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泡》主編亞伯拉罕斯，對“伊諾”有一句自白：“先讓人發笑，後讓人思考！”那麼，思考什麼呢？它對我們日常的評價行爲、價值系統和表彰模式，會有怎樣的啓發呢？
在“伊諾”的榜單上，有諸多讓我們跌眼鏡的東西，按中國人的心理慣性，有句話早按捺不住了：這幹啥子用？出啥洋相呢？
的確是“洋相”。
中國文化有着非常重實的功用傳統和崇尚使用價值的習性，“實”一直被奉爲正統高高矗立。以實爲本、以物爲大、以形爲據、以效爲能——物用性，尤其是否顯著和速效的有用，從來充當着我們對事物進行價值評估的砝碼。無論術、業、技、策，皆有一副實用和物質的面孔……“沒用的東西”，作爲一句訓斥式的中國老話，既是一種物格評價，也是一種人格評價，既可誹物，亦可罵人。
兩個多世紀前，當燒開水的壺蓋撲哧作響時，誰能想到那個對它心醉神馳的少年，會成爲歷史上的“瓦特”呢？事實上，那盞小小壺蓋早已被沸騰之水鼓舞了幾千年，也被忽略了幾千年，作爲一幅情景，它縹緲無骨，一個眼光實際的人無論如何也不會感興趣。西方有諺：“如果你盯着一樣東西長久地看，意義就會誕生！”這是一句很虛的話，也是一句偉大的話，許多世間的秘密和真相就蘊於此。瓦特的幸運在於，他沒漏掉這樣一個秘密！是性格幫助了他，是對細節的重視程度、是打量事物的那種“陌生感”、是沉湎幻想的習性幫助了他！牛頓也如此，愛因斯坦也如此……較之衆人，他們注視世界的目光裡，都多了一股迷離和朦朧的東西，多了一抹遙遠、深闊和繽紛的色彩。
那股迷離，那抹遙遠，就叫“虛”吧。虛，往往折射出一種理想主義和未來主義的超前眼光；實，通常代表一股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近物需求。虛未必能轉爲實，但“實”往往誕生於最初的“虛”。
1752年7月的一天，在北美的費城，一個叫富蘭克林的男子，正做着一樁驚世舉動：他擎着風箏，在雷雨交加的曠野上奔跑，大喊着要捉住天上的閃電，並把它裝進自己的瓶子……百姓覺得這是個傻瓜，學者以爲這是個瘋子，可就是這位不可理喻者，最終被譽爲避雷針的創始人。我想，要是那會兒有“伊諾”，他一定全票當選。
有人說了，富蘭克林的念頭雖一時看來荒誕不經，但最終實現的仍爲一種物用價值啊？不錯，避雷針是一種“實”，但這“實”卻發軔於“虛”——一種不合常態的大膽奢想，沒了那股虛的精神衝動，一切都談不上。若把“虛”僅僅當作一種潛在或變相的“實”來期待，若把演變和衍生“實”的大小作爲評價“虛”的砝碼，那“虛”的弱勢和險情仍未動搖，“虛”的生存環境並未改善。所以，“虛”應徹底恢復它的獨立和自足角色，並在這個位置上給予尊重與呵護。
人往往犯如是毛病：在經驗邏輯上搭建一個一元博弈、你死我活的價值擂臺——將“非理性”視爲理性之敵。其實，雙方並非一元式矛盾，非實用不是反實用，非理性不是反理性，非科學也不是反科學（或僞科學）。在我看來，“伊諾”更多地宣揚了一種非實用和非理性價值，而非把實用理性打入地獄。
對待想象力，對待奢念和幻想，對待非理性和非經驗的自由與浪漫，東方的態度往往比西方要苛責、刻薄得多。比如我們的成語資源中，竟有很大一個板塊被用來描述和指摘生活中的非理性：“荒誕不經”“癡人說夢”“緣木求魚”“華而不實”“故弄玄虛”“空中樓閣”“不識時務”“不可理喻”“異想天開”“匪夷所思”“玩物喪志”……遺憾的是，如此磐重的務實傳統並未分娩出一種嚴肅的實證品格和縝密的科學理性，反倒在世俗文化上脫胎出一套急功近利的習氣來。待人遇事、識物辨機，無不講實用、取近利、求物值、重量化，貪圖速效速成，追求立竿見影……於是，涸澤而漁、殺雞取卵的短期行爲，也就在“務實”的旌旗下浩浩蕩蕩了。遠的不說，放眼當下，資源上的採掘、消耗，建設上的規劃、改造，教育上的考評、量化……哪個不短視、短效得驚人？
