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虛脫，那種老人臉上纔有的虛脫和枯竭，是一夜間人生被洗劫一空的結果。
想想吧，11月24日，那一天我們在幹什麼？早忘了。然而他們在告別。向生命，向世間，向最捨不得撒手的人寰，向最親密的事物告別。那是怎樣殘酷的儀式！怎樣使盡全力的最後一次眺望！最後一滴聲音！
想想吧，那對年輕的靈魂曾怎樣在電波中緊緊相擁，不願撒手，不願被近在咫尺的海水隔開……那被生生劈作兩瓣的一朵花！
這是死亡情景，還是愛情情景？
那一刻，時間定格了，凝固了。生活從此永遠改變。
290，一個多麼抽象和無動於衷的數字。我不願以這樣一個沒有體溫的符號記憶這次海難。我只是攥緊手中的照片，攥緊眼前的真實，生怕它從指縫間溜走。我全身心都在牢牢地體會這一個“個”，這個絕望的男子，這個妻子的丈夫，那一刻，他聽到了什麼？她對生命的另一頭說了些什麼……
漸漸，我感覺已和他沒了距離。他的女人已成了我的女人，他的情景已是我的情景。從到靈魂，我覺出了最親密者的死。
手腳冰涼，我感到徹骨的冷。風的冷，海的冷，水底的冷。
天國的冷。
我想起了許多事。出事那天，我從電視人物尤其官員的臉上（他們在岸上，在遠離大海的辦公室裡），看到的只是備好的語言和廉價的悲憫，只是“新聞”折射出的僵硬表情。顯然，他們的全部注意力都押在了“290”這個數據上。他們嚴肅、冷峻，他們從容不迫、鎮定有方……看上去連他們自己都像一堆數據。一切表現都是格式化、公章式的（太面熟了），都是機件對“數據”產生的反射，是“290”而非那一個個的“個”在撞擊他們。那深思熟慮的咬字和措詞（太耳熟了），是被量化了的，是受數據盤和公務軟件操控的。你感覺不到其情感和內心，他們身上沒有洶涌的東西，只有對責任的恐懼和應變能力。
死了的人徹底死了，活着的人懶懶地活着。
今天，是海難的週年祭。我重新翻出這張照片，打量他。想象他年輕的妻子，想象她平日在家裡的情景，想象那一天那一夜的甲板，想象那最後一刻還死死抱着桅杆、對陸地殘存一絲乞望的生命……
我更清楚，奪走她的不僅僅是海水，還有人類自己，還有陸地上的一切。那些“事不關己”的人們。
我暗暗希望今晚能有更多的人想起那艘船，想起那個黑色的滂沱之夜。爲了生活，爲了照片上的那個人，爲了更多相愛的生命。
個體：最真實的生命單位
在對悲劇的日常感受上，除了重大輕小的不良嗜好，人們總慣於以整體印象代替個體的不幸——以集合的名義遮蔽最真實的生命單位。
由於缺乏對人物之命運現場的最起碼想象，感受悲劇便成了毫無貼身感和切膚感的抽象注視。人們所參與的僅僅是一輪信息傳播，一樁單憑災難規模和犧牲體積確認其價值的“新聞”打量。
這是一種物質態度的掃描，而非精神和情感意義上的觸摸——典型的待物而非待人的方式。該方式距生命很遠，由於數字天然的抽象，我們只留意到了生命集體輪廓上的變化和損失（“死了多少”），而忽略了發生在真正的生命單位——個體之家——內部的故事和疼痛（“某個人的死”）。
數字僅僅描述體積，它往往巨大，但被抽空了內涵和細節，它粗糙、籠統、簡陋、輕率，缺乏細膩成分，不支持痛感，喚不起我們最深沉的人道感情和理性。過多過久地停留在數字上，往往使我們養成一種粗魯的記憶方式，一種遙遠的旁觀者態度，一種徘徊在悲劇體外的“客人”立場，不幸僅僅被視爲他者的不幸，被視爲一種隔岸的“彼在”。
如此，我們並非在關懷生命、體驗悲劇，相反，是在疏離和排斥它。說到底，這是對生命的一種粗糙化、淡漠化的打量，我們把悲劇中的生命推得遠遠的，踢出了自己的生活視野和情感領地。
