是沒有，他們還會生氣，而你，就只能一臉莫名其妙的感到尷尬。當然也不乏一些菜農想想自己中了那麼多的菜，反正也吃不完，就賣了，賣給他們比賣到鎮子上價錢好，這是菜農當時唯一的實惠，後面的事情都是發展出來的，比如最近流行的一種速成食品如何火爆，大家便順便提起了這個速成食品的由來，可是這對菜農的生活有什麼改變嗎？沒有改變。菜農仍然種他自己的地，他的菜還是要賣到鎮子上去，被默默無聞的人默默地吃掉，我舉這些例子只是想準確說出我在此類事件中的真實心態。”李愛年的例子很有趣，尤其對於蘇澈來說，他一直也很困惑自己的創作究竟是一種有內而發的本我內心的展示，還是一種爲滿足外部需求的一種市場行爲，現在看來，他與李老的境界還差了許多，因爲他甚至都還沒有屬於自己的一塊菜地。
“我記得您在那段日子裡人氣非常旺，有點像娛樂圈的偶像派，您覺得是電影成就了你在大衆中的影響力嗎？”
“你這個比喻很有意思，偶像派嗎……讓我聯想到很多已經比較紅的大明星，但我自己倒沒有這麼‘偶像’的記憶，我對自己的要求一直是清楚的，我是我，不管是做人方面還是寫作方面，我有足夠的內省能力，也習慣於獨立自考，因此我不太認同別人爲我歸納的成敗得失，就像現在，我雖然被迫要在莫斯科生活，但我不覺得我是個‘失敗者’，相反，我認爲我的思想受到了尊重，它發揮了她應有的作用，所以……我對自己的滿足和批判首先是要來自自我判斷，至於你說的電影，它給我帶來的影響力終將要回到電影裡去，事實上它並不屬於我，它是一次基於我的作品的再造，真正屬於我的是那些沒記住電影而記住我的作品的讀者，畢竟，沒有一部電影能夠天天放映，而一個作家的寫作是一輩子的大業，或許一句話可以傳遞上千年。”李老的精神狀態極好，他似乎有一種浸入骨髓的不卑不亢，他自信而沉着，並沒有選擇沉默的反抗，更沒有歇斯底里，他平靜的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卻令蘇澈如雷貫耳。
蘇澈點了點頭，繼續道：“在2070年代後期，跟您的明星式的知名度形成反差的是，您的文學寫作好像越來越少了，雖然依然可以見到您的作品，但明顯沒有以前那種強力突進的氣勢了，這是爲什麼呢？”
“2070年代後期，因爲我經常陪愛人出去旅行，每天都能重新認識一下我所生活的這個時代和這顆星球，所以我對短篇小說的興趣日漸濃烈，這使我基本捨棄了中長篇的寫作，因此給人造成了減產的印象。我無法說服別人多讀短篇或者乾脆就多讀我的短篇，但我確實想說，人們普遍輕視了短篇小說的意義和價值，大多人甚至認爲篇幅短小很難完整的講述一個深刻的故事，可其實在我看來，相對於長篇來說，短篇想說更像是室內音樂，或者就像我們現在所在的這種酒吧氛圍裡的音樂，它可以是三重奏或者四重奏或者就是個人獨奏，令人專注於旋律本身和演奏者的熱情與技巧，更爲彌足珍貴的是，它並不會因爲過分深刻而打擾到你體味生活，它就像調味劑，雖不是主角，卻又不可或缺。因此，強力突進的氣勢當然是值得讚美的閱讀經驗，一個短篇小說也能隱藏很深的力量，卻無法應和對氣勢的需求，把主要精力用來經營短篇的寫作必然是不經濟的，但我個人從學生時代就酷愛讀短篇，到現在喜歡上了寫短篇，也給我的個人生活增添了許多新意和樂趣，算是一種情結了。”李老說着話的時候，酒吧裡其實一直都有人在悠揚的伴奏下唱着聽不太懂歌詞的情歌，那些內容簡單，卻又撩撥你心絃的曲子和歌在你在意並專注的時候能讓你印象深刻，但你不在意的時候它也不會喧賓奪主，令人感到煩躁，它就是這麼“可有可無”，從不主動，卻又令人迷戀。
“有人說，正是您當年的走紅是您變得輕浮且過度自我了，是您自己主動割裂了與社會整體的聯繫，您認爲是這樣的嗎？”
“如果說我的寫作立場有改變的話，它與走紅與否沒有什麼關係。就比如你剛纔提到的《藍海鷗》這樣的作品，我一個階段是非常滿意的，一個階段卻又完全不滿意，我並沒有把它看成是我小說作品中的一個高度，要知道同時期諷刺人類文明自毀式推進的文章並不是只有我的《藍海鷗》，那些受人類‘福祉’而變得詭異的也遠不止海鷗，還有我們自己……就我個人而言，或許是我的《藍海鷗》寫的情結更有張力和表現力，所以它更適合被搬上熒屏，但實際上，我更喜歡同時期一個女作家寫的《心城》這部小說，《心城》不想我的《藍海鷗》，它的主角是一個上班族女孩，所有的故事情節都與她有關，既沒有激烈的矛盾對抗，更沒有爲了掩蓋或者揭穿真相的正邪對立，它是不明確的一個個體，是一個混沌個體在社會大潮中的起起伏伏，《心城》高潮的部分也只是那個女孩光着腳在大橋上狂奔，她甚至都沒有勇氣縱身一跳來結束這場鬧劇，她選擇活下來僅僅是因爲她捨不得自己的貓，這樣的情結或許可以觸動一部分人的心結，卻不能從畫面上震動每一個觀衆的視角，所以……《心城》沒有被拍成電影，而我的《藍海鷗》卻被搬上了熒屏……但實際上，我更喜歡《心城》要多一點，這就像你偶然在園子裡看到了一朵野花，它的花瓣不夠大不夠鮮豔，也沒有什麼香味，可你就是眼前一亮，忍不住蹲下來，和它打聲招呼一樣，那種‘做作’很多人沒有，也自然感受不到。”