飲食上的“無法無天”，背後不正是精神上的“無法無天”嗎？
2002年
(第四節大地倫理（四章）
毀滅物種就像從一本尚未讀過的書中撕掉一些書頁，而這是用一種人類很難讀懂的語言寫成的關於人類生存之地的書。
——（美）霍·羅爾斯頓
天使之舉
電視新聞裡，每看到那些“綠色和平”分子、那些民間志願人士、那些無名小卒，在風浪中划着舢板，不知畏懼地，拼命擋在捕鯨船或核潛艇前……他們皆那麼小，那麼孤單，那麼三三兩兩、稀稀拉拉，卻抗拒着那麼氣勢洶洶的龐然大物，甚至是國家機器……
我總忍不住久久地感動。我清楚：這些都是真正的人，真正有尊嚴和愛自由的人，他們在保衛生命，在表達信仰和理想，在抗議同類對家園的剝削。
據報載：一位叫朱麗婭·希爾的少女，爲保護北美一株巨大的紅杉樹，竟然在這棵18層樓高的樹上棲居了738天，直到該樹的所有者太平洋木材公司承諾放棄砍伐。
希爾是阿肯色州一位牧師的女兒，爲呼籲保護森林，她於1997年12月10日攀上了這棵被稱爲“月亮”的紅杉樹。原打算呆上3周，不料木材公司的冷漠卻把她足足擱置了兩年。當冬季來臨，她只有一塊藍帆布遮擋，無法洗澡，就以溼海綿擦身。
當雙足再次踏上大地時，希爾喜極而泣。
我留意到，這則消息是被某晚報排在“世間奇相”欄中編髮的，與之毗鄰的是“少年坐着睡覺11年”。顯然，在編輯眼裡，這事兒不外乎一種“異人怪招”，算是對“大千世界，無奇不有”的一種詮釋。可以想象，無論於編輯心態還是看客的閱讀體驗，都很難找到“感動”“審美”之類的痕跡，只是獵奇，只是娛樂與戲謔。
我爲一位少女的心靈纖細和行動能力所震顫，爲這樣一場生命行爲所包含的樸素信仰和巨大關懷力而驚歎，也忍不住爲同胞的粗糙而遺憾。
這不僅僅是遲鈍，更是麻痹和昏迷。
對大樹漠不關心算什麼人呢？只能算“植物人”罷。
我們有數不清的黃河探險、長江漂流、雪山攀登、海峽泅渡……甚者竟不惜性命。目的不外乎：或爲國爭光，別讓洋人搶了先；或時尚一點說，“超越自我、挑戰極限”。可我們幾乎從未有過像希爾那樣默默的私人之舉，那樣日常意義上的“舉手之勞”。
顯然，雙方對自然的態度有別：希爾擁抱大樹顯示的是一種愛的決心，一種廝守的願望；我們那些“壯舉”設計的是一種比試，一種對抗。二者的實踐方式亦有別：前者接近一種日常的夢想表達和自由生活方式，後者像一場衆目睽睽下的賣力表演和作秀。
即使某位中國少女扮演了希爾的角色，又會怎樣？她的同胞、親人會作何想？社會輿論和職能部門會作何反應？
她會不會被視爲瘋子？夢遊者？妄想狂？
我們沒有這樣的習慣：堅定地做信仰之事！我們也缺乏這樣的常態：尊重、維護別人（包括子女、眷屬）做信仰之事的權利！
父母會干預，朋友會勸阻，組織會幫教，輿論會起鬨，有關部門會制止……用熟悉的話說，叫“擺平”。即使你勉強爬上了那棵樹，呆不過3天，就會被像烏鴉一樣轟下來，對付一個丫頭片子的撒野，招多着呢。說到底，此事休想做成。
於是，也就成了無人來做的事。
她不屬於我們。因爲她是天使。
樹，樹，樹
有位老先生，教弟子識字：何爲“樹”呢？木，對也！就是說，先人造該字是爲了告誡後人凡“木”必“對”，不可傷之。
或許，此解釋不免強說之嫌，但在我眼裡，它卻包含着驚人的美學和精神含量，它比任何權威都令我欽敬。對一個在母語中浸泡幾千年的羣體來說，看不見這個字的神奇，確屬遺憾。
提起瑞典，眼前就會浮現出一道寧靜、典雅、恬淡的風景：白雪、木屋、藍湖、青山、鬱金香……而斯德哥爾摩，更是一彎美麗的月牙之城，每個到過她的人，都會爲其旖旎風光所打動，而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她雖有現代設施之便捷，卻無現代都市之弊端，尤其完好的古城風貌。遊客也往往會從導遊嘴裡獲得這樣一個故事——