西方呢？當然有務實傳統，幸運的是，它同樣有浪漫和務虛的傳統。西方對“無用之物”的欣賞可謂源遠流長，從古希臘到文藝復興到近代啓蒙運動，從天文、藝術、宗教到對社會制度的憧憬和民主設計，從唯美主義、浪漫主義到形而上和哲學思辨，從柏拉圖《理想國》到康帕內拉《太陽城》與歐文的“和諧公社”，從《荷馬史詩》到安徒生童話和凡爾納《海底兩萬裡》……都散發着一股兒童式的縹緲和虛幻，都在從不同角度描畫着荷爾德林的那句話：“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相比之下，中國的諸子經典和顯學們就功利和世故多了，不外乎以“中庸”爲能的生存策略和攻防心技，老成持重、蓄謀積慮，處處講究天衣無縫、圓熟得體，滿透着一股弔詭之氣和沉暮之霾。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稱中國文明爲“早熟兒童”、希臘文化爲“正常兒童”。的確，作爲歐洲文明之祖的希臘人，不僅長着一副兒童的額頭，還有着明亮的神情和輕盈的舉止，健康且快樂着；而中國文化從儒制開始，就滿臉皺紋和心事重重了，除了精神上“跪”和“叩”，行動上也多了“杖”和“拐”，不僅步履蹣跚，且哭喪着臉。
如果說，中國文化資源有嚴重缺失項的話，我想它們應該是：神話、童話、形而上、科學理性和非政治“烏托邦”……（中國當然有被後世稱爲“神話”的東西，但那是“把人神化”，而非希臘那樣“把神人化”——如此神話才能與生命進行正常交流與對話）這些缺失恰恰決定了我們“飛”不起來，決定了我們是生存文化而非生命文化，是抑制文化而非激情文化，是“腳文化”而非“頭文化”——決定了我們只能圍着實用生計的磨盤，原地打轉。
還有一現象：作爲一種浪漫的人文傳統和理想主義習慣，西方的“虛”非但未妨礙“實”的繁榮，更給後者提供了“乘虛而入”的激勵和機遇。西方文化形態是多元、開放、兼容的，在每個時代的生存格局中，總能恰到好處地爲夢想者、保守派和實幹家預留出相應的空間及比例，且彼此和諧、互爲激盪。不難發現，在歐洲歷史上，幾乎每輪“虛”的文化漲潮之後，都會迎來一場新的社會理性和科學精神的騰躍，也就是說，作爲“月光”的理想主義憧憬總能很快在地面上投下它飛翔的影子，作爲夜間能量的“詩意”總能在實幹家那兒成爲一種白天的現實，成爲他們變革社會、成就歷史的一種才華。比如歐洲文藝復興後人文社會的興起和中世紀的終結，英國啓蒙運動催生的“光榮革命”和《權利法案》，古典自由主義和“百科全書派”之後的法國《人權宣言》，“五月花號公約”之後的美國《獨立宣言》和《人權法案》……在東方，你很難找到如此人文璀璨和理想激盪的時代。經驗化、功利化和實物化的生存格局，註定了社會精神的沉悶、壓抑和僵滯，藉助“實”的巨石，封建體統在它的超穩定狀態中一趴就是兩千年。1215年，當英國貴族與國王在羊皮紙上籤署有“法制”意義的《大憲章》時，中國士大夫還在爲南宋小朝廷的安危殫精竭慮。1620年，當登上北美大陸的百名流亡者宣誓將開闢一個以民權爲本的新國家時，荒怠頹廢的大明朝剛清算完改革大臣張居正的精神遺產。