久之，對悲劇太多的輕描淡寫和迎來送往，便會麻木人的心靈，情感會變得吝嗇、遲鈍，太多的狹私和不仁便繁殖起來了，生命間的良好印象與同胞精神也會悄悄惡化。
感受悲劇最人道和理性的做法：尋找“現場感”！爲不幸找到真實的個體歸屬，找到那“一個，又一個……”的載體。世界上，沒有誰和誰是可以隨意疊加和整合的，任何生命都唯一、絕對，其尊嚴、價值、命運都不可替代。生生死死只有落在具體的“個”身上纔有意義，整體淹沒個體、羊羣淹沒羊的做法，實際上是對生命、對悲劇主體的粗暴和不敬，也是背叛與遺忘的開始。
同樣，敘述災難和悲劇，也必須降落到實體和細節上，纔有豐滿的血肉，纔有驚心動魄的痛感和震撼，它方不失爲一個真正的悲劇，悲劇的人性和價值纔不致白白流失。
一百年前的“泰坦尼克”海難，在世人眼裡之所以觸目驚心，是因爲兩部電影的成功拍攝：《冰海沉船》和《泰坦尼克號》。通過銀幕，人們觸摸到了那些長眠於海底的“個”，從集體遺容中打撈起了一張張鮮活的生命面孔：男女情侶、船長、水手、提琴師、醫生、母親和嬰兒、圓舞曲、美國夢、救生艇……人們找到了和自己一樣的人生、一樣的青春、一樣的夢想和打算……
如此，“泰坦尼克”就不再是一座抽象的遙遠時空裡的陵墓，悲劇不再是新聞簡報，不再是簡單的死亡故事，而成了一部關於生活的遠航故事，所有的船票和生離死別都有了歸宿，有了“家”。有了這一個個令人欷歔、刻骨銘心的同類的命運，“泰坦尼克”的悲劇價值方得實現，人們才真正記住了它、擁有了它。
美國華盛頓的“猶太人遇難者紀念館”，在設計上就注重了“個”的清晰，它拒絕用抽象數字來控訴什麼，而是費盡心機搜錄了大量個體遇難者的信息：日記、照片、證件、通信、日用品、紀念物，甚至還有偶爾的聲音資料……當你對某一個名字感興趣時（比如你可以選一個和自己面容酷似或生日相同的人），便可啓動某個按鈕，進入到對方的生涯故事中去，與其一道重返半世紀前那些晴朗或陰霾的日子，體驗那些歡笑和淚水、安樂和恐怖、幸福和屈辱……這樣一來，你便完成了一次對他人的生命訪問，一次珍貴的靈魂相遇。
走出紀念館大廳，一度被劫走的陽光重新回到你身上，血液中升起了久違的暖意，你會由衷地感激眼下。是啊，生活又回來了，你活着，活在一個讓人羨慕的時空裡，活在一個告別夢魘的時代……你會懷念剛剛分手的那個人，你們曾多麼相似，一樣的年輕，一樣的熱愛和憧憬，卻不一樣的命運，不一樣的今天……
記住了他，也就記住了恐怖和災難，也就記住了歷史、正義和真理。
與這位逝者的會晤，相信會對你今後的每一天，會對你的信仰和價值觀，發生某種正直的影響。它會成爲你生涯中一個珍貴的密碼，靈魂密碼。
這座紀念館貢獻了真正的悲劇。
重視“小”，重視那不幸人羣中的“個”，愛護生也愛護死，嚴肅對待世上的每一份痛苦，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意義重大。它教會我們一種打量生活、對待同胞、判斷事物的方法和價值觀，這是我們認知生命的起點，也是一個生命對另一生命的最正常態度。在世界眼裡，我們也是一個“個”，忽視了這個“個”，也就喪失了對人和生命最深沉的感受。
其實，生命之間，命運之間，很近，很近。
2000年11月
(第七節決不向一個提褲子的人開槍
1936年，英國作家奧威爾與新婚妻子一道，志願赴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戰鬥，並被子彈射穿了喉嚨。在《西班牙戰爭回顧》中，他講述了一件事——
一天清晨，他到前沿陣地打狙擊，好不容易準星裡才闖進一個目標：一個光膀子、提着褲子的敵兵，正在不遠處小解……真乃天賜良機，且十拿九穩。但奧威爾猶豫了，他的手指始終停在扳機上，直到那個冒失鬼走遠……他的理由是：“一個提着褲子的人已不能算法西斯分子，他顯然是個和你一樣的人，你不想開槍打死他。”
