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轉眼已是深秋。隨着十六屆四中全會的臨近，京城再一次熱鬧起來。
絲絲秋雨之中，華夏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６日至１９日在京城舉行。
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會委員１９４人，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１５２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和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列席了會議。
時年僅三十二歲的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蕭宸首次作爲中央委員出席全國黨代會。
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顧挽瀾作了重要講話。
全會聽取和討論了顧挽瀾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華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賈樂紅就《決定（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
全會充分肯定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認爲，中央政治局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以鄭南巡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認真落實以人爲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繼續推進各方面改革，着力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保持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良好勢頭，民主法制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取得新進展，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全會全面分析了當前的形勢和任務，着重研究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若干重大問題。一致認爲，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時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在機遇和挑戰並存的國內外條件下，我們黨要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歷史任務，必須大力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這是關係華夏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關係華夏民族前途命運、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課題。只有不斷解決好這一課題，才能保證我們黨在建設華夏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爲堅強的領導核心。
全會回顧了黨的執政歷程，一致認爲，黨執政５５年來，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戰勝各種風險和挑戰，把四分五裂、貧窮落後的舊華夏建設成爲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正在蓬勃發展的新華夏，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黨經過艱辛探索和實踐，積累了執政的成功經驗，主要是：必須堅持黨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用發展着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必須堅持推進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增強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必須堅持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發展作爲解決華夏一切問題的關鍵；必須堅持立黨爲公、執政爲民，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羣衆的血‘肉’聯繫；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必須堅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強黨的建設，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這些主要經驗，也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指導原則，必須在實踐中長期堅持並繼續豐富和完善。
全會強調，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鄭南巡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爲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以保持黨同人民羣衆的血‘肉’聯繫爲核心，以建設高素質幹部隊伍爲關鍵，以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爲重點，以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隊伍建設爲基礎，努力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總體目標是：通過全黨共同努力，使黨始終成爲立黨爲公、執政爲民的執政黨，成爲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執政黨，成爲求真務實、開拓創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潔的執政黨，歸根到底成爲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永遠保持先進‘性’、經得住各種風‘浪’考驗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和諧、人民幸福。
全會確定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和各項部署。要堅持把發展作爲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完善黨領導經濟工作的體制機制和方式。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不斷提高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推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不斷提高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牢牢把握輿論導向，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優先發展教育和科學事業。要堅持最廣泛最充分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不斷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不斷增強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係，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的羣衆工作，維護社會穩定。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斷提高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提高科學判斷國際形勢和進行戰略思維的水平，掌握處理國際事務的主動權，增強同國際社會‘交’往的本領，堅決維護國家安全。全黨要緊緊圍繞上述任務，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創建新機制、增長新本領，全面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使黨的執政方略更加完善、執政體制更加健全、執政方式更加科學、執政基礎更加鞏固。
