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陳北李”缺席中共成立大會的原因
衆所周知，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是陳獨秀和李大釗。然而，1921年7月23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卻沒能見到“南陳北李”的身影。
作爲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爲什麼都沒有參加中共成立大會呢？
我們從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中，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關於陳獨秀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包惠僧這樣回憶說：
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爲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會後就可以回去。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陳獨秀年長，我們又都是他的學生，他說了以後大家就沒有什麼好講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見。
根據包惠僧的回憶，我們可以得出，陳獨秀之所以未能出席會議，是因爲他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兼大學預科校長，公務繁忙、事務纏身，不能脫身。
那麼，李大釗爲何也未能參加中共成立大會呢？
劉仁靜是這樣回憶
的：
1921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爲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出兩個人去參加。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李大釗、陳德容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前是否徵求過李大釗先生的意見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氣，就是徵求他的意見他也不會反對。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於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
李大釗先生沒有參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估計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脫；另一方面，當時我們北京小組開會研究誰去上海出席“一大”時，也沒有推選他。
張國燾也回憶說：
上海、北京和廣州各地同志們互相函商的結果，決定於六月中旬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根據這個決定，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大會。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爲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
根據劉仁靜和張國燾兩人的回憶可以知道，當時，李大釗是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同時還兼任“八校教職員代表聯席會議”主席等職。中共一大召開的時間，恰逢學期結束期間，各種教務雜事比較繁多，無法親自
到上海蔘加會議。
除了上述原因外，還有人認爲，“南陳北李”不能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是因爲他們都是文化名人，行動目標太大，容易使會議信息遭泄。這樣的理由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足以說服大衆。
事實上，“南陳北李”未出席中共成立大會的原因，需要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去分析。歸納起來，不過三點原因。
第一，會議準備得過於匆忙，沒能和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人深入探討。雖然維金斯基曾和陳獨秀、李大釗就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相關事情交換過意見，但是馬林與尼克爾斯基並未與“南陳北李”謀面，更是缺乏充分溝通。如果，中共成立大會能夠推遲一個月舉行，或許陳獨秀和李大釗都能從繁忙的公務中抽身出來欣然參加。
第二，與各地黨小組沒做充分溝通，使得這次會議的重視程度不夠。由於時間倉促，各地黨小組成員都沒來得及與主要負責人開會研究，就決定了代表人選。在這一點上，中國共產黨北京的早期組織表現得尤爲明顯。他們可能覺得這是一次普通的會議，所以纔沒有足夠地重視起來。
第三，共產國際代表急於完成任務。當時，馬林處在衆多偵探的監控之下，其行動也受到極大限制。爲了能儘快地完成共產國際交給他的任務，馬林只能在非常環境下，冒着巨大的風險一切從簡地召開中共成立大會。
雖然“南陳北李”未能參加中共“一大”，而使這次會議留下了一種無法彌補的遺憾，但是，他們爲中共“一大”所作出的突出貢獻將永載史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