一個人，當他提着褲子時，其殺人的職業色彩已完全褪去了。他從軍事符號——一枚供射擊的靶子，還原成了普普通通的血肉之軀，一具生理的人，一個正在生活中的人。
多麼幸運的傢伙！他被敵人救了，還矇在鼓裡。因爲他碰上了“人”，一個真正的人，而不僅僅是一個軍人、一個只知服從命令的殺手。那一刻，奧威爾執行的是自己的命令——“人”的命令。
殺手和殺手是有別的。換了另一個狙擊手，他的褲子肯定就永遠提不上了。而換了奧威爾在他的位置上，他肯定會毫不遲疑地摟動扳機，發出一絲“見鬼去吧”的冷笑。然而，這正是“人”與士兵的區別，希望也就在此。
與其稱之“奧威爾式”的做法，毋寧說這是真正的“人”之行爲。任何時候，作爲“人”的奧威爾都不會改變主意，即使對方不久後將用瞄準來回報自己，即使他就是射穿自己咽喉的那個兇手，即使早料到會如此，奧威爾也不會改變，更不會後悔。
所有的戰爭，最直接的方式與後果皆爲殺人。每個踏上戰場的士兵都匹配清醒的殺人意識，他是這樣被定義的：既是射擊者，又是供射擊的靶子……而“英雄”與否，在於殺人成績的大小。在軍事觀察員眼裡，奧威爾式的“猶豫”，無疑乃一次不軌、一起嚴重的瀆職，按戰爭邏輯，它是違規的、非法的，要遭懲處。但於人性和心靈而言，那“猶豫”卻如此偉大和珍貴！作爲一樁精神事件，它應該被記入史冊。
這樣說一點不過分。
假如有一天人類真的不再遭遇戰爭和殺戮，你會發現，那值得感激的——最早制止它的力量，即源於這樣一組細節和情景：比如，決不向一個提着褲子的人開槍！
這是和平之於戰爭的一次挑戰，也是“人”對軍人的挑戰。
它在捍衛武器純潔性的同時，更維護了人道的尊嚴和力量。
鬥爭、殺戮、犧牲、死難、血債、復仇……
如果只有仇恨而沒有道義，只有決絕而沒有猶豫，你能說今天的受害者明天不會變成施虐者？英勇的戰士不會變成殘暴的兇手？
你隱約想起了一些很少被懷疑的話：“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同志的兇狠”“對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般嚴酷無情”“軍人以絕對服從命令爲天職”……你感到一股冷。
一股政治特有的冷。匕首的冷。工具的冷。地獄的冷。
而不合時宜的奧威爾，卻提供了一種溫暖，像冬天裡的童話。
2002年
(第八節“你有權保持沉默”
看美國電影，每逢警察對嫌疑人宣佈拘捕時，皆可聽到這樣的段子：“你有權保持沉默，否則你所說的一切，都可能作爲指控你的不利證據。你有權請律師在你受審時到場。如果你請不起律師，法庭將爲你指派一位。”
開始以爲是蹩腳的臺詞，嘮嘮叨叨個沒完，更瞧不上那些編劇，就不能讓警察大叔來句別的？後來，陸續讀一些美國司法故事，不禁羞愧，方知是自己淺薄，冤枉了人家。這段繁瑣的格式化語錄並非警察的即興表演，而是“米蘭達法則”使然。作爲美國司法用語，它早就被日常化、紀律化、制式化了。你不這樣說，反會被亮紅牌，美國觀衆也會覺得你違背常識。
“有權保持沉默”，乃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早就明確的。爲保護嫌疑人權利，該案規定，任何審訊都不得要求嫌疑人自證其罪。但上述警察語錄的誕生，卻是1963年之後的事。
