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一個月後，王大中專程登門來拜訪李文韜，此時，王大中已赴梅林縣就任副縣長一職。王大中給李文韜帶了兩盒上好的梅林龍井。李文韜平時也好茶，對茶藝頗有心得，光看王大中帶來的茶葉包裝，就知道是市面上最貴的那種，一盒要好幾千塊錢呢。
李文韜說：“大中，我還從沒有收過這麼重的禮呢！”
王大中說：“不管它，政府辦專門採購的，用來接待上面的大領導。我看啊，這茶葉，也就只有您李主任這樣有風骨的人才配喝，像我，俗人一個，是糟蹋這茶葉。”
李文韜擺擺手，說：“得改口了，科長，科長，不是主任了。”
王大中說：“像李主任您這樣的人，待在什麼崗位上都是精英，大文化人。張德祿算什麼東西？萬長卿算什麼東西？他們都是個毬，咱啊，不鳥他們。”
王大中要酒喝，李文韜沒答理，說：“大中，是副縣長了，就好好給老百姓造點福吧，酒嘛，還是戒了的好。”
王大中說：“不戒，今朝有酒今朝醉，李主任捨不得好酒是吧？”
李文韜說：“還真捨不得，再者也沒有什麼好酒。我不像你們這些地方大員，吃飯有人請，喝酒有人送，連找情人，都有人拉皮條。”
王大中說：“得，別提女人，女人是什麼東西？衣服。衣服懂嗎？衣服髒了，扔掉就是，買新的。”
李文韜印象中的王大中，原來是個比較謹小慎微的人，走路都怕發出大的聲響驚了別人，而現在，話多話糙不說，還多少帶了些匪氣。李文韜心想，別是讓陳小瓷給說準了吧，凡是混大的人，都是一身匪氣。這王大中，小神混成了大神，剛當上副縣長沒幾天，就匪裡匪氣的。
王大中說：“我這人吧，就是一小混混，遇上機會了，就這麼折騰一下，也不枉來這世上一遭。不像李主任您，您是幹大事的人，只是一時不得志，你是千里馬，還沒遇到伯樂的千里馬。”
李文韜就笑，說：“大中啊，你這是誇我呢還是損我啊？我呀，這輩子不指望什麼伯樂了，倒是你，爲官一方，得乾點兒實事，那個順口溜怎麼說的，‘當官不爲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
王大中接過話茬，說：“你還別說，到了梅林縣，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了梅大善人祠，恭恭敬敬地給梅大善人上了一炷香。我是真服了這個梅大善人啊，做人做到這個份兒上，真是了不起！我也琢磨過了，做官是一時，做人是一世。”
兩個人東拉西扯，說些閒話。李文韜心裡琢磨，說是爲官一任，造福一方，但一個副縣長，又有什麼能力造福一方呢？即使官做到常務副市長歐陽一民這個級別，還不是照樣得看書記、市長的臉色行事？就他李文韜，當市府辦主任，正處，除了給市長們跑腿搞服務以外，也不見幹成個什麼事情。王大中一個小小的副縣長又能怎麼樣，何況還是非黨人士，不能擔任主要領導，自始至終只能當副職。
李文韜在家裡窩了一段時間，心情平靜了些，就去新規劃的工業園區上班了。新工業園區暫時還停留在專家的圖紙上，規劃區到處都是荒草。有的地塊雖然被徵用了，但一直空着，老百姓就又種了莊稼和蔬菜，正是菠菜生長的季節，綠油油的菠菜一壠一壠的，煞是好看。
籌建委員會的辦公室是臨時搭建的一排平房。李文韜有一間獨立的辦公室。他那個行政科長，說穿了，就相當於辦公室分管後勤雜務的主任一類的角色。因爲是剛成立的新單位，工作人員都是從其他單位抽調來的，彼此還都比較陌生。李文韜也就落得清閒，分內的工作一安排，自個兒關在辦公室裡寫寫毛筆字、讀讀書、寫點兒小文章什麼的，倒也自在。好在常務副主任雷東生知道他的過去，原先相互也打過交道，有點兒忌憚他，不怎麼過問他的工作，加上剛剛履新，請吃請喝的人排着隊，整天忙於應酬，也不常來辦公室。
在市府辦的時候，李文韜常翻的一本書是元代吳亮編的《忍經》，裡面記的人和事，強調一個“忍”字，收拾辦公室的時候，李文韜把那本書扔進了廢紙簍。他覺得這樣的書讀多了，沒什麼好處，自己“忍”了這麼長時間，也沒見“忍”出個什麼結果來。他現在經常翻的是司馬遷的《史記》，李文韜覺得司馬遷真是厲害，被漢武帝閹成了太監，還在監獄裡面寫成了這部皇皇鉅著，實在是不簡單。原先，李文韜腦子裡，老是在琢磨韓安國這個人，最近，腦子裡老盤旋的卻是李陵——飛將軍李廣的孫子。司馬遷就是因爲替李陵的族人求情，遭到漢武帝的忌恨。當時，李陵帶兵征討匈奴，但不是主官，主官另有其人。這個主官大概妒忌李陵，只撥給他三千人馬，讓他深入沙漠腹地尋找匈奴的藏身之處。結果，遇上大霧天氣，李陵和他的隊伍迷路了，不巧的是，正好遇到匈奴的三萬鐵騎。
