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個很難用常理推測的國家，這個民族也是如此，正如他們發動甲午戰爭、日俄戰爭之時，人們都感到匪夷所思一樣，如果日本在此發動對中國的大規模戰爭，肯定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日本看來，他們肯定有着一千條必須開戰的理由，而且，他們也抓住了一個非常難得的天賜良機，強烈的民族和國家危機感正逼迫他們繼續鋌而走險。
同時，他們還有一個絕對有把握的底牌，那就是大日本帝國的海軍。
如果日本海軍是一條鱷魚，那中國海軍連一隻烏龜都算不上，這就意味着即便日本陸軍再次大敗，沒有海軍的中國依然奈何不了他們，因爲這他媽的是一個島國，打不贏他們的海軍就永遠不能真正的打敗他們。
……
召開了中央陸軍總參謀部和陸軍部的聯席軍事例會之後，宋彪心情沉重，他恨不得現在就用核彈頭將日本夷爲平地，還好，他手裡依然有足夠的幾張牌可打，不至於直接就發出一對Joker。
開完例會之後，宋彪讓其他人都先回去繼續積極備戰，而他則一個人在辦公廳裡沉默的思索了一段時間，隨後給臨時內閣政府財政大臣張康仁打了一個電話，讓張康仁用最快的速度過來。
聽到新皇帝的詔令，張康仁恨不得有四條腿和八隻手，騎上馬就從財政部一路狂奔過來。等到了辦公廳之前還喘着粗氣。
稍作整理，張康仁就在另外一位一等侍從武官蔣作賓的陪同下。匆匆進入辦公廳覲見宋彪。
見到宋彪，他畢恭畢敬的在紅色的地毯鋪道上躬身行禮。道：“陛下！”
如今這年月，在新皇帝的辦公廳裡已經無人有資格能坐下來，不管是誰進來稟報事務都得站着說話，反正沒有讓大家跪下來就算是很給諸位一個小小的諸生平等的尊嚴了。
宋彪正在整理手中的各種軍事情報，聽到張康仁的聲音，就道：“坐吧。我有幾件事要問你。”
張康仁心裡咯噔一聲，總覺得宋彪多半是有要緊的事務吩咐他辦理，說不定又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身爲財政大臣。他這半年裡過的簡直是豬狗不如一般的生活，每天從早忙碌到晚上，而且壓力極大，白髮都有了許多。
侍衛官們替張康仁搬來一張很簡單的紅木椅子，請他坐下，離宋彪的辦公桌只有兩步遠的距離，中間隔着三層臺階。
等張康仁坐了過來，宋彪將手裡的這些情報都整理起來，放在一旁，和張康仁問道：“中圓的事情辦的怎麼樣？”
張康仁匆忙答道：“回稟陛下。一切都置辦的很順利，目前鑄印中華銀圓兩千四百萬枚，中圓券發行總額則是六千萬圓的規模。雖然咱們此前在入關之前就秘密籌辦了很久，可畢竟是從零辦起，中央財政支出現階段還是以奉票爲主。預計從明年開始，這一情況就能得到較大的緩解，央行大體也能正式運轉起來。”
宋彪微微點頭，如果不和日本開戰，這樣的工作進度還是值得嘉獎的。
帝國成立之後。宋彪並沒有繼續沿用東三省的金融政策，而是成立了中央帝國銀行作爲中國的央行，對等大清銀圓、關東銀圓的含銀率發行中華銀圓，一銀圓兌一百新銅圓，各省發行的舊式銅圓則限期兩年內兌清。
此前各省發行的銅圓依然屬於銅本位貨幣，只是一枚機器印版銅圓兌換10文錢，雖然各省明規一百銅圓換一枚大清銀圓，但這只是官價，實際上根本沒有一個衙門和錢莊、銀行如此操作，由於各省銅圓濫發，民間基本需要三百銅圓才能兌一銀圓，這也是各地物價暴漲的主要原因。
各省濫發的銅圓規模太大，中央帝國銀行也不能承認這筆前朝舊賬，所以將銅圓繼續折算爲舊銅錢範疇，民間自行根據市場定價，新印製的銅圓則採取黃銅質地，以作區別。
貨幣政策就是這樣，永遠都是對政府有利。
中央帝國銀行大量吃進舊銅錢、銅圓，在國際市場購入鋅，鑄印新式的黃銅圓，在一個能夠維持兌換的界限內大量發行銅圓和銅圓券。
在英俄兩國將年底的中國海關關稅移交之前，帝國財政支出目前都是靠鑄印貨幣來解決，清政府留下來的財政基礎少的可憐，強行從滿清政府及滿清權貴查抄的財產加起來也不過二千萬兩白銀，根本不夠用。
龐大的軍費開支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
如果還要和日本開戰，一旦規模擴大，沒有三四億兩銀子是絕對撐不住的，畢竟現代戰爭就是一場燒錢的軍事，東北新軍大量列裝機槍、火炮，表面上火力強大，戰鬥力兇悍，可每一分鐘的燒錢速度也同樣更厲害。
如果宋彪所締造的新帝國要在辛亥年和日本開戰，這場辛亥戰爭的軍費開支將遠遠超過清政府時期的甲午戰爭，日本政府肯定也算過這個賬，而宋彪的新帝國此時還沒有在中國建立有效的全面統治，中央財政來源是一個極其痛苦的問題。
很幸運，或者說很不幸的是宋彪手裡恰好就真有這樣一筆軍費。
在張康仁簡略的通報了帝國銀行的情況後，宋彪沉默的想了片刻，再和張康仁追問道：“那麼，遠東銀行那邊的情況呢？”