1963年，22歲的無業青年恩納斯托·米蘭達因涉嫌強姦和綁架婦女在亞利桑那州被捕。審訊前，警官沒告訴他有權保持沉默、有權不自證其罪等常識，米蘭達文化程度低，也沒聽說過“憲法第五修正案”這玩藝兒。兩小時審訊後，他老老實實在供詞上簽字畫押。開庭時，控方向陪審團出示了米蘭達的供詞，但律師認爲，根據憲法修正案，此供認是在缺少必要提示的前提下發生的，應視爲無效，不足以成爲庭審依據。最後，陪審團認定米蘭達有罪，判刑20年。米蘭達和他的律師不服，一直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1966年，終審裁決出來了：地方法院審判無效！因爲審訊前嫌疑人未被告知應享有的憲法權利，即沉默的權利。同時，最高法院重申了嫌疑人應被告知的詳細內容：一、你有沉默的權利；二、你的供詞將可能被用來起訴你；三、你有權請律師；四、如果請不起，法庭將免費爲你請一位。
著名的“米蘭達法則”由此誕生。隨之而來的，即那段不厭其煩、咬文嚼字的語錄了。米蘭達案的後來我不得知，或許他真的有罪，那就有賴警方另取證據了。“米蘭達法則”的出臺，自然給警方帶來諸多不便，甚至影響到辦案效率，但它充分體現了憲政的內涵和邏輯，尤其在“目標正義”面前，“程序正義”享有優先地位。遵循憲法、保護人權不是抽象的空談，若不依法維護嫌疑人的權利，那保障正常人的權利即淪爲妄想，因爲每個人在特殊情況下都有被誣陷和冤枉之可能。
《讀書》曾刊登陳偉先生一篇文章，在談及美國鞏固嫌疑人權利的社會心理和文化背景時，他說：“在美國曆史和文化的深處，深藏着對官府的極度不信任以及對警察和法官濫用權力的極度恐懼。”而憲法修正案的核心內容“即以公民權利來限制和制衡政府的權力”。衆所周知，美國司法史上有過一樁著名案例：辛普森案。由於警方取證時在技術細節上違規，儘管嫌疑人犯罪可能性極大，但法庭還是判其無罪。雖然很多人眼中的“實體正義”落空了，一個殺人犯很可能就此漏網，但它卻是不折不扣的司法意義的勝利。通過對程序正義的捍衛，它最大限度地維護了法的尊嚴——進而從這個意義上，保護了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對此，陳偉先生感慨道：“律師鑽法律空子的現象並不可怕，因爲其前提是承認法律，是在司法程序的框架中挑戰法律。真正可怕的是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以權代法和無法無天。法律法規的漏洞可通過正常的發展予以修補，而有法不依、執法犯法的口子一開，想堵都難以堵上，最終會沖垮民主法制的大壩……美國官霍爾姆斯有句名言：‘罪犯逃脫與官府的非法行爲相比，罪孽要小得多。’民主法制和保障人權也不是人類通向人間天堂的康莊大道，它只是防止人類社會跌入這種人間地獄的防護大壩。”
回想最初對警察語錄的誤解，頗給人醒策。
在我們的經驗中，常飄蕩着一些義憤填膺的聲音：“對害羣之馬談何道理！”“以牙還牙，以暴制暴，以惡懲惡！”“朝死裡整，看他下次還敢……”可以說，這類話已比比皆是、深入人心（甚至大快人心）了。而“目標大於手段”“實體正義高於程序正義”的本能邏輯和“痛打落水狗”的文化衝動，也多少滲入了現實的司法行爲中，諸如逼供、誘供、違規和非法取證等。日前有媒體報道，多年前某省一青年涉案被捕，法庭竟將“測謊儀”的結果作爲“有力證據”判其有罪，直到前不久真正的罪犯意外落網，才知“測謊儀”說了謊。
或許，我們現在和將來的司法定義，都未必和“米蘭達法則”重疊，但普及同質的司法理念和執法信仰，則完全必要，迫在眉睫。作爲一個警察或法官，不管打擊犯罪的多麼迫切，同情受害者的心理何等強烈，若不能忠實地保護嫌疑人的權利，就背離了正義立場和法律本位。打擊犯罪，首先保證路徑的正確和工具的清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