全會強調，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建設一支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是黨執政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要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按照政治合格、軍事過硬、作風優良、紀律嚴明、保障有力的總要求，緊緊圍繞打得贏、不變質兩個歷史‘性’課題，積極推進華夏特‘色’軍事變革和軍事鬥爭準備，加強軍隊全面建設。
全會指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要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不斷開創“一國兩制”事業的新局面。解決寶島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黨肩負的神聖使命。要貫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項主張，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堅決反對和遏制“島獨”分裂勢力，堅定不移地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全會強調，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關鍵在於加強黨的建設。要以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爲重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堅持用鄭南巡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武裝全黨，建設一支善於治國理政的高素質幹部隊伍，把各級領導班子建設成爲堅強領導集體，使黨的基層組織真正成爲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組織者、推動者、實踐者，增強黨的團結和活力。進一步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深入開展反腐敗鬥爭。
全會審議通過了《華夏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關於同意姜恩國同志辭去華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和《華夏共產黨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關於調整充實華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決定》。
全會高度評價姜恩國同志爲黨、爲國家、爲人民作出的傑出貢獻。姜恩國同志是華夏共產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從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到黨的十六大的１３年中，在國際國內十分複雜的形勢下，以姜恩國同志爲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高舉鄭南巡理論偉大旗幟，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推動華夏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新進展。姜恩國同志擔任中央軍委主席１５年來，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發展趨勢，對加強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新舉措，豐富和發展了‘毛’澤東軍事思想和鄭南巡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創立了姜恩國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領導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姜恩國同志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尊重實踐，尊重羣衆，集中全黨智慧創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實現了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的又一次與時俱進。“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華夏化的最新成果，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根本指針，必須貫徹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個領域，體現在黨的建設的各個方面。
全會決定，顧挽瀾任華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全會一致認爲，這有利於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和制度，有利於加強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
全會決定，徐仁任華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增補王文斌、陳效清、張定遠、計安邦爲華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全會按照黨章規定，決定遞補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海提艾斯.木拜克里、王正衛爲中央委員會委員。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華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祝維軍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撤銷祝維軍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給予其開除黨籍處分。
全會號召，全黨同志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顧挽瀾同志爲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鄭南巡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全面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同心同德，艱苦奮鬥，紮實工作，開拓進取，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華夏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奮鬥！