李老把細膩的生活觸動用“做作”來形容讓蘇澈稍稍有些意外，他看到了李老“害羞”的一面，這很奇怪，卻又很正常，蘇澈突然感覺眼前的李愛年老人其實離他很近，從未遙遠過。
“也就是說，實際上您並不想人們想象的那樣看重自己的寫作姿態，是嗎？”
“我後來的寫作是不預設寫作姿態的，我沒有背叛任何人，因爲我從沒有向任何人宣誓效忠於任何人，就像我前面所說的那樣，我時常把自己當做一條河，河流的使命是隻管流淌，盡情流淌，它都不用去考慮自己在什麼地方入海，弄不好方向錯了，流放了，水進了沙漠，那就是一條內陸河了，也沒有什麼，寫作的一生總是美好的，這對我來說就足夠了。”
“現在國內有一個新興的龐大作家社區，這幾年來一直動靜很大，這個社區裡還有好幾個派別，有沈聰的‘算法’派，有韓生的‘豐碑’派，這兩個人派別有宣言，有行動，一直挺熱鬧，當然，也有像您這樣的，哪個派都不是，您只管寫自己的東西，把東西發表出去。在國內您也很少和別的作家來往，您不欣賞他們嗎？”
“國內最近興起的這個作家社區一部分是原先作家協會裡的人，像沈聰、韓生等，還有我、劉延旭、郭東文這些是自由職業者，很自然的，我與劉延旭、郭東文他們來往比較多，交流也多，我並不是一個熱愛孤獨的人，但也不是喜歡社交的人，如果別人印象中我不屬於任何流派，我獨來獨往，這對我來說應該是件好事，但判定我不欣賞別人的同城作家肯定就不是好事了，國內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不會是夜郎國，但我對待身邊的同行一直持不多嘴的態度，就想處理人際關係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處理，如果說這是世故，那麼這世故的出發點一定是好的，健康的，這一點很重要。”
“‘算法’現在也快要成爲被人說舊的一個詞了，但是十幾年前您被看成是最具革命意識的‘算法’作家，只不過當時您的這種革命有點孤立無援，不過現在……轉眼間您又被人歸類到主流的一羣裡去了，主流就是功成名就擁有話語權的一羣，您對‘主流作家’這個說法接受嗎？”
“我理解‘算法’這次更多的拆解和並闡釋創作的一種模板化狀態，其實更早以前就有人提出過，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有超過90%的作家被機器取代，因爲大多數的作品都是可以依照一個固定的模板或者套路來創造的，這其實就是在說‘算法’會革新創造的性質，可如果把文壇視作一場馬拉松競技，那麼‘算法’就只能被視作一個不知疲倦，終究會跑完全程的參賽者，它的步伐永遠都是固定的，通過臨摹其他人來完成的，而這些因素並不一定能倒想它最終會取勝，就像你現在坐在我對面，我接受你的採訪一樣，固然你可以按照一個固定的套路來問我，我也可以按照一個固定的，符合我個人氣質特點的套路來回答，我們之間也可以用算法來完成這次會面，但實際上呢，你並不知道我要說哪些故事，我也不太清楚你問我的問題實際的重點在哪，你從我的故事裡又讀出了哪些，這是算法目前還不能做到的，況且，主流也不一定就那麼可怕，好像帶着一絲絲的腐敗之氣，算法也一樣，在被人們意識到並總結出來之前，算法難道就不存在嘛？我們理解小說的時候要確定人物時間地點等等要素，這些其實都是算法的組成要件，但你能說這樣的主流它不應該嗎？文學的世界就是這點好，又大又不講規矩，光腳的、穿鞋的，還有一些穿高跟鞋和踩高蹺的，大家走來走去，我現在對算法和主流的定位都不太認同，我只知道和大家擠在一起走。我的話語權利在哪？好像沒有發現我自己已經掌握了話語權嘛。我習慣了聆聽，在聆聽中學會了自作主張，這一直是我真正迷戀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