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害怕和惜命的權利。
——題記
1
近讀軍事史書，竟讀出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戰俘命運。
如果說戰爭是一個政治受精卵的話，那麼在她所有的分娩物裡，有一種最令其羞惱：戰俘。顯然，戰俘是戰爭的胎兒之一，哪裡有廝殺，哪裡即有戰俘，這是勝負雙方都無法避免的尷尬。
“殺身成仁”，似乎永遠是英雄的標準貞操，也成了考覈一個人對信仰、團隊或領袖之效忠度的最重砝碼。作爲一枚有“驗身”意味的硃紅大印，它已牢牢加蓋在人們的日常心理中，更被古往今來的太史公們一遍遍漆描着。
蘇德戰爭爆發後，由於蘇聯當局缺乏應變準備和決策錯誤（另一原因還在於長期的“肅反”政策。據《西蒙諾夫回憶錄》披露，早在戰前五六年，紅軍的中高級將領幾乎已被消滅殆盡，戰場上竟頻頻上演尉級軍官代理師旅長的事），致使蘇軍慘遭重創，僅1941年夏季被俘人員就達200多萬，而據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統計，整個戰爭期間，紅軍總被俘人數高達459萬。即便如此，並不能否定蘇軍的頑強與勇敢，德軍戰況日誌證實：絕大部分蘇軍官兵是在受傷、患病、彈盡糧絕的情勢下被俘的。應該說，他們是爲國家盡了力的，即使在戰俘營，也沒有令紅軍的榮譽和國家尊嚴蒙受污損。
他們後來的遭遇卻極爲悲慘，最令之不堪的並非法西斯的虐待和絞殺，而是來自祖國“除奸部”的審判。前蘇聯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回憶道——
“衛國戰爭一開始，蘇聯當局甚至把那些在戰線另一邊僅逗留很短時間的人也當作叛徒，軍隊的特別處不經審判就處決形跡可疑的突圍出來或掉隊的官兵……蘇聯國防委員會還在戰時就通過決議成立特種集中營，以審查從俘虜營釋放的和在解放區發現的‘原紅軍軍人’……1945年8月18日，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關於派送從德國俘虜營中釋放的紅軍軍人和兵役適齡的被遣返者到工業部門工作的決議》，根據這一決議，他們悉數被編入‘國防人民委員部工人營’，其性質和內務部的勞改營沒甚區別。
“蘇聯領導對被俘紅軍人員的態度，早在1940年就已確定：蘇芬戰爭一結束，芬蘭將5.5萬名戰俘轉交蘇聯當局。他們被悉數解送到依萬諾沃州尤扎鎮的特種集中營，四周上了鐵絲網……大部分被判處了期限不等的監禁，剩下的於1941年春被押送到極北地帶，後來的命運即無從知曉了。”（《一杯苦酒》，新華出版社，1999年8月版）
顯然，在當局眼裡，軍人的使職即等於出讓生命，每一項軍事目標都須以性命去抵押，當戰事失利、任務未竟時，“活着”就成了罪狀！不管何種理由何等情勢，被俘都是一種恥辱，都是對職責的辜負與背叛，都是怯懦保守、沒有將力量耗盡的證明！二戰結束後，每個蘇聯公民都要接受一份特殊表格的過濾：“您和您的親屬有沒有被俘過、被拘留或在敵佔區呆過？”其實，這和我們過去熟悉的“家庭出身”性質一樣，皆屬一種決定人命運的政審試紙。
一個戰場軍人的命運不外乎三種情形：凱旋者、烈士或戰俘。對於投身衛國戰爭的一名蘇聯士兵來說，能迎來最後凱旋，當然是最幸運的，而一旦淪爲戰俘，則等於被打入地獄……即使被釋放，餘生亦將陷入黑暗與困頓之中，非但得不到撫卹與勉慰，反而一生揹負象徵恥辱的“紅字”，倍遭歧視和人格傷害。
哈姆雷特的著名抉擇：生，還是死？確是讓蘇聯軍人痛苦不已的題目。
或許，正是出於對當局有着清醒的估計和預判（蘇芬戰爭那5萬戰俘的遭遇早已對未來者的命運作了殘酷的預演），二戰結束時，拒絕回國的蘇聯公民竟高達45萬，其中17.2萬是軍籍。可以說，他們是懷着對國家政治的恐懼遠離母邦和親人的。