祝維軍從祥林省長任上被中央調任政務院宗教局黨組書記、局長之後，就一直處於中紀委調查之中，終於在這次黨代會之前被查明問題，經華共中央、中央紀委研究，本次會議審議並通過了關於他的問題的審查報告。據內幕消息，祝維軍在擔任祥林省長期間，利用職務便利，爲他人謀取利益，或者利用其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爲，爲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摺合人民幣共計500餘萬元。
……
１６日至１９日，華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在京城召開。這次備受矚目的會議設定了一項備受矚目的議程——審議《華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以中央全會的形式對執政黨的能力建設作出決定，這在黨的８３年的歷史上尚屬首次。
觀察家指出，這既表明在新的歷史時期，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和境界，也表明在國內外形勢發生急劇變化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入緊要關口的大背景下，執政黨的能力建設問題已然凸顯到一個必須從戰略高度加以規劃、從理論層面系統闡釋、從戰術角度全面推進的地步。
在兩年前的十六大上，中央提出了在新形勢下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命題，並要求全黨不斷提高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應對複雜局面的能力、依法執政的能力和總攬全局的能力。這次全會，則對十六大提出的這一命題進行了更爲深刻、更爲系統、更爲全面的闡述。
中央全會是黨就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凝聚全黨智慧，統一全黨意志和行動的重要政治制度，是華夏共產黨進行治國理政的思想政治總動員。證諸黨的歷史，對華夏的發展與進步產生深刻影響，給當代華夏帶來巨大變革的決定，無一例外都是在中央全會上作出的。而本次全會將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作爲主要議程的動因，是因爲在全球化的開放環境下執政，執政黨自身的建設必須符合現代政治文明的‘潮’流和規律，其執政方式既要符合現代政黨的要求，也要符合現代國家治國理政的普遍規律，其執政能力必須符合人民羣衆更高、更嚴格的要求。
在本次全會召開前，不少觀察家都認爲，進入新時期後，雖然華夏綜合國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面臨的內外形勢仍然十分複雜，改革與發展的難度甚大，社會矛盾增多，國際環境詭譎多變。這一切，都對執政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從國際環境來看，儘管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但世界還很不太平，國際政經格局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況，新動向。“一超多強”格局基本形成，並將維持相當長的時間；恐怖主義依然猖獗，國際反恐陷入“越反越恐”僵局；世界經濟環境劇烈‘波’動，國際油價起伏不定，能源之爭日益‘激’烈；世界科技依然在急速發展，人才爭奪加劇，……。華夏的發展，面臨着如何科學判斷國際局勢，科學決策自己發展道路的挑戰與考驗。
從國內形勢看，在華夏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的過程中，一些僵化教條的理論，一些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仍在嚴重束縛着人們的手腳。如何在思想理論上與時俱進，以創新的理論引導全體人民的創新實踐，不斷開創華夏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是擺在全黨同志面前的一個艱鉅任務；
華夏的改革開放在向更深層次、更廣的領域發展推進的過程中，新的深層矛盾和問題不斷涌現出來，甚至是集中地暴‘露’出來了，並與尚未解決的老矛盾、老問題纏繞一起，形成了華夏的市場經濟建設的一個個大溝大坎，這對黨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出了新的考驗與挑戰；
華夏的社會主義民主仍需進一步發展和完善，黨的依法執政的自覺‘性’有待進一步提高，如何正確處理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與依法治國的關係，如何按照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是一項緊迫的任務；
在思想文化領域，境外各種思想文化大量涌入，主流意識形態受到嚴峻挑戰。改革帶來的社會經濟結構、利益格局等方面的深刻變化，使滿足各個社會羣體的‘精’神文化需求成爲時代課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對思想文化資源的配置、利用和社會效果產生了多方面影響，人們享受文化資源的權利開始與市場經濟的運作相聯繫，自主‘性’更強。現有文化體制與文化發展需要不相適應，文化產業落後。這種全新的時空環境，對黨如何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考驗；
與此同時，在土地承包、徵用土地、城市拆遷、企業下崗失業職工安置和保障農民工權益等工作中，維護羣衆利益的問題非常突出，一些黨政職能部‘門’、執法機關的工作作風簡單粗暴，影響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和諧穩定的社會氛圍的消極因素大量存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任務十分艱鉅。
本次全會作出的決定，內涵十分豐富，對我們黨的執政理念、執政基礎、執政方略、執政體制、執政方式、執政資源和執政環境等進行了全面的闡述。與華夏改革與發展的實踐相映照，有許多值得留意的觀察點：
本次全會的決定，是黨在理論創新方面的又一重要成果。而理論的創新，正是全面加強執政能力的題中應有之義。理論和綱領是執政黨的行動指針，是凝聚黨心、贏得民心的旗幟。理論的因循守舊必然導致實踐上的裹足不前。黨要始終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就要根據實踐的要求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黨的全部工作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才能保證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鞏固和增強黨執政的思想基礎。
本次全會對如何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了科學的總結。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建立華夏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華夏共產黨人的一大創舉。市場經濟雖然是走向經濟繁榮的必由之路，但“佈滿荊棘和陷阱”，將之與華夏的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需要巨大的理論勇氣和創新能力，而對之實行科學的駕馭，則需要在實踐中正確處理一系列複雜的關係，解決許多深層次的問題。這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熟練的‘操’作技巧。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堅持依法執政是檢驗黨的執政能力的一個重要方面。分析人士指出，在當前和未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着力點，就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規範化和程序化。而在制定和執行這種制度、規範和程序時，是否能真正按照鄭南巡所要求的那樣，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有待實踐和時間的檢驗。而依法執政，既是現代國家政黨政治發展的一條普遍規律，也理應是華夏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執政的基本方式。各級領導幹部能否提高依法辦事的能力，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黨的活動如何進入國家法制的軌道，黨的執政能力的提高如何在法制的軌道上進行，能否拓寬和健全監督渠道，自覺接受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包括黨內監督、行政監督、羣衆監督和輿論監督，力戒以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和政治動員來貫徹政令措施，避免權力運行的無序和魂‘亂’，這既是時代要求，也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主題之一。