20世紀60年代，現代化浪潮衝向這座古城。市政當局雄心勃勃推行舊城改造計劃，“百萬工程”即其一，旨在每年遞增10萬套新住宅……當轟隆隆的剷車逼近“國王花園”時，斯德哥爾摩人警覺了：這樣下去，自己的家園會淪爲什麼樣子？未來的她與世界各地有何二致？
疑問漸漸攏成一股公共輿論和團結的理性。人們開始表達憤怒，在露天裡發出聲音。終於，一場保衛斯德哥爾摩的運動開始了——
1971年，市政決定在“國王花園”建一個地鐵站，它意味着這片古老的綠地大難臨頭。於是，一羣勇敢的年輕人率先發起了“城市的選擇”行動，擎着標語，走上街頭，高喊“拯救斯德哥爾摩”口號。開始政府不以爲然，派出電鋸工人，欲強行伐樹，公衆用身體組成人牆，擋在樹前……騎警來了，但懾於衆怒，敗下陣去。爲防止當局耍花招，市民們乾脆搭起帳篷，日夜守候，誓與古樹共存亡。
終於，政府作出了讓步，地鐵線繞道而行，雖多花了數倍納稅人的錢，但歷史悠久的“國王花園”留了下來。
那羣百年古樹是幸運的。在她盛大蔭涼下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終於有機會回報那片慈母般的蔥蘢了。或許愈難得就愈珍惜吧，如今的“國王花園”更是斯德哥爾摩的勝地，每年都有數不清的集會和演出在此舉行。
那些護樹青年，也成了大衆心目中的英雄。新生的瑞典公民和外國遊客，很容易在瑞典教材、斯德哥爾摩旅遊手冊裡讀到他們的事蹟。
還有一事也令我難忘。如果說“拯救斯德哥爾摩”的主體力量來自民間，那這一次卻是精英們的決策功勞了——
20世紀中期，美國的田納西州曾投資1.16億美元建一處名叫“特里哥壩”的水壩，當施工進入關鍵階段時，忽接美國最高法院的通知，令其停工，理由是這兒生活着一種體長不過3英寸的蝸鱸（北美淡水魚，體小，需在淺而湍急的水中產卵）。其後，“瀕危物種委員會”也對該工程加以阻止……眼瞅着這座已具雛形的龐然大物，其時的田納西州州長嘆道：“這等於給世上最小的魚建造了最大的紀念碑！”
3英寸——1.16億美元，怎樣的懸殊比例，怎樣的不可思議！
這是大地的勝利。
一切取決於人的素質，大地餵養出的人的素質。
一羣古樹挫敗了一條現代地鐵線，一尾3英寸小魚掀翻了一座超級水壩……我們身邊會發生這等事嗎？
我常常抑制不住地想：如今的北京，假如沒有那場毀滅性的舊城改造，而是像樑思成林徽因夫婦設計的那樣：完整地保留舊貌，另闢新城……今日北京會是一番什麼氣象？據說，當年樑先生將提案遞呈後，得到了這樣的呵斥：“誰反對拆城牆，是黨員就開除黨籍！”顯然，問題是不可討論的。正是這種不可討論，使得幾十年來知識者早早養成了沉默的習慣，使我們在和平時期失陷了一座又一座輝煌城池。至今，偌大華夏竟無一座古城是以“城”爲單位留存下來的，所謂的古蹟，只是稀稀拉拉的“點”，鋪不成“面”，構不成“羣”。
“拆掉北京一座城樓，就像割掉我一塊肉。扒掉北京一段城牆，就像剝掉我一層皮！”正像徽因墓在“文革”中被鐵砣砸得稀爛一樣，樑先生的慘叫又何嘗不是文明之呻吟、知識之哀鳴？
我又獲悉：二戰結束前，身在重慶的樑先生，曾寫信給美方，望轟炸日本本土時，能對奈良和京都兩座古城手下留情。
不知美方是否收到了這封信，不知這一外國人的請求是否被採納，但我由衷地感到：若沒有樑先生這些人類文化的知音和保姆，我們的世界和生活會破敗成什麼樣子？而其本人及那些諍言的遭遇，恰恰折射出了文明的處境、良知的艱辛和成本。
