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回，“人民”真的失察、失聰、失明瞭。
其實，此般歷史悲情從未拂袖而去，幾個世紀後的今天，我也沒覺得有什麼特殊力量能把這兩類“人民”、兩款“愛國”拉扯開。據史載，崇煥死後，“暴骨原野，鄉人懼禍不敢問”，那顆死不瞑目的血顱，終日懸於杆上，忍受空蕩蕩的落寞和曝曬。
黑夜裡的黑影
接下來的事，是我真正要說的。
“寸磔”後不久，某月黑風高夜，一身手矯健的黑影偷偷攀上了城杆……一大早，守卒發現，崇禎朝最重量級的頭顱不翼而飛了，這可是驚天大案，朝野惶惶，巷語紛紛，皆不得其蹤，它神秘蒸發了。
明亡後，因抗清之故，袁崇煥繼續以“國家公敵”的名義列入諱語。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不知何故，這位文治武功的天子突然念起那個被祖輩構陷的夙敵，欷歔之餘，頒詔曰：“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爲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闢，深可憫惻。”
悲憫也好，欽敬也罷，這份來自敵營的尊重，總算給了崇煥一個見天日的機會，也讓一戶人家走進了歷史的視野。
原來，那黑影乃崇煥舊部，姓佘，名不祥，後世稱“佘義士”。盜得頭顱後，將之葬於自家後院，從此隱姓埋名，守墓至終。去世前，他囑咐家人將己埋在主公旁側，並要求子嗣做到三件事：永不爲官，勤於讀書，世代守墓。
這份口囑，爲一部長達370年的家族故事作了奠基。
袁崇煥，這個流浪的冤魂，終於有了人間的地址。
該址的現代落款是：北京崇文區東花市斜街52號。
我的同事爲拍攝《佘家故事》，跟蹤數年，留下了豐富的影像資料，也使我得以鄰近地感受這個家族。
某天，我特意走了趟那個地方，下車才發現，那兒竟毗鄰廣渠門，廣渠門，不正是崇煥與清軍最後交鋒的戰場嗎？事實上，墓園的氣象出我意料，非但不見恢宏，反而幽僻得有點落寞：青磚矮牆的小院，水泥箍成的饅頭墳，碑刻“有明袁大將軍墓”，正前石案，一束枯花散落；將軍墓旁有個更小的墳，主人即那位冒死盜顱的佘義士了，佘碑低矮，中有裂縫，顯然被修復過。小院20多平方米的樣子，收拾得很利落。
正是這種簡樸和冷清，讓我確信置身於一傢俬人墓園。這是純正的百姓領地，是人住的地方，從草木到瓦片，皆透着一股民宅生活氣息。供養它的是人之血脈、體溫和炊煙，而非意識形態和權力財政。官方紀念館的豪華修飾和政治油漆味兒，這裡是沒有的。
小小墓園有雙重身份：將軍墓和義士冢。至此憑弔者，也有了兩個矚目點：忠烈英德和俠士高義。
物換星移，370個春秋，佘家後裔共17代人恪循祖訓，棲息在遠離祖籍的皇城根下，守着先人，守着先人守着的東西。佘家的生涯故事和崇煥墓的命運沉浮，就像屋檐和瓦草，早已融爲一體。人和墓，不是隸屬與管理，而是一種互偎互依、相濡以沫的親情。某種意義上，將軍墓乃佘家的另一座祖墳，精神祖墳。
墓，是佘家的人生基石，也是全部家當。
墓，即宅。守，即業。死，即生。
家難國殤
縱觀佘家墓園的命運，有一現象頗值深思：當時代將之忽略和完全遺忘時，它是恬靜和安適的；一旦社會和權力有染指企圖，哪怕施予宣揚和彰顯時，它反陷入危機與掙扎。
和墓的寂寥一樣，這個家族的人丁並不興旺。