2
應承認，無論過去、現在或未來，奢望一個政權或民族對戰俘抱以對英雄那樣的態度，都是困難的。這從人性心理和文化價值觀的角度都可找到答案，亦完全可理解。但是，像蘇聯那樣幾乎視戰俘爲叛徒的極端例子，則不是單靠文化成因就可辯解的了，它遠遠偏離了“本能”，遠超出了人性的正常邏輯和行爲路線……說到底，乃悖人道、違理性的極權所釀，乃畸形政治心理和粗野意識形態所致。
可慰的是，同樣是接納集中營裡出來的戰友，在溫煦的太平洋西岸，我看到了一幕相反的風景——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儀式在美軍戰列艦“密蘇里號”上舉行。
上午9時，盟軍最高統帥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出現在甲板上，這是一個舉世矚目的偉大時刻。面對數百名新聞記者和攝影師，將軍突然做出了一個讓人吃驚的舉動，有記者這樣回憶：“陸軍五星上將麥克阿瑟代表盟軍在納降書上簽字時，突然招呼陸軍少將喬納森·溫賴特和英國陸軍中校亞瑟·帕西瓦爾，請他們過來站在自己的身後。1942年，溫賴特在菲律賓、帕西瓦爾在新加坡向日軍投降，倆人是剛從滿洲的戰俘營裡獲釋，搭飛機匆匆趕來的。”
可以說，該舉動幾乎讓所有在場者都驚訝，都羨慕，都感動。因爲倆人現在佔據着的，是歷史鏡頭前最耀眼的位置，按說該贈予那些戰功赫赫的常勝將軍纔是，現在這巨大的榮譽卻分配給了兩個在戰爭初期就當了俘虜的人。
麥帥何以如此？其中大有深意：倆人都是在率部苦戰之後，因寡不敵衆、沒有援兵、且接受上級旨意的情勢下，爲避免更多青年的無謂犧牲才放棄抵抗的。我看過當時的一幅照片：兩位戰俘面容憔悴，神情恍惚，和魁梧的司令官相比，身子薄得像兩根生病的竹竿，可見在戰俘營沒少了遭罪吃苦。
然而，在這位將軍眼裡，似乎僅讓他倆站在那兒還不夠，於是更驚人的一幕出現了——
“將軍共用了5支筆簽署英、日兩種文本的納降書。第一支筆寫完前幾個字母后送給了溫斯特，第二支筆的獲得者是珀西瓦爾，其他的筆完成所有簽署後，將分贈給美國政府檔案館、西點軍校（其母校）及其夫人……”
麥克阿瑟可謂用心良苦，他用特殊的方式向這兩位忍辱負重的落魄者表示安慰，向其爲保全同胞的生命而付出的個人名望的犧牲和落難致以答謝。
與其說這是將軍本人的溫情表現，不如說乃其價值信仰的選擇，它受驅於一種健康的生命態度和寬容的戰爭理念。它並非個人情感的一時衝動，亦絕非私誼所爲，而是代表一種國家意志熱烈擁抱這些爲戰爭作出特殊貢獻的人，超常的禮遇乃對其巨大自卑和精神損失的一種彌補——在將軍眼裡，只有加倍彌補纔是真正的彌補！那支筆大聲告訴對方：別忘了，你們也是英雄！你們無愧於這個偉大的時刻！
是啊，難道只有“死”纔是軍人最高的榮譽和貞操標準嗎？纔是對祖國和同胞最好的報答嗎？若此，提出這等要求的祖國和同胞豈非太自私太狹隘太蠻橫了呢？愛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生命，尊重個體存在的價值，難道不正是人道社會的訴求嗎？
3
平時，我們在戰爭題材的小說或影視中常見類似的詛咒性臺詞：“除非……就別活着回來！”“別人死了，你怎麼還活着？”
當然，這樣不雅的話多由反方嘴裡說出來。而對正方的描寫，雖在話語方面巧妙地避開了此類尷尬，但價值觀上掩飾不住相同的邏輯，無論作者編劇，還是讀者觀衆，在對我軍失敗人員的命運期待上，都表現出一種非此即彼的價值取向：烈士，或者叛徒。我們心目中的英雄是絕不能作“合格俘虜”的，情感上受不了，一旦被俘，要麼設計他虎口脫險，要麼安排他拉響“光榮彈”（隨着那聲“同歸於盡”的轟響，我們的靈魂也驟然獲釋，輕鬆了許多）。