籠文化和望鳥鏡
同胞在其旅行見聞中說：歐洲的一些公園，常見一種架在草坪上的望遠鏡，一打聽，方知是爲觀鳥而設，它們準確的名字叫“望鳥鏡”，湊上去，遊客能仔細欣賞遠處樹上的一舉一動，對鳥雀毫無驚擾……
“望鳥鏡”，一個多麼柔情和詩意的詞啊，那距離多麼美、多麼溫暖和恬靜、多麼沁人心脾！
在我們這片土地上，何以沒誕生如此“遙望”的衝動呢？我想起了身邊的另一番景象：花鳥魚蟲市場，寓翁閒叟們的膝下，太極晨練的路邊，隨處可見一種國粹——鳥籠，一盞盞材質優良、工藝精湛的“小號”。
有多少盞這樣的“小號”，便意味着有多少雙翅膀被從天上剪下來。
我們發明的是柵欄，是囚牢。我們總喜歡把愛變成虐，把欣賞變成佔有，把“吻”變成“咬”。
讀過一組故事：在澳洲，當局不惜斥巨資，在一條高速道上留出了衆多的橫向路帶，供袋鼠們自由穿梭……一對志願者夫婦，爲救一條被漁網困住的白鯊，冒着生命危險，跳下海，親手去解繩釦……紐約一次火災中，消防員理查·麥託尼解下自己的輸氧器，讓給一隻被濃煙嗆昏的貓……一位女科學家，爲考察和保護非洲獅，在原始森林中風餐露宿，歷時二十餘年，直至去世……
這和我們那些身穿羚羊毛、大嚼鯊魚翅的饕餮客相比，真有天壤之別。這區別，也正是“望鳥鏡”與“鳥籠”的距離。
還有更讓人匪夷所思的，2001年10月6日，一對遊客在武漢森林野生動物園乘車遊覽，嬉戲中，一隻兩歲的小獅子突然將利爪探進車窗，抓傷了她們。20日，動物園向市林業公安處提出申請，要求擊斃這隻闖禍的小畜生。後經當地市民的再三抗議，園方纔撤回死刑起訴，改判“無期徒刑”。從此，這隻小獅子將在鐵籠裡孤單一生，不能再享受羣居和放養生活。
顯然在人眼裡，它是有罪的，因爲它對人產生了敵意，並製造了傷害。但我要問：誰先有罪？誰先侵犯了對方利益？誰先發動了挑釁和攻擊？在大自然的法庭上，人類難道不已被控訴億萬次了嗎？按自然法和生命平等的天條，此刻，它壓根不該出現在人的車窗前，它的家是非洲大草原，這會兒，它應該隨母親散步、和姊妹玩耍……
是誰剝奪了其自由和天倫之樂？是誰把它發配到與人近在咫尺的地方？毀其家園，殺其父母，奪其自由，如今卻呵斥起它的過失來了，這公平嗎？
更讓人疑惑的是，有識之士不大聲疾呼要恢復動物的野外生存能力嗎？不正爲野獸不野而憂心忡忡、寢食不安嗎？爲何現在卻要對一隻偶露崢嶸的小獸怒目而視、睚眥必報？莫非希望獸中王像巴兒狗一樣乖巧？
我替這隻小獅子難過，更爲自己的同類悲哀。
生命和平
在同一物種內，一個生命殺害自己的同類，比如一個人殺害另一個人，甚至一隻狼咬死另一隻狼皆被視爲罪孽，哪怕動物間的自相殘殺，也會激起人心理上的強烈厭惡。那麼，不同物類之間呢？
當我們堂皇地把大自然視爲盤中餐、袖中物時，何以再也尋不到羞愧感了呢？“人類中心論”“人本位”“人類利己主義”天然即合理嗎？人慾膨脹到幾何都不受懷疑和指控嗎？
當初，上帝曾給予人類怎樣的權限？現代人履行的是神旨還是自我授權或達爾文式的刀俎路線？
曾有報道：遼寧，一座林子裡，一個頭戴兔皮帽子、手提獵槍的男子，突遭一隻兇鷹襲擊，它朝獵物俯衝下來，死命將利爪釘進對方頭皮，想將之叼起……若非同伴及時趕到，該男子很可能嗚呼了。
獵人被獵，咄咄怪事。報道人的語氣裡，竟毫無責鷹之意。人背叛人，也屬罕見。
我在想，那位獵人，在天上的那雙眼看來，是一隻怎樣的東西呢？據說，鷹眼向來銳利，視程和分辨率極高，總不致把人和兔子攪混吧？按常識，鷹也從不襲人啊。這究竟怎麼啦？
只有一種解釋：人，變成了非人！變成了荒誕的東西！
腦袋像兔子，貓腰拾槍，躡手躡腳……難怪眼神極好的鷹，也不認得它素來敬畏的人了。怪誰呢？