如今，佘家嫡傳只剩下一位白髮老嫗：佘幼芝女士。她今年64歲，退休前是一家小儀器商店的售貨員。半個多世紀以來，她已成墓園最親密的見證人和敘事者。紀錄片《佘家故事》中，佘幼芝反覆唸叨這樣一段話：“反正先祖臨死的時候，就是這麼交代的，要輩輩守墓，不再回南方了，袁將軍是廣東東莞人，我們家是廣東順德人，都不回了……”
墓園所在的位置，過去不叫東花市斜街，老北京稱“廣東義園”或“佘家館街”。民國初年，康有爲領頭、各界人士捐資在墓旁修將軍祠，康有爲題聯：“自壞長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壯山河。”
1949年後，小院裡來過一些大人物，周恩來、宋慶齡、朱德等，都曾在清明來祭掃。1952年，市政府擬把城裡的墳墓全部外遷，有4位名流聯名給寫信，籲請善待崇煥墓。他們是：葉恭綽，柳亞子，李濟深，章士釗。信是5月14日呈的，16日，毛親筆覆函：“明末愛國領袖人物袁崇煥先生祠廟事，已告彭真市長，如無大礙，應予保存。”
據佘幼芝回憶，她小時候，家有十幾間瓦房。1955年，崇文區建第59中學，徵用佘宅，另給佘家找了房。爲了守墓，佘家沒搬，大伯一家住袁祠的南屋，幼芝隨母搬進從前羊圈改的房子。大伯和母親去世後，幼芝就在這間房裡結了婚，時值1964年。不久，“文革”開始，袁墓被扒，祠堂傾毀，將軍碑陳於荒草，義士碑被墊了臺階，佘家收藏被付之一炬，唯一倖免的是幼芝父母與外婆的一張合影。很快，原本狹小的院落，又擠進多戶異姓，並紛紛蓋起私房。
終於，“**”結束，一項拾遺補缺和物歸原主的政策開始了。
從1978年起，佘幼芝四方奔走，籲求修復墓祠。這一求就是十幾年：無財無物，無權無勢，僅憑一張婦人嘴在各個道場笨拙地遊說，尤其要就“公——私”“家——國”的動機質疑作各種澄辯，其尷尬和澀苦可想而知。
這個以冢爲宅的家族迎來了和平年代最大的考驗。第17代傳人和先人一樣，性子犟，佘幼芝發誓：一日未覆墓祠，一日不剪頭髮！此間，她因病住院，寫過一首自勉詩，其中一句：“苦守靈園三百載，誰知我氏心中情。”
首先，崇煥墓面臨一個“職稱”問題。在中國這個官文化主宰的道場裡，凡有價值的物件，無不渴望一件類似“黃馬褂”的身份標籤，這不僅決定日常待遇，更涉關其自保能力和安全係數，涉關它在危機時所能籌集到的外援。尤其在政治大一統、私產沒有庇護的年代，來自權力系統的鑑定和封號極重要。佘家小院也一樣，經了那麼多風雨驚悸後，它想爲自己求一幅門神了，算個小小護身符罷。1984年，在佘幼芝呼籲下，崇煥墓被定爲市級文物，職稱不高也不低。但就在此時，老問題又來了：拆遷。第59中學爲擴建，欲把墓遷往龍潭湖公園。佘幼芝急了，幾百年了，這墓可從未動過啊……眼瞅着老太太氣喘吁吁到處求告，小院的其他住戶不滿了：舊居不拆，安得新廈啊。冷嘲熱諷、奚落挖苦撲面而來。幸好，第59中學的提案被駁回，墓址不動。
天不負人，在社會各界的響應下，崇煥墓開修。
1992年4月5日，清明這天，修葺一新的將軍墓迎來了首批祭訪者。那一天，佘幼芝換上新衣，剪去了長至腰間的髮辮，那髮辮早已霜白。
墓修了，消去了佘幼芝的最大心病。若說還有啥指望，即崇煥祠了。慢慢，事情有了眉目，2002年初，北京市文物局拍板：重修崇煥祠，兼設紀念館。
誰知，對佘家來說，有史以來最大的壞消息驟然而至：52號院的19戶居民全部遷出，另予安置，佘家也在其列。