這場仗，打得那個慘烈啊，三千人對三萬人，而且對方是向來以彪悍著稱的馬背上的民族，最後，李陵這方只剩下了區區150多人。這個時候，李陵看了看他手底下的殘兵敗將，長嘆一聲，扔掉手中的武器，投降了。這下可就闖了大禍了，漢武帝傾全國之力征討匈奴，爲的就是讓匈奴知道一點兒顏色，給後輩兒孫留一個太平江山，臨了反倒是以抗擊匈奴著稱的李廣的孫子投降了，這還了得？漢武帝震怒，要誅殺李氏九族。司馬遷這個時候站了出來，他沒敢替李陵開脫，只說投降是李陵的個人行爲，不應該牽連他的家人，何況李廣爲大漢朝征討匈奴立下了赫赫軍功，請求聖上網開一面。情沒求下來，漢武帝連司馬遷也下進了死牢。最終的結果是，李氏一族300餘人全部問斬，司馬遷的家人傾盡家財，只求得司馬遷不死，但必須接受宮刑，當閹人。當了閹人的司馬遷在監牢裡寫下了流傳千古的《史記》。
李文韜一直想不通的是，李陵跟他的爺爺李廣一樣，都是名重一時的以抗擊匈奴著稱的將領，怎麼會突然間向匈奴投降了呢，以至於落了個千年的罵名？直到有一天，李文韜在迷迷瞪瞪之中猛然間豁然開朗：李陵投降，只怕跟他剩下的那150多名殘兵敗將有關。試想一下，大漢朝和匈奴作戰，勞的是民，傷的是財，勝敗與否，與普通老百姓究竟有什麼關係？勝了，老百姓還是那樣生活，敗了，老百姓還是照樣得活下去，歸根到底，這仗打到那樣慘烈的份兒上，勝敗與否，究竟與他身後的那些個普通士兵有什麼關係？他們只是普通人家出身，有家人有親朋，喪身沙場有什麼意義？對李陵來說，他戰死疆場，可以全一代忠臣的美名，而這些士兵，戰死沙場大概連名字都不被人記得。他覺得，與其讓這些士兵白白送死，還不如自己放下武器，給這些普通士兵求一條生路。從這個角度來看，李陵的投降就有着非同凡響的意義，也就是說，李陵完全有可能是爲了他身後的那些普通士兵才放下武器的，他的投降是一種很人性化的選擇。
李文韜終於想清楚了，如果說李廣是英雄的話，他只能算是一種莽漢式的英雄，官方意義上的英雄。而李陵，爲了150多名普通士兵，卻付出了李氏家族300多人的身家性命和自己的一世英名，代價何其大？李陵纔算得上是真正的英雄，民間意義上的英雄。司馬遷也是，明知道在漢武帝震怒之下替李陵的族人說話，不會有什麼好下場，但他還是毅然站了出來。司馬遷付出的是作爲一個“士”和作爲一個男人的尊嚴，得到的是名垂千古的英名和一部流芳百世而且仍將一代又一代流傳下去的《史記》。李陵和司馬遷，纔算得上真正意義上的英雄。
想通這一點，李文韜覺得自己這樣的活法一點勁兒都沒有。如果當官的都能像李陵一樣，設身處地的替最底層的普通老百姓着想，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都能像司馬遷一樣，爲了真理和某種信念，明知不可爲而爲之，那麼，有着幾千年文化傳承的中華民族，想不強盛都不成。比起李陵和司馬遷的忍辱負重，他李文韜由正處級降爲正科級的屈辱，實在算不得什麼。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其間，歐陽一民來過兩次。一次是就工業園區先期建設工程和萬盛公司做初步磋商；另一次，是因爲在工業園區的規劃內，有一塊地方屬於居民集中居住地帶，牽扯到160戶人家，這160戶人家都要全部遷移，拆遷難度特別大，歐陽一民就這件事情，給籌建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和萬盛的中層以上的領導開了個會，最後和萬盛達成協議，初步確定拆遷工程由萬盛公司牽頭，市委市政府政策支持，籌建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全力配合，分頭幫做拆遷住戶的工作，力爭在最短最快的時間內完成前期拆遷任務。
兩次來工業園區，歐陽一民都試圖跟李文韜說點兒什麼，但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李文韜倒是安之若素，對自己目前擔任的這個角色沒有什麼牴觸情緒。李文韜心裡清楚，歐陽一民爲自己的安排努力過，而且也是在明知不可爲的情況下而爲之，這就足夠了，人嘛，一輩子哪能不磕磕碰碰的呢？偶爾經受點坎坷，也不是什麼壞事兒。歐陽一民在會上強調，要在最短最快的時間內完成前期拆遷任務。這話，歐陽一民強調的時候，他自己就有點兒底氣不足，究竟怎麼個快法，話說得比較含糊。誰都知道，這160戶人家，牽扯到六百多口子人呢，你要把人家從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遷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就是想快，也快不了。