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八十九）國民性之論
等蔡鍔來的時間裡，孫綱仔細地閱讀了他寫的《軍國t
才知道經常爲後世憤青所詬病的“軍國主義”和這眼前的“軍國民主義”完全不是一回事。
蔡鍔在《軍國民篇》裡闡述了他的在中國推行“軍國民主義”的救國主張，他認爲現在清朝雖然已經滅亡，新的華夏共和國成立了，但是中國民衆的思想意識並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和西方國家甚至日本相比，還沒有真正完成從“臣民”到“國民”的轉變，蔡鍔認爲，中國之所以“國力孱弱，生氣銷沉”，主要是由於國家教育落後，思想意識陳腐，人民體魄羸弱，武器裝備低劣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變上述弊病，就必須實行“軍國民主義。”他斷言：“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則中國其真亡矣。”
蔡鍔認爲“欲建造軍國民，必先陶鑄國魂”，但至於“國魂”的具體內容是什麼，蔡鍔卻沒有在《軍國民篇》裡做出回答。
蔡鍔的這篇文章雖然並不長，但表達的內容卻很多，引用的資料翔實，言辭真切，孫綱以前還真就不知道，蔡鍔的文章居然寫的這麼好。
在他剛剛看完《軍國民篇》之後，蔡鍔就到了。
一身英挺的軍校生制服的蔡鍔見到了孫綱，端正肅立，給了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孫綱趕緊迎上去，請他坐下。
蔡鍔來之前孫綱就已經知道了，他現在正在保定軍校就讀，在軍情總處找到他之後，他知道是孫綱想見他，就請假風塵僕僕地趕來了。
雖然現在按照級別，他完全受得起蔡鍔的敬禮，但在內心深處，他還是感覺有些慚愧的。
眼前的蔡鍔和電影裡的形象完全不一樣，身形略顯瘦弱，但眉宇間卻有一種自然英武之氣，而他的談吐很是文雅，孫綱在心裡暗暗稱奇，感覺他將來肯定也是象周瑜一樣的儒將一類的人物。
由於後世對蔡鍔的景仰已經根深蒂固，因此孫綱是抱着求教的目的和蔡?探討他在《軍國民篇》裡所講的關於國民性的問題，蔡鍔來見孫綱本來還懷有一絲忐忑，但現在看到這個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的軍務部長居然這麼好說話，拘謹之意很快就一掃而光，兩個人隨即開始象多年不見的好朋友一樣熱烈的討論了起來。
孫綱向蔡鍔談起他在文章裡寫的關於“陶鑄國魂”的問題，關於“國魂”具體是什麼，蔡鍔在文中並沒有說明，實際上蔡鍔也只是籠統地指出“國魂者，淵源於歷史，發生於時勢，有哲人以鼓鑄之，有英傑以保護之，有時代以涵養之，乃達含弘光大之域。
然其得之也。非一日而以漸。其得之艱。則失之也亦匪矣。是以有自國民之流血得之者焉。有自偉人之血淚得之者焉。有因人種天然之優勝力而自生者焉”。想要具體說明地話。恐怕就要困難多了。
孫綱和蔡鍔以這個“國魂”地論題爲引子。進行了旁徵博引地討論。孫綱“淵博”地學識讓蔡鍔大吃一驚。而蔡鍔對中國國民性問題地獨特見解也讓孫綱深受啓發。
蔡鍔告訴孫綱。國民性地問題其實是內在於“民族主義”地一個問題。正是有了“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地存在。“國民”才得以發現。現代民族國家地“國民”除了應具備健康地體魄以外。更應該具備健全地精神。
蔡鍔曾經和梁啓超探討過關於中國人地國民性問題。他們都一致認爲。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精神、獨立自由地意志和公共精神。蔡鍔認爲這些缺點是中國向“現代民族國家”過渡地主要障礙。
現在地華夏共和國。雖然已經在心理上得到了中國人民地廣泛認同。但蔡鍔認爲。華夏共和國地基礎其實並不牢固。
蔡鍔指出。目前中國各階層民衆好多是爲了一個“利”字而聚集在華夏共和國地龍旗之下。中國各階層民衆現在還不是真正意義上地現代“國民”。一旦這個“利”不能保證。華夏共和國就可能失去存在地基礎。最後在內因和外力（外國入侵）地雙重作用下轟然倒塌。
蔡鍔說，一個國家國民的國民性的影響是十分廣泛的，國民素質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強盛，國家政治制度改革的目的是爲了實現國民和國家的“共同發達”，而“國民”和“國家”之間存在相互促進的作用：“夫以國家而使國民得其安全發達，又以國民而使國家得其安全發達者，此爲國家政體之目的。若偏重於國家，則必減少國民之幸福；若偏重於國民，又必搖動國家之根本。究之一方之