晴天霹靂。它意味着，宅與墓、生與死、家與國——這場延續370年的精神組合，即要被剝離開了。紀念館無疑是更時尚、更現代化的做法，但它卻是對“形影不離”“朝夕相處”的粗暴拆解。於佘家而言，這是骨和肉的拆分。
這等於把崇煥墓的保姆給驅逐了，把三百多年前那個偉大的遺囑給殺死了。它光大了崇煥的名位和聲望，卻把崇煥墓賴以生存的土壤給剔除了。也就是說，兩份同棲共生、渾然一體的東西，它抽取其一。在我眼裡，這甚至有“買櫝還珠”“殺雞取卵”的味道，我把守墓這個“活”的精神行爲看得比墓地更貴重，更有心靈的光輝和文化的延續價值。
無處安放的祖業
當然，官方並未把佘家完全撇開，作爲答謝，作爲裝飾，擬聘佘幼芝爲紀念館顧問。這份榮譽，與棲息意義的“守墓”已有質別，它意味着佘幼芝及其後人，不能再以生活的方式進入祖宅，只能以客人的名義“回家”。
這算什麼呢？文化拆遷？精神徵地？
這不僅是個不平等條約，還是個缺少理性和智慧的設計。
佘家，不僅是爲崇煥墓服務最久的生活傭人，更是其最天然、最權威的精神法人。佘家的忠義，崇煥的忠烈，還有什麼比二者更能彼此詮釋、互爲註腳的嗎？還有比這更完美的精神組合嗎？明明一家人，爲何硬將之拆散呢？
爲方便旅遊嗎？爲弘揚文化和促成更大範圍的公共消費嗎？
那就更應維護資源的完整性啊。佘家故事，本身即一支獨立的精神資源、一道罕見的靈魂風景，在當代，它比遺址更稀缺，更有資質成爲“名勝”。如果說，墓是物質遺產，那守墓即“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活着的遺產。
我實在不解那個政府行爲。難道僅僅爲了易主？爲了讓墓地迴歸人民羣衆的懷抱？這樣的物質歸屬和戶主變更有意義嗎？莫非在對方眼裡，崇煥墓只是一處地產？
有段影像記錄了這段日子的佘幼芝，畫面中她泣不成聲，傷慟至極。我理解老人的悲憤，她的人生就要變了，這個家族的人生就要變了。
老人一次次交涉、哭訴，希望奇蹟發生，希望政府有所動搖，遺憾的是，對方與她一樣，所有的耐心都基於一個固執的企圖：說服。
我們的編導，用鏡頭見證了雙方的一次對話，下面是一段語音場記——
接待人：“時代變遷了，我們的思想是不是也能變一變呢？”
佘幼芝：“別人的先祖都給子孫後代留下什麼房子、地、金銀財寶，我的先祖卻不是的……這個忠義精神，如果說我要把這個守好了，那這就是祖先留給我的遺產。”
接待人：“所以說，我就想能不能，第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的住和看墓，不要給它混在一起，就是說這個不矛盾。你可以天天來這裡頭，天天來看，你晚上回家住，這兒有值班的，你也改善改善住房條件，別一輩子老住那個平房，你是不是也趕上享受一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東西呢？我剛纔的那個詞可能您不愛聽，那咱換一個詞，就是說我們不要叫聘，您就是終身榮譽館長。”
佘幼芝：“如果政府需要我的話，我就回來，如果不需要我回來，那我就不回來了。爲什麼這麼說呢？地是國家的地，房子現在也成了國家的，如果說這個墓非要換給別人守，行不行呢？當然也行，但我的看法，那樣它就失去了一種意義。”
接待人：“我想咱們目的都一樣，你今天來跟我談這個，也是爲了把祠修好，咱們要方方面面考慮。第一它作爲文物，現在是市級的，將來可能是國家級的，文物有文物法的規定……將來要是修出來，裡頭絕對是不能生火、做飯的，不能這麼去生活。”