當然，“伊諾”信徒們反對的並非東方的傳統，人家首先警惕的是自己的現實，尤其20世紀以來甚囂塵上的物質主義和技術主義，這羣童年氣質的中年人意識到：當實用理性過於膨脹，它所淹沒的會比創造的多得多。所以，他們要爲自己的時代扶植起更茁壯的在野文化和精神另類來。
或許有人沉不住氣了：難道東方傳統中缺乏詩意嗎？春秋、魏晉、唐宋、晚明……不都飄逸着放浪士子的衣袂嗎？不錯，在漢語竹林裡，在染滿青苔的詩詞絕句裡，的確閃爍着“虛”和“狂”的影子，但細打量便發現：它們不僅稀稀拉拉，難以締結一部真正的時代風景，且這些放浪和疏狂多爲文化散戶的精神夢遊，且散發着一縷酒氣和哀怨，大有遁世和流亡之象……這與西方那種羣體性、現世性很強的生存面貌上的“虛”相距甚遠。或者說，東方多爲學問和修辭層面的“虛”，缺的是社會屬性、公共價值和羣體規模的“虛”，缺的是可操作可企及的“虛”，缺的是清醒的生命履踐意義上的“虛”——理想主義者在社會平臺上主動和公開演繹的“虛”。
這一點，我們可以拿孔孟弟子和蘇格拉底及亞里士多德們比，拿陶淵明、蘇東坡、孔尚任、曹雪芹、王國維與約翰·彌爾頓、盧梭、羅素、雨果、左拉比，拿董仲舒、王安石、張居正、曾國藩、李鴻章與托馬斯·莫爾、馬拉、丹東、傑斐遜、傅立葉比，拿朱熹、方孝孺、李贄、王陽明、顧炎武、王夫之與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伏爾泰、潘恩、托克維爾比……無論生命氣質、人文視界、信仰方式、入世方向和精神重心，皆判然有別。而且，更大的缺失還在於：即使有零星的“虛”出現，我們也很難去鼓吹和表彰它，在現實社會中，罕有推演它的可能。
總之，在對“虛實”的理解、消受和履踐上，在對事物和行爲之“用途”的價值評價上，東西文化傳統有着很大的分野和離歧。
2005年4月
(第四節嬉戲與激勵——“搞笑諾貝爾獎”有感之二
價值等級與級別化生存
如果說，“伊諾”（即“搞笑諾貝爾獎”，本文簡稱“伊諾”）確實帶着股怒氣並有意嘲笑點什麼的話，那在我看來，對象就是價值等級和價值威權。
我們的生活中，被表彰的都是些什麼呢？“非凡”者也。何謂“非凡”？翻來覆去，不外乎績效之大、數字之巨、位次之先、聲名之顯……也就是說，我們是慣於按“級”來給價值排序的，而且，這種級別生態很少被懷疑和動搖過。
其實，表彰本身沒錯，它不僅是日常生活裡的一縷溫暖，更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驅動。問題在於：如何表彰？表彰之際是否貶低了其餘？表彰的取向和模式是否單調不變？表彰系統是一套自由孵化器還是一支權威發令槍？
表彰猶如陽光，受其照耀的事物自然發育快、長勢好，反之，則營養不良。地球之所以生命富饒，即在於旋轉有方，表彰亦然，它唯有旋轉起來，保持合理的路徑和優美儀態，陽光纔會普照萬物，被關注者才鬱鬱蔥蔥，否則，背陰者因冷而枯。
我想，“伊諾”謀求的就是旋轉，就是想給這個社會的價值肌體添一種活性，讓“價值魔方”動起來。
沿着“伊諾”的獲獎榜單一路尋去，除了有趣，確看不出啥標準和尺度，若說有何共性，那就是：沒啥了不起！或許，秘密即於此，它就是要故意表彰那些“不起眼”，專門擡舉那些被忽略、冷落和歧視的“小”——把尊嚴授予（其實是“還給”）那些“不足掛齒”和“微不足道”。
這是價值革命，但不是叛亂和篡位，它並非要消滅或取代什麼，而是要增添什麼。同樣，價值等級的劣性也在於：並非它放大和鼓勵了什麼，而在於它縮小和壓制了什麼；並非它重視和激勵了什麼，而在於它鄙夷和奚落了什麼。
