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伊克昭盟武警支隊招待所。
徐衛東敲門叫醒我們時，窗外還是黑漆漆的，我看了眼手錶，凌晨四點。
三分種內收拾利索後，徐衛東開車拉着我們出市區往西，奔了五十公里左右後車子下了公路，感覺是進了一片荒無人煙的沙地。
在一個三面都有沙坡的隘口上，徐衛東熄了車，從手邊摸出三個牛皮紙的檔案袋，看了眼上面的標註，分別丟給我們三人。
我疑惑的打開那個上面寫有我名字的檔案袋說：“這是什麼？”
徐衛東低頭點了支菸，臉的輪廓在打火機跳動的火光下映的有些跳躍，他抽了口煙說：“在最後一頁簽名。”
我抽出檔案袋裡的文件，封面鮮紅的“調令”兩字直刺入我的眼簾，大概掃了眼才明白，這是一紙把我調往伊盟武警支隊的調令。我擡起頭與同樣滿臉茫然看着我的寧志和鄭勇對視了一下，寧志突然問道：“爲什麼？”
徐衛東擡起眼皮冷冷的掃了他一眼，說：“完事了我告訴你爲什麼。”寧志忙把下面的話生生嚥了回去，低下了頭。他見我們三個還在猶豫，說：“不籤也行。”說着就要奪我們手中的文件。我一邊躲一邊說：“筆，沒筆。”
徐衛東一拍腦門說：“對，忘了給筆了。”說完打開車子扶手箱翻騰了半天，拿出一支圓珠筆。
徐衛東接過我們簽好的文件掃了一眼，說：“你們這字真該練練。”說完閃了幾下車燈。很快從不遠處跑來兩個身着武警制服的人，對着徐衛東立正敬禮。徐衛東把那三分文件拍到那人胸口，用下巴指了指車內說：“驗驗嗎？”
那人一個立正說：“不敢。”
徐衛東對我們說：“出來，見見你們支隊長。”
我們三人下了車，還沒說話，徐衛東說：“行了，沒問題就簽收，帶他們幹活去吧。”支隊長和徐衛東打了個招呼，對我們招招手說：“跟我來。”
我們三人跟着他往裡隘口裡跑了十幾米，才發現裡面一共停着十幾輛車，數十武警戰士早已將這個地方圍得水泄不通。支隊長帶我們到一輛車後，對邊上的警衛使了個眼色，那個警衛拉開後備箱，他走過去鑽進車內，不多時出來扔給我們一人一個大墨鏡和一個防爆頭盔，示意我們戴上。周遭本來就霧濛濛的，戴上墨鏡和頭盔後就更是什麼都看不清楚了，我們摸索着跟下了車。支隊長掀起後備箱，裡有一個槍架，上面赫然挺立着三支八一式自動步槍，在微弱的天光下泛着幽幽的藍光。支隊長說：“上車檢查槍支彈藥，今天的任務是槍斃死刑犯。”
拿了槍正要擡腳上車的我聽完這話後一個趔趄差點兒絆倒。人形的靶子我打過，人是真沒打過。儘管我們都清楚那是早晚的事，而且訓練時教官也一再提醒要把靶子當罪犯，每次我也會把準星後的靶子想象成一個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但這次聽到要真槍實彈擊斃罪犯了，還是大吃一驚——在區區兩個月前，我們還只是某指揮學院裡的普通學員。現在，因爲眼前這個叫做徐衛東的人，我們就成了死刑執行人，要用手中的槍去結束別人的生命。
我們是昨天傍晚接到命令隨徐衛東從北京出發的，一路無話狂飆三個小時就到達伊盟。
昨晚在招待所的房間裡，鄭勇興奮異常，整晚喋喋不休，臨睡前在被窩裡枕着自己胳膊看着天花板嘿嘿地樂着說：“看到沒？活兒來了！你們猜是什麼類型的任務？”
寧志卻沒當回事：“我估計是演習。”
儘管我對這次任務一無所知，但直覺告訴我，我等的這一天終於來了，肯定是很重要的任務等我們去完成。我很興奮，更多的卻是不安。
這是一種對於未知事物的惶恐，徐衛東兩個月前從105個學員裡選出我們三個來的時候，我就有過這樣惶恐的感覺。因我太知道自己的分量了，論體能論謀略我絕對不可能排到前三十，寧志和鄭勇跟我是半斤對八兩。我們到底有什麼特別的地方讓徐衛東把我們挑出來？
我總想從徐衛東的一言一行裡找出點兒邏輯來，但他除了走路帶風、老皺着眉、說話聲音特別低之外，本身也沒什麼特別之處。
鄭勇和寧志還在漫無邊際且毫無根據地猜測着任務，我不想參與，閉着眼又睡不着，不由想起了兩個月前的那個深夜。
那是我們第一次見到徐衛東。
也是在凌晨的這個點兒，用緊急集合哨把我們集合在操場上，我們三人從此就走上了一條註定跟其他同學不一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