我們的眼裡，安排一個人去死，恰恰是對其榮譽的保衛和價值的維護？“賜死”成了一種隱隱約約的“愛”？
不錯，放棄毀滅而選擇被俘，確是對生命的一種貪戀——說白了即“怕死”，可怕死有錯嗎？何以連這種不投敵不出賣同志的求生——也被我們視爲了一種背叛呢？乃至讓一向器重他、愛戴他的人感到遺憾、難堪，感到被欺騙與受傷害？暗地裡我們對“英雄”預支的那份鬼鬼祟祟的期待是公平的嗎？拋除政治因素，是否也暴露出了一種生命文化的畸形？
我們常在新聞中看到解救人質的報道，在大家眼裡，人質顯然是被當作受害的弱方來看的，我們也很少犯如是偏執：爲何你寧肯老老實實做人質，卻不去反抗、不去和歹徒誓死一拼？
其實，戰俘又何嘗不是另種意義上的人質和受害者呢？不僅是，而且是爲國家作出了貢獻——正在忍受委屈、和精神正在服刑的受害者。被俘固然是一種失敗，但充其量只是一種物質較量（肌肉或鋼鐵）和場次意義上的失敗，是一種按戰爭算術得出來的“負數”結果，它遠非對一個人最終的人格價值和生命力量的評價。準確和公正地說，“被俘”本身亦是一種有力的存在，它並未喪失掉精神上的硬度和韌性，它有尊嚴，有值得敬重和感謝的地方。任何一位被俘士兵都有權說：是的，我失敗了，但我更戰鬥過！
我始終認爲，一個人對集體和社會的貢獻是有限的，責任也是有限的——它不是無條件無節制地犧牲——不應以絕對方式隨意地勒索個體，動輒以性命去做賭注、去換取什麼。
4
蘇美戰俘的不同境遇折射出兩宗不同的戰場倫理和生命價值觀：一個激勵犧牲、鼓吹捨命、頌揚忘我，一個鼓勵生存、呵護個體、體恤自由；一個讓軍事充分政治化和教旨化，以嚴厲的律令和窒息化的逼視謀取集團利益的最大值，一個則把戰爭程序推向職業化和人性化，儘可能給戰場輸送氧氣和彈性。
在形象和氣質上，前者雖威武與壯烈，但飄散着聲色俱厲的冷血味兒。後者雖懂得“害怕”，有鬆軟和保守之嫌，卻洋溢着人道與人性的溫情。
“不怕死”，真符合戰場的理性之美和軍人的光榮原則嗎？
希特勒的納粹黨徒、日本“神風突擊隊”不也是被這樣的動員令和頒獎詞所召喚着、鼓舞着而瘋狂地殺人、自殺或被殺嗎？在太平洋戰爭即將結束、勝負已定的尾期，駐守科雷吉多爾島的5000名日軍幾乎全部戰死，只有傷殘的26個人做了美軍俘虜。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硫磺島之戰上……這樣龐大的亡魂陣容，這樣“視死如歸”的炮灰，足以讓歷史上所有的長官意志都滿意，也足以讓任何一個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妒羨不已。但從和平與良知意義上看，其實際罪孽、對人類安全的威脅、對生命的傷害，反而是最殘酷、最恐怖的。
“生”（生命、生存、生活）是最寶貴的，它高於一切，也遠勝於一切。生命就是生命本身，而不是別的什麼，一切政治盔甲的包裝和貞操面具都是對它的篡改。
人，是社會文明的唯一和全部目的。
人，有害怕和惜命的權利。
2000年6月
(第六節打撈悲劇中的“個”
死亡印象
1995年的《東方》雜誌曾刊登了猶太裔漢學家舒衡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博物館的光照之外》，文章認爲，我們今天常說納粹殺了600萬猶太人、日本兵在南京殺了30萬人，實際上以數字和術語的方式把大屠殺給抽象化了。他說：“抽象是記憶最瘋狂的敵人。它殺死記憶，因爲抽象鼓吹拉開距離並且常常讚許淡漠。而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牢記在心的是：大屠殺意味着的不是600萬這個數字，而是一個人，加一個人，再加一個人……只有這樣，大屠殺的意義纔是可以理解的。”讀到這，我的心怦怦踉蹌了起來。
我們對悲劇的感知方式有問題？