始終把握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一個全新課題。文化是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深層支撐。當前，在全球和信息時代的大‘潮’中，中外文化正在進行着史無先例的‘交’流與碰撞，華夏的傳統文化經受着處於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巨大沖擊。承接傳統，繼往開來，發展華夏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處在一種令人擔憂的困局之中。在這樣的複雜情況下，黨如何把握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領導全國人民大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社會主義文化，是對黨的執政能力的具體考驗。
整合社會，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轉型期華夏社會發展對黨的執政能力提出的新要求。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社會轉型的深入，華夏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進行深刻的調整、分化，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和日益多樣化的利益訴求。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出現了一些錯綜複雜的利益‘交’鋒，並且因此而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出現了一些影響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的突出矛盾和潛在隱患。如何協調社會利益，整合社會資源，維護社會穩定，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儘可能地擴大執政的羣衆基礎，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理所當然地成爲本次全會的重要內容之一。
對於“執政能力”的討論，一直持續到新年的到來，當國家統計局發佈2004年度統計報告之後，蕭宸這個華夏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黨的歷史上最年輕的中央委員，又因爲分管發展規劃、參與2004年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而被大批記者堵在國家發改委大‘門’口。隨後，蕭宸乾脆坦然接受了採訪。
首先出來的記者問道：“回顧2004年華夏經濟，人們聽得最多、談得最多的就是“宏觀調控”，您能不能簡要評論一下宏觀調控在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蕭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的主要作用是彌補市場缺陷，熨平大的經濟‘波’動。衡量宏觀調控成功與否，要同時看兩個方面：一看經濟發展中不穩定不健康因素是否得到抑制，是否避免了經濟發生大的起伏；二看經濟基本面是否受到傷害，經濟是否保持又快又好的發展。現在看來，這兩方面都取得了明顯成效。”
另一名記者問道：“從國家統計局發佈的相關數字看，2004年國民經濟的增長令人振奮：gdp增長9．5％；財政收入增長21．4％；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突破1萬億元，增長38．1％；外貿進出口突破1萬億美元，增長35．7％；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增長，特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6．8％，是1997年以來增長最快的，更是令人鼓舞。您能否用數字概括一下，通過宏觀調控在抑制不穩定不健康因素方面取得的成效？”
蕭宸微微笑道：“如果講數字，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總結：一是糧食生產出現重要轉機。2004年糧食播種面積比上年增長2％左右，扭轉了連續5年下滑的趨勢；糧食總產量比上年增加387．5億公斤，是新華夏成立以來增產最多的一年。二是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遏制。2004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70073億元，增長25．8％，比一季度回落17．2個百分點。三是貨幣信貸增勢減緩。2004年廣義貨幣m2和狹義貨幣m1分別增長14．6％和13．6％，比上年分別低5個和5．1個百分點；人民幣貸款新增2．26萬億元，同比少增4800多億元。在控制信貸總量的同時，按照有保有壓的原則，信貸結構也有所改善。
2004年國民經濟繼續保持增長比較快、效益比較好、活力比較強的良好勢頭，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也得到緩解，這一事實證明，中央所採取的宏觀調控政策措施是及時的、正確的、有效的。”
一位香港記者接過話筒，問道：“既然經濟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緩解了，國民經濟又保持了較快增長，宏觀調控是不是完成了歷史使命？”
蕭宸笑起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宏觀調控取得的成效還是初步的、階段‘性’的，不可盲目樂觀。
2005年，華夏的經濟發展還面臨許多困難和挑戰。從國際看，有三個問題對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影響較大，也增加了華夏經濟發展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一是局部戰爭和地區衝突頻繁發生；二是國際油價高位‘波’動；三是美元匯率持續走低。此外，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強化，針對華夏出口商品的限制措施增多，增加了華夏擴大出口的難度。
從國內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仍十分突出：一是糧食進一步增產和農民進一步增收的難度加大；二是固定資產投資在建規模依然偏大，新開工項目較多，投資需求膨脹還有可能反彈；三是資源環境約束矛盾日益突出，煤電油運仍相當緊張；四是生產資料價格持續上揚，價格總水平上漲壓力較大；五是就業壓力大、收入分配不公等社會矛盾不可忽視；六是體制不完善、結構不合理、增長方式粗放等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當前宏觀調控仍處在關鍵時期，稍有放鬆就可能出現反覆，甚至前功盡棄。”
新華社記者的問題都是有針對‘性’的，或者說有專業捧哏嫌疑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提出，今年要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請您介紹一下重點好嗎？”