佘幼芝：“如果說您讓我搬走的話，那就意味着不在這兒守墓了，什麼叫守墓呢？形影不離，是吧？一直在這兒，我們先祖死的時候就這麼跟後人說的。我們要輩輩守墓，一代傳一代，也不回南方老家了，先祖的遺志到現在，已經第17代了，時時刻刻在我們心裡面。祖先不讓做官，17代了沒人做官，但祖先讓我們讀書，爲什麼讀書？讀書好明白事理。”
……
搬遷，已是板上釘釘。考慮佘家有困難，文物部門用佘家應得的補償款30萬元，又貼了4.2萬元，幫其買了套房子。2002年5月22日，佘幼芝一家離開了52號，去了幾公里外一個新區。
焦平，佘幼芝之子，2003年6月，遇車禍身亡，年僅29歲。這位佘家第18代人的不幸，竟然又和守墓有關。2003年，廣東東莞建袁崇煥紀念園，邀請佘家派人守衣冠冢，也許想彌補在京不能守墓的遺憾，焦平願意前往。當時他在蘇州打工，若去守冢，意味着要在廣東定居，正談戀愛的他，希望和女友同去，於是決定先赴吉林拜見女友的父母，不料此行踏上黃泉。
2004年初，紀錄片完成前，編導再次探望佘幼芝，也許剛經歷了喪子之痛，老人情緒非常激動——
“我現在心裡特別激動，別提這事，一提這事，我心裡就控制不住我自己了……在我孩子面前，在我先生面前，我怕他們替我着急，我也不敢難受啊，我就背地裡，上廁所或者做飯的時候，我的眼淚啪噠啪噠往下流……我總覺得這是我的遺產，他們說，房子、地是政府的國家的，但是守墓是我自己的遺產啊，他們不能剝奪我這個權利。我要求不高，我要求一點也不高，我要求在附近，哪怕給我一個半平方米的小房，叫我離那兒近一點就行，我出來進去的，我天天能看到它。我心裡頭疼，我這心都疼……我回去一看，野草叢生，草那麼高了也沒人剪，那裡面什麼都有，什麼塑料袋、菸捲頭，還有他們施工單位往裡濺的白灰，我自己拿笤帚掃都掃不出來，一點一點往外摳。”（語音場記）
被充公的精神私產
不錯，歷史的主語是人民羣衆，但要說所有的精神資源都是從“人民”這個大蛋殼裡孵化出來的，那也太誇張了。許多民間精神的主體，並非人羣中的多數，而是少數，甚至是極少極少的零星和異端。
今天的督師墓園，至少有三層文化涵義：袁崇煥的政治操守，佘義士的行爲倫理，數百年的家族守墓。以上涵義已構成三份精神資源，既各自獨立，又彼此註解、互爲知音。而且，其主體皆爲個人和私家，與“人民羣衆”扯不上，和時代主流及世俗羣像也格格不入。它們是以精神個案的身份被歷史存檔的。
三者同棲一檐，相依爲命，共同塑造着一個大大的詞：忠義。且一個比一個更遞進，更有難度和挑戰。尤其後者，那個綿延三百年的承諾故事，那場17代人的誓言接力，更像個精神孤本（前者的孤獨，只是時代的孤獨，史上並不乏同類）。另外，在角色和功能上，後者還是前者的收養者和敘述者。
私以爲，墓園至少應有三塊碑：將軍碑，義士碑，還有一塊，我最看重的一塊——守墓紀事碑。顯然，當代官方是慣於“抓大放小”的，它對大人物，即第一塊碑更器重。換言之，它對有形的古董更熱心。
或許，它覺得家族守墓之行爲意義不大，太陳腐，太務虛；或許，它覺得世上並無什麼精神私產或文化自留地，一切美德和事蹟皆屬“人民”，應掛於“羣衆”名下，登記在“集體”功勞簿上；或許，它覺得由政府來收編民間遺存，纔是文化的福音和正途，更符合現代邏輯和社會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