平時看電視、讀報紙，地震、海嘯、洪水、礦難、火災……當聞知幾十乃至更多的生命突然消逝，我們常會產生一種本能的震驚，可冷靜細想，便發覺這“震驚”不免有些可疑：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種對錶面數字的愕然！人的反應更多地瞄準了那些統計數字——爲死亡體積的碩大所羈絆、所撼動。它缺乏更具體更清晰的所指，或者說，它不是指向實體，不是指向獨立的生命單位，而是指向概念，蒼白、空洞、模糊的概念。
有次聚會，某記者朋友的手機響了，通知他某處發生了客車傾覆，“死了多少？什麼？一個……”其表情漸漸平淡，肌肉鬆弛下來，屁股重新歸位，繼續喝他的酒了。顯然，對“新聞”來說，這小小的“一”不夠刺激，興奮不起來。
多可怕的“數學”！對別人的不幸，其身心沒有絲毫的投入，而是遠遠的旁觀和悠閒的算術。對悲劇的規模和慘烈程度，他隱隱埋設了一種“大額”的預期，就像評估一場電影，他有奢望，當劇情達不到的分貝值時，便會失落、沮喪、抱怨。這說明什麼？它抖出了我們人性中某種陰暗的嗜好，一種對“肇事”的貪婪，一種冷漠、獵奇、麻木的局外人思維。
重視“大”，藐視“小”，怠慢小人物和小羣落的安危，許多悲劇不正是該態度浸淫的結果嗎？四川綦江虹橋的坍塌之所以轟動一時，很大程度上，並非它藏匿的權力之深刻和典型，而是其死亡“面值”的巨大，是它作爲事故噸位的“重量級”。若非幾十人罹難，而是一個或幾個，那它或許根本沒機會被“新聞”相中，併成爲反的一個熱議視點……那該橋的就會被不動聲色地包養下去，即會有更多更長的橋悄悄步其後塵。
永遠不要忘了，在那一朵朵菸圈般被嘴巴們吞來吐去的數字背後，卻是實實在在的“死”之實體、“死”之真相——
悲劇最真實的承重是遠離話語場之喧囂的，每樁噩耗都以它結實的羽翼覆蓋住了一組家庭、一羣親人——他們纔是悲劇的真正歸屬者，對之而言，這個在世界眼裡微不足道的變故，卻似晴天霹靂，死亡集合中那小小的“個”，於之卻是血脈牽連、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實體，意味着絕對和全部。此時，它比世上任何一件事都巨大、都嚴重，無與倫比。除了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痛苦，除了暈眩和悽慟，就再沒別的了。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會理解那種“新聞”式的體驗，而只會詛咒它。因爲這一個“個”，他們的生活全變了，日常被顛覆，時間被撕碎，未來被改寫。
海哭的聲音
20世紀末的最後一個深秋，共和國曆史上最慘烈的一樁海難發生了。1999年11月24日，一艘號稱“大舜”的客輪在煙臺到大連途中失事。312人墜海，22人獲救。這樣短的航線，這樣近的海域，這樣久的待援，這樣自詡高速的時代，這樣渺小的生還比例……舉世瞠目，寰宇悲憤。
2000年3月18日，《南方都市報》“決策失誤害死290人”的大黑題框下，貼了一位遇難者家屬的照片。沉船時，他與船上的妻子一直用手機通話，直到聲波被大海吞沒……
這是我第一次觸及該海難中的“個”，此前，與所有人一樣，我的記憶中只貯存了一個籠統的數字：290。
那個陽光燦爛的下午，我久久地凝視那幅畫面：海灘，一羣披着雨衣神情凌亂的家屬；中年男子，一張悲痛欲絕的臉，怔怔地望着蒼天，頭髮凌亂，一隻手緊緊捂住張開的嘴，因淚水而鼓腫的眼泡，因剋制而極度扭曲的顴骨……我無法得知他喃喃自語什麼，但我知道，那是一種欲哭無淚、欲掙無力的失去知覺的呼喚，一種不敢相信、不願承認的恍惚與絕望……
一個被霜襲擊的生命。一個血結了冰的男人。或許他纔是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