想起史蒂文森在《塵與影》中給“人”下的一場定義——
“人是多麼怪異的一種幽靈啊……他是這大地上的疾病，忽而用雙腳走路，忽而像服了麻藥一樣呼呼大睡。他殺戮着、吃喝着、生長着，還爲自己複製若干小小的拷貝。他長着亂草般的頭髮，頭上裝了一雙眼睛，不停地轉動和忽閃着。這是一個小孩看了會被嚇得大叫的東西，但如果走近點看，他就是他的同伴所知道的那個他。”
我想，那個倒黴的獵人大概一輩子都不會再戴那頂兔皮帽了。
自然史上從未像今天這樣，發生一種生命形式威脅着這麼多別的生命形式的情形，也從未面臨過這樣一場由一個超級殺手製造的超級殺戮……人類不管是以其行動促成了某一物種的滅絕，還是以其漠然讓該物種走向滅絕，都是阻斷了一道有着生命活力的歷史性的遺傳信息流……讓一個物種滅絕就是終止一個獨一無二的故事。（霍·羅爾斯頓《哲學走向荒野》）
20世紀最後一年裡，每天午間，某電視頻道用幾分鐘講述一個發生在“歷史上的今天”的悲劇，它告訴世人：許多年前的今日，在我們的不知不覺中，曾有一種生存夥伴，比如一隻美洲旅鴿或一頭安哥拉紅羚，發出了它在地球上最後一絲哀鳴……
每看這節目，我正在進食的胃都會莫名地一陣**。
我甚至懷疑，現在的胃病莫非就是那時落下的。
2003年
(第五節我們拿什麼送給孩子
大地的禮物
丹麥日德蘭半島的一個山谷裡，住着一位林務員和他7歲的女兒。這本是一個幸福之家，可自從年輕的主婦去世後，笑聲便失蹤了。
這年夏天，漢斯·安徒生來這兒度假。很快，小女孩的黯然，那雙漂亮眸子裡過早閃爍的憂鬱，深深刺疼了詩人。他痛苦不安，爲命運的殘酷而傷感，甚至自責：“原諒生活吧，親愛的孩子，我們沒能把足夠的歡樂和幸福交給你……”
一天，他在林子裡散步，發現草地上有許多蘑菇，不禁心中一動。翌日，詩人邀請自己的小朋友去那片樹林。突然，女孩尖叫起來，興奮得臉通紅，因爲每簇蘑菇下都藏着一件奇妙的小玩意兒：一顆銀紙包的糖、一朵蠟花、一條緞帶……紅棗不見了，大概給烏鴉叼走了吧，詩人心想。他微笑地看着這一切，女孩歡快得像一隻小鳥，蹦蹦跳跳，眼裡燃着驚喜……詩人驕傲地宣佈：這些都是“地精”爺爺藏在那兒的，是他送給每個善良人的禮物，你獲得了，因爲你是個好孩子啊！
後來，在一輛夜驛車上，安徒生給旅客說起了這樁往事。“您欺騙了天真的孩子。”穿黑袍的神父氣憤道，“這是大罪孽！”詩人也激動了：“不，這不是欺騙！我堅信，無論任何時候，她的心都決不會像沒經歷過此事的人那樣冷酷無情！”
不錯，這正是童話的價值和美德。
它將善良、溫情、愛意、公正、信任、種種美好的元素和生活邏輯，將我們不慎迷失的東西重新找回來，對命運的缺憾和心靈的虧損施以彌補。它尤其告訴孩子們：什麼是美，活着爲了什麼，美好的人生應該有什麼，如何發現、壯大自己的夢想……
教育家說過：如果一個孩子在7歲時知道了什麼是美，他就會用一生去尋找美！
許多年後，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重新回到那片草地上。
他沒再見到那個小女孩。但他確信，那一定是位美麗的姑娘了。
當他蹣跚着低頭找什麼時，一個小丫頭不知從哪裡冒了出來，她好奇地眨着眼，柔聲問：
“老爺爺，您丟失了什麼？我可以幫您找回來嗎？”
老人眼睛溼了。
沒什麼比這更能撫慰一顆孤獨的心了。在這個天真的新人身上，他已找到了要找的東西：快樂、自由、善良和美。
森林被殺害，童話被殺害
森林，這大地最美麗的皮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