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產黨小組的成立
1920年2月，李大釗護送陳獨秀南下上海後，返回北京與鄧中夏、羅章龍等人醞釀發起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3月，這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亢慕義齋”正式成立。從成立的時間上來說，“亢慕義齋”是中國第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一開始，它是一個秘密團體，直到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後纔對外公開。
亢慕義，是英文Communism的音譯，即“共產主義”。當初取這個名字的用意，很顯然是爲了躲避北洋政府的檢查和查封。
“亢慕義齋”設立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要用於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收藏馬克思主義文獻。今天，位於北京大學圖書館一樓南側的典藏部裡，仍舊保存着八本印刷精美的德文原版小冊子。這八本小冊子封面都印有一枚“亢慕義齋藏書”的印章。它們是北大圖書館的鎮館之寶，也是黨史界彌足珍貴的外文書籍。
整個研究會的核心和靈魂人物是李大釗。他經常和研究成員一塊討論問題、組織演講活動等。不過，他在研究會中並沒有擔任實質性的職務，研究會的成員大多是北大的進步學生，主要有鄧中夏、羅章龍、高君宇、劉仁靜、張國燾等人。後來，在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19名發起人中，除了高崇煥、楊人杞、範齊韓三人外，其餘16人都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亢慕義齋”的主要活動有三個方面，一是組織會員學習馬克思主義，二是組織會員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三是組織講演活動。整個研究會不僅致力於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學習，而且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對現實問題的分析和探討。總體而言，它是一個非常嚴謹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團體。
自從“亢慕義齋”成立，到1926年還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啓事，前後活動長達七年之久。不得不說，它是中國成立時間最早、持續時間最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它不但宣傳了馬克思主義，還團結培養了一大批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進步青年，爲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
成立創造了良好的基礎條件。“亢慕義齋”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跟李大釗嚴謹治學的態度和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是分不開的。
在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醞釀成立期間，張國燾和張申府兩人充當了“南陳北李”的信使，爲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呼之欲出”立下了不少功勞。
張國燾，一個複雜而具有爭議的人物。雖然他後來在黨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筆，但在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時期，所創下的功績確實是不可磨滅的。
1920年7月，張國燾接受李大釗的建議，到上海躲避北洋政府的抓捕。他到達上海後，立馬到漁陽裡2號拜訪陳獨秀，向他轉達李大釗關於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開展工人運動的想法。關於他這次與陳獨秀的長談，在張國燾的《我的回憶中》這樣寫道：
他（指陳獨秀）開門見山的說：“研究馬克思主義現在已經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現在需要立即組織一個共產黨。”陳先生這種堅決的主張，我還是第一次聽見。
……
我們雖否定李大釗先生所謂暫不過問實際政治的說法，但經過多方推敲，仍然難於確定一個最小限度的政綱，其內容主要是對於現實政治各方面的應有態度。只因我們對於馬克思所說的“工人無祖國”尚不能坦然接受，也還弄不清楚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獨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間的微妙關係。在無可奈何之下，陳獨秀先生這樣表示：我們不必做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一開始就發表一個《共產黨宣言》；我們只是要做邊學邊乾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現在可以先將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來，黨綱和政綱留待正式成立以後再去決定。
1920年8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興奮的心情將和陳獨秀先生談話的經過告訴李大釗先生。李先生略經考慮，即無保留的表示贊成。他指出目前的問題主要在於組織中國共產黨的時機是否已經成熟，但陳獨秀先生對南方的情況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判斷也較爲正確，現在他既已實際展開活動，那麼我們就應該一致進行。李
先生相信我們現在起來組織中國共產黨，無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的條件都較爲具體，決不會再蹈辛亥革命時江亢虎等組織中國社會黨那樣虎頭蛇尾的覆轍。他認爲陳獨秀先生和我在上海所擬議的要點都是切實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發動起來。
當然，除了張國燾這一條聯絡線外，還有另外一條線在聯繫着李大釗和陳獨秀。在他們二人中間傳話的信使，即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的助手張申府。
張申府，1914年進入北京大學學習，畢業後留校工作。後來經人介紹認識了李大釗，遂在北大圖書館當起了他的助手。在此期間，他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參與《新青年》的工作，並和陳獨秀、李大釗共同創辦了《每週評論》。所以，張申府與陳獨秀、李大釗二人都保持着極好的關係。
對於“南陳北李”分別在上海和北京發起建黨的經過，張申府回憶說：
對於建黨一事，我們有了統一的認識，便開始分頭活動。陳獨秀熱情極高，他說幹就幹，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漢、李達等，還發展了當時在滬的施存統、沈雁冰、沈玄廬等。此外，陳獨秀同胡漢民、戴季陶、張東蓀等人也談過此事，他們沒有同意。由於陳的多方推動和組織，終於成立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北京也在同時進行籌組活動。大釗同志性情溫和，樂於與人交往，然而又不善空言，他和陳獨秀一樣具有熱情和信心，但工作起來又較細緻謹慎，因此北京的發展工作稍緩慢了一點。
經過張國燾、張申府兩人的穿針引線，李大釗在建黨問題上與陳獨秀進行了充分溝通，並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1920年10月下旬，李大釗、張國燾、張申府三人發起的北京共產黨小組正式成立。11月底，北京共產黨小組正式改名爲“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擔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羅章龍負責宣傳。從此，以李大釗爲核心的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真正建立起來，各項黨組織的工作逐步開展並走上正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