不錯，它是在“小題大做”和“借題發揮”，但它是在演示一種價值民主，一種對價值進行自由認定和個性追求的權利。它抗議的並非價值差異，而是價值等級和價值威權及其背後的權力意志和世俗成見。爲了表達對權威的不服從，它寧願矯枉過正，竄到德高望重的“諾貝爾”前撒撒野，或者說撒撒嬌……順着該思路走下去，你會發現，驅動它的那股嬉皮力量，其實正源於西方近代以來的信仰傳統，也是其社會肌體中最珍貴、最被呵護的基因：對個體自由的處處尊重，對在野精神的每每推崇。再比如“吉尼斯紀錄”，其價值標榜與“伊諾”相似，照見的都是民間草叢裡的小人物、小事蹟、小能耐，一些螢火蟲般易被淹沒的屁股型閃爍。
這是價值寬容，亦是價值謙卑。
據說在美國有很多想當發明家的孩子，但並非我們所想的那樣，動輒以愛因斯坦這等最好成績的大師爲偶像，而是常把羅維德的名字掛嘴邊。羅維德何許人也？“麪包切片機”的發明者！1928年之前，麪包易生黴，於是，這位愛荷華州青年推出了一個10英尺長的裝置，將麪包自動切成片，然後用蠟紙包起來。此舉一出，媒體譁然：“還有比將麪包切成薄片更偉大的事嗎？”
顯然，和我們對“非凡”的崇拜不同，對方似乎更迷戀一些細微的火花式的智力表現。至少，不像我們那樣嫌棄“小”。
重大輕小、上尊下賤，是價值等級的頑症。在中國文化傳統和生存習性中，對“級”似乎有一種天然的敏感和嗜好，不僅熱衷於劃分等級、壘造塔山，且慣於在不同的價值元素間製造間隔和矛盾，凡成功標識，都與“高”有關，凡人事禮儀，皆按“級”鋪排：金鑾高高在上，接下是玉石、磚木、泥土和草根，愈往下，頭顱愈低，跪之越深，正所謂禮制。王朝社會不必多贅，從姓氏、花翎、衣色、儀容，到居住區劃、屋舍造式、行步線路、車舟轎匹、婚嫁殯葬，都飽含縝密的級別等差和格式內容……即便等來了新社會，剛剛踢翻舊世襲的香案，又急急添置了新世襲傢俱——階級“出身論”（此鬧劇一直伴我這代人進中學纔算完）。從上個世紀開始，雖一直把消滅生存等級作爲奮鬥旗幟，等級的強度也明顯降低了（在價值等級系統中，生存等級爲強度最大者），但等級的密度並未減弱（城鄉、區劃、單位、戶口、政治面貌、幹羣身份、職級工種、待遇制度），而且在思想領域，又出現了更多更復雜的價值等級，等到“路線”“真理”“主義”“立場”“覺悟”“陣營”“改造”“批判”等意識形態符號洶涌而入後，這個系統就更混亂了，價值矛盾也升格爲政治鬥爭。
我們的價值觀裡，不僅缺乏平等和寬容，更少了獨立和自持。成長路上，我們的小手總是被不放心地牽着、握着，以團隊的步伐、規齊的隊列“向前向前”……檢索一下我們的教育履歷，誰不是在“爭上游”“創先進”“學榜樣”“表決心”中長大的？誰不是在道德排名、學分排名中趟過了長長的青春走廊？誰沒體會過在光榮榜、成績牆上找自己名字的急切和煎熬？誰沒有被“理想”“使命”“覺悟”提攜過衣領？所謂“學”，其實就是迎“考”，即收肩縮骨、削足適履地去適應模具，即穿針引線般讓生命從一個小孔裡穿過去。所謂“鼓舞”，其實就是“等級”“落差”上的刺痛和激將（這類“刺激療法”在西方現代教育中是決不允許的）。所謂“洗禮”，其實就是價值觀上的候旨和接旨，即把頭腦中的“落後”扔出去，將“先進”娶進門。
總之，我們的教育，尤其人文教育，核心即價值等級。一面是價值標榜，一面是價值淘汰。而思想統一，實質即價值統一。過去有門高中課，叫“科學人生觀”，仔細想來不可思議：“觀”，純意識的東西，怎能和科學尺度掛鉤？被“科學”出來的是電腦還是人腦？是元件還是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