達亦不可得，遑論二者。故惟有並重，而無可偏歧
蔡鍔認爲，中國的國民性必須經過改造才能適應目前新時代“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需要，也就是說，國民性的改造是進行政治制度改革和建設民族國家的基礎性條件。“目前規制未全備，民智尚未大開，若操切從事，塗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
中國現在的情況，正好處於“除舊佈新”的關鍵時期，如果忽視國民性改造的問題，中國的各方面改革仍將陷入倒退，即使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不能由表及裡”，終將無濟於事。
孫綱對蔡鍔的看法表示了贊同。
他畢竟是從後世穿越來的，關於這個“國民性”的問題，他深深地知道，即使是在後世，也並沒有解決好。
梁啓超就和孫綱說過，“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可謂至哉斯言。
在真正的“大同世界”出現之前，這句話是永遠不會過時的。
蔡鍔還認爲，應該把“國家”塑造成爲“國民”身體和精神忠誠的唯一對象，其最終目的，是要達到“全民皆兵”的狀態，希望通過國民身體、精神與生活方式“軍事化”的形式，來重振中國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使中國擺脫亡國的現實危險。
蔡鍔指出，在當今“戰爭最劇之世界”，唯有普及“軍國民主義”才能挽救中國於危亡之中。倡導“軍國民主義”不僅可以抵禦外辱，而且也是建立現代國家的必備條件。現在中國面臨着外國入侵的現實威脅，則以“尚武”爲目地的體育精神就應當被列爲貫徹到國民教育當中的重要措施之一。“凡各中小學堂各種教科書，必寓軍國民主義，俾兒童熟見而習聞之”。爲了體現對學生體育的重視，國家應該重視各種體育運動會的舉辦。新式學校教育的特點在於統一的學制，學生的身體健康應被納入標準化的規制中。“入學年限爲四年，教授日數每年四十五星期，教授時刻每星期三十六點鐘”；“所定讀經講經鐘點，悉用中學堂例，每星期讀經六點鐘，講經三點鐘。”鐘點時間的運用“不但及於教育制度的結構化，同時也塑造着其中每一個教化性身體的活動”，學校教育體系應當成爲“我政府進行國民身體精神改造的一個最具體的動作”。象對於政府當局已經採取的禁絕鴉片和禁止婦女束胸纏足的措施，還應該加大力度，不能只侷限於城市，還應當深入到鄉村。
孫綱和蔡鍔討論後認爲，對於現代的國民而言，比健康體魄更爲重要的應當是健全的精神，一個不具有公共精神、權利觀念和愛國意識的人不可能成爲合格的國民，也不可能成爲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社會基礎。
作爲一個穿越者，孫綱知道，國家觀念淡薄的中國式“看客”曾經是魯迅先生筆下譏諷的對象之一，也是促使魯迅先生棄醫從文，決心以文學的力量喚醒中國的民衆的重要原因。
對於這個時代的大多數中國民衆而言，因爲他們受傳統封建社會“教育”影響太久了的緣故，中國民衆已經習慣了安於做一個消極的“臣民”。
其實俄國也存在着同樣的情況，記不住是誰說的了，“俄羅斯人喜歡受鞭策”！
這樣的民衆，極少能想到自己應該享有的“公民權利”和對國家應該承擔的相應責任。這種局面的出現與長期的**統治有關，一位西方學者針對中國人的這種情況就曾尖銳的指出，“在**政權的統治下是沒有‘愛國’可言的”！
而象一個硬幣的正反兩面，同樣，一個**的政權也不可能允許普通的民衆享有通過“制度化”途徑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的權利。
梁啓超曾對孫綱說過，國家與國民或者說國權與民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關係，“夫國者何？積民而成也。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愛國者何？民自愛其身也，故民權興則國權立，民權滅則國權亡。”爲了建設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政府必須承擔起更爲積極的角色，“古之帝王以天下太平爲政治之目的，今之君主掌國者以國民發達爲政治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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