這項工作，分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先是進行調查摸底登記，外加初期動員；第二階段是聽證階段，要舉行相關的聽證會，就徵地拆遷工作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是涉遷居民們自己的意見；第三個階段，纔是簽訂土地轉讓合同，給拆遷戶給付補償款。這三個階段，自始至終，籌建委員會都得全程參與。雷東生給大家佈置任務，他把160戶人家分解開來，按比例分配到各個科室，責任到人。
李文韜的行政科連他這個科長算在內7個人，分了36戶人家。李文韜自己懶得挨家挨戶去走訪動員，不是消極怠工，而是抹不下面子，曾經是堂堂市府辦的主任，現在卻跟民工似的去給涉及拆遷的老百姓們做工作，難堪！還有一個原因，李文韜自己農村出身，少時家境貧寒，在骨子裡，他對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對農民，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感情。就拿這次的拆遷工作來說，這些涉及拆遷的老百姓，大都是當地的菜農，祖祖輩輩靠種菜賣菜爲生，再沒有其他的生活來源，政府和開發商陸陸續續把人家的菜地給徵用了，這就等於斷掉了人家的生活來源；現在，又要把人家祖祖輩輩居住的房子給拆掉，把人家遷到更邊遠的地方去——從感情的角度來講，李文韜同情這些涉遷戶。
但從工作的角度來看，城市要發展，建工業園區、引進高科技高成長性企業勢在必行，這不但可以增加財政稅收，而且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城鎮閒散人員的就業問題。同情歸同情，任何一個地方主官，都會選擇後者，因爲後者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利益，而這些涉遷戶，雖然地徵了，房子也拆掉了，但畢竟只是代表了很少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永遠無法調和，雖然國家在大政方針上一直強調少數服從多數，小利益服從大利益，但具體到每個住戶，情形就顯得複雜些，困難就是困難，損失就是損失，都是普通人普通老百姓，境界再高，也不至於爲了成全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讓自己流離失所。就像李陵，如果小利益服從大利益，他就應該爲了國家大義，血戰到底直至最後戰死沙場；但是，爲了身後150多人的個體利益，他選擇用自己的投降來換取他們的一條活路。
事情就是這樣，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也沒有絕對的好與壞。
李文韜不知道的是，自己參與的這次拆遷，究竟是讓這些涉遷戶由原本的不富裕變得更加困難呢，還是經過努力以後，建造的新工業園區會給後人創造一個更適宜於他們發展的空間呢？他想不清楚。他只知道，這個世界上，大到國家與國家之間，小到個人與個人之間，所有的紛爭與矛盾，都是由利益引起的，都是利益之爭。政府和開發商徵用老百姓的耕地，拆遷人家的房子，就是侵犯了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們如果拒絕徵地、拒絕搬遷，就矗在工業園區的規劃區內，就是侵犯了政府和開發商的利益，因爲這項工作無法推動下去，工業園區建不起來，開發商就賺不到錢，就招不來商引不來資，這個城市就無法再向前發展，財政就收不到更多的稅收。
李文韜打定主意，不到萬不得已，他自己絕不跟這些涉遷戶正面起衝突。他不想自己這個農民的兒子，因爲去拆農民的房子而內心難受。他給行政科的幾個人立了幾條紀律：一是要舉止文明，要尊敬拆遷區的老百姓，尤其是對老人和孤寡殘疾之類的弱勢羣體，一定要表現出足夠的愛心和恭敬；二是要講究工作方法，不能對老百姓採取連唬帶嚇的粗暴方式，“攻心爲上，攻城爲下”，要學會站在老百姓的立場上看問題，從老百姓的心坎上做工作。總之，即使老百姓把唾沫吐到了你臉上，都得給我賠着笑臉，否則……
否則後面的話，李文韜打住了，他沒說出來。他認爲，沒必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