蕭宸當然不能說不好，於是繼續微笑着道：“最重要的是，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把住信貸、土地‘兩個閘‘門’’，繼續搞好信貸政策、土地政策、產業政策的協調配合，着力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快增長，切實防止某些盲目擴張行業投資反彈。更加註重堅持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原則，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把握好調控的力度和重點。按照推動結構調整和實現‘五個統籌’的要求，安排好預算內資金和長期建設國債，加強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
2005年，儘管華夏經濟發展面臨着許多困難和挑戰，但國內外環境總體上比較有利。只要我們認真貫徹中央確定的各項方針政策，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宏觀調控的成果，今年國民經濟一定會繼續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勢頭。”
又是一名香港記者：“回過頭看，爭論始終伴隨着這次宏觀調控，可以說，對這次宏觀調控的認識，要比歷次宏觀調控爭論大。雖然人們的認識逐漸趨向統一，但仍有不少不同看法。您認爲這是什麼原因？”
蕭宸嚴肅了一些，說：“從客觀上講，主要是人們的認識對象即經濟運行本身比過去複雜得多；同時，這次宏觀調控是在經濟運行中不健康、不穩定因素還處在苗頭‘性’、傾向‘性’狀況時提出來的，這比在矛盾充分暴‘露’後統一認識要相對難一些。從主觀上講，與人們佔有的信息量不同，分析問題的思維框架不同，以及所處的位置和角度不同有關。”
那位記者卻不肯‘交’出話筒，繼續提問：“爭論最大的問題，還是對這次宏觀調控的必要‘性’的認識。有一種觀點認爲，現在市場化程度已經較高，經濟生活中出現一些問題，市場會自動調節，不需要政fǔ主動進行調控。因此，認爲這次宏觀調控是政fǔ的一種過度反應，您怎麼看待？”
蕭宸答道：“對於這次宏觀調控究竟有沒有必要這個問題，要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從理論上看，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兩者內在統一，相輔相成，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內容。
從實踐上看，經濟運行中逐步凸顯的一些矛盾和問題表明，已到了非加強宏觀調控不可的時候。從2003年起，華夏經濟在快速增長中出現了一些不穩定、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是兩個問題：一是糧食問題。糧食播種面積連續5年減少，糧食產量持續下降，這種趨勢值得引起高度重視。二是投資問題。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猛，一些行業和地區投資過度擴張。更爲嚴重的是，在總量擴張的同時，結構並沒有改善。不僅已經關閉的小鋼廠等恢復生產，而且又新上了一批資源消耗大、技術水平低、污染嚴重的項目。
歷史經驗多次證明，糧食大幅減產和投資需求膨脹‘雙碰頭’，經濟運行就會起‘‘波’瀾’。這次也不例外。投資膨脹是華夏經濟發展的痼疾。由於投資增長過猛，使得經濟運行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進一步凸顯，它助長了信貸規模過度擴張，信貸擴張反過來又推動投資更快增長；加劇了煤電油運的緊張，使經濟運行繃得更緊；拉動了基礎產品價格上漲，加大了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壓力。如果不及時採取有針對‘性’的調控措施，任憑這些不穩定、不健康因素髮展下去，最終會造成經濟大起大落，我們長期企盼的、來之不易的好形勢就可能發生逆轉。如果出現這種局面，經濟恢復起來需要更長的時間，付出更大的代價。”
這個記者好像卯上了，還要繼續提問：“這次宏觀調控中對‘鐵本’的處理，有人說是‘打壓民營經濟’，你怎麼看？”
這種問題用詞一定要準確，所以蕭宸微微沉‘吟’，然後纔回答道：“這次宏觀調控不是以所有制劃線，而是堅持一視同仁、依法辦事。查處‘鐵本’，不是因爲它是民營企業，而是因爲它在土地管理、環保評估、銀行信貸和納稅等方面嚴重違法違規。在這次宏觀調控中，始終毫不動搖地堅持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民營經濟保持了較快發展。如2004年，‘私’營企業投資增長47．9％，高出全國平均水平22．1個百分點，佔全部投資的比重比上年提高了1．3個百分點；‘私’營企業外貿出口增長68．6％，高出全國平均水平33．2個百分點，所佔比重提高了3．3個百分點。很多民營企業家在這次宏觀調控中，進一步理清了發展思路，選擇好發展重點。如江南萬向集團的魯冠球就深有感觸地說：‘宏觀調控引導我們加快樹立科學發展觀，讓企業發展得既快速又穩健。’我想這算是一種有代表意義的思想。”
另一位看來比較關注蕭宸的記者搶過話筒，問道：“爭論很大的另一個問題是關於這次宏觀調控的方法，有人認爲，走的是‘老路子’，仍然是以行政手段爲主。您曾說過，這次宏觀調控打的是‘組合拳’，請具體介紹一下‘組合拳’的各種‘招數’。”
蕭宸笑起來：“對於這次宏觀調控，中央一開始就非常明確，主要運用經濟的和法律的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打的是‘組合拳’。比如，爲了扭轉糧食減產的趨勢，國家並沒有恢復糧食種植和收購的指令‘性’計劃，強迫農民種糧、賣糧，而是實行對糧農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補貼等財政手段，特別是對部分糧食品種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用價格信號來引導農民增加糧食生產。爲了控制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也並沒有主要靠強化項目審批，而是主要靠把好信貸和土地‘兩個閘‘門’’。在信貸方面，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合理控制信貸總規模，兩次調整了存款準備金率，還上調了存貸款利率，擴大了利率的浮動範圍等。在土地方面，主要是法律手段，按照《土地法》的規定開展開發區和土地市場清理整頓，查處違法違紀行爲。對於一些盲目投資、過度擴張行業，嚴格市場準入標準，提高了建設項目的資本金比例。
當然，在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同時，也採取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在採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時，十分注意依法行政，並與經濟手段密切配合。”
這位記者不光關注蕭宸，看來也相對比較維護蕭宸，他接着蕭宸的話說：“看來，是靠‘組合拳’的力量，才把固定資產投資的溫度降了下來？”
蕭宸笑道：“其實，比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幾個百分點收穫更大、意義更深遠的是，這次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是貫徹落實以人爲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重大實踐，不僅保持了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避免了一次經濟發展大的起伏，而且加深了全黨同志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這種思想上的收穫，對於我們理清發展思路，用科學發展觀指導今後的實踐，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該透‘露’的都透‘露’了，該表明的也表明了，蕭宸朝周林微微使了個眼‘色’，周林頓時吩咐身邊的工作人員，開始隔開記者，並向記者們解釋說明：蕭主任還有會議要參加，今天的採訪就到這裡了……
規劃天下這一卷，快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