張康仁想了想，低沉而輕聲的答道：“遠東銀行那邊顯然要輕鬆很多，目前中央財政主要的奉票來源都是直接從遠東銀行拆借。就庫存而言，遠東銀行現在還持有超過七千萬英鎊的外匯。隨時可以在國際市場兌換成黃金，用於支付金圓券的發行。幾天前。我剛和張弼士那邊詢問過，南洋銀行目前也有一千四百萬英鎊的儲備。如果情況緊急，他願意拆借給帝國銀行。”
宋彪從桌子上取過一盒盛京牌的軍供鐵聽捲菸，抽出一根插在黃銅菸嘴的直杆式黑煙鬥上點燃，稍作思量，他和張康仁吩咐道：“你給容揆打一個電話，讓他將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剩餘股份全部轉讓。只要價格合適，立刻付款，賣給誰都不是問題。另外，你也聯繫一下康恩斯先生。就說我請他幫我推銷帝國的國債，至少需要一千萬英鎊的長期借債，可以用東三省的煤稅作爲抵押。”
張康仁肅嚴的點着頭，道：“微臣明白，那微臣這就去辦理此事了。”
宋彪微微頷首，示意蔣作賓將張康仁送出辦公廳，自己則提筆寫了一封電報，讓秘書局發給張弼士，請張弼士去南洋做好準備，若是中日再次開戰。務必要在南洋華商中加緊捐募和推銷戰爭公債。
軍費這種東西總是越多越好，永遠不怕多，就怕不夠用。
中央財政現在確實是比較困難，一是今年各省的稅收已經減免，各地苛捐雜稅都已取消；二是中央和地方都還處於一個過渡階段，全面的財政工作尚未展開；三是帝國目前確定採取新的分稅體制，而歐陽錫還沒有和各省確定具體的分稅比例，在此基礎上，最大的稅源區東三省財政並沒有直接劃款進入中央。現在臨時採用了中央財政部和東三省財政廳拆借的辦法。
宋彪手裡實際上還有另外一筆錢，也就是特務局在追查橡膠股票詐騙犯一事中追回的白銀資產，目前總計追回了1833萬兩白銀，因爲是黑吃黑的追回手段，詐騙犯基本都被暗殺了，沒有辦法正式起訴理賠，即便理賠之後也無法納入中央財政，宋彪索性就將這筆錢繼續留在特務局作爲間諜工作的特殊秘密經費使用。
日本政府相信宋彪的軍費肯定是個大問題，實際上，宋彪這邊並沒有太多大問題，如果是像日俄戰爭那樣，雙方的軍費開支都在兩億英鎊以上，那纔會真正給宋彪帶來很多麻煩。
朝鮮和東北領土爭議地區實際上是非常多的，最大的問題是朝鮮莫須有提出的間島問題，不管是在日治時期，還是在日治之前，朝鮮王國對於在中國竊取領土這種問題上一貫是非常大膽，完全缺乏對宗主國和大國的那種尊重。
或者說，中國重來就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連朝鮮這種小國也根本不將中國放在眼裡。
如今有了日本的支持，甚至是在日本的操控之下，乘着東北軍主力南下的這段時間，朝鮮將領土爭議的各種問題都提出來要解決，中國臨時內閣政府對此採取能拖就拖的策略，並不急於和朝鮮談判。
在過去幾年中，因爲缺乏對朝鮮北部地區的控制力，日本在朝鮮組織了一種稱之爲“義軍”的軍事力量，表面上都是朝鮮人民自發組建的愛國武裝，實際上就是日本在鼎力支持的傑作。
即便有這樣的武裝，因爲規模有限，日本在過去幾年中也從未輕易挑戰東北軍的軍事權威，直到1910年的9月份，在日本的支持下，朝鮮義軍開始瘋狂的挑釁丹東、渾江、延吉三大軍墾局，雙方的爭議領土劇烈的擴大到了十幾處。
除了朝鮮一直不斷提出的長白山、間島兩個問題外，在鴨綠江上的十多個江島也成了爭議領土，現在的問題就是朝鮮義軍的領導人李秉武將手中的筆一劃，這個地方就成了大韓帝國的領土，就是他們朝鮮義軍不惜犧牲一切要爭取的國家尊嚴和利益。
即便是在辛亥革命時期，朝鮮也從未如此之瘋狂，此時如此瘋狂的原因則完全在於日軍的歇斯底里和瘋狂，而日本的瘋狂也是有原因的，宋彪對此很能理解，如果他是日本人，他也會瘋掉的。
現在的核心問題在於不是說中國復興的同時，日本也可以發展，這兩點是非常衝突的，一旦中國茶葉生絲繼續大規模出口，對日本第一大和第四大的出口產業都將是致命的打擊。日本還佔據着臺灣、琉球和朝鮮，一個復興的中國是不可能接受這一現狀的。
這一戰對日本而言是遲早要打。晚打不如早打。
簡單來說，日本的策略就是乘你亂。要你命，拼盡全力打一仗，打的你們中國人永世不得翻身。
……
新成立的中華帝國和“大”日本帝國的積極備戰狀態已經難以避免，一邊是日本的快速調兵，另一邊是東北軍的快速返回，雙方主力重新雲集在遠東地區。
大戰的陰霾再次籠罩東北。面對一場大戰，以及雙方的快速部署，日本和中國的戰爭部署都不斷的相互調整，分別以最利於本國的方式爭鋒相對。
宋彪必須儘快統一國內的共識。哪怕是承認兩廣、雲貴特殊自治也是可以接受的。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宋教仁的從中努力，宋彪在1911年的元旦之前和孫逸仙先生在通州正式見面，雙方見面的時間約定在1910年12月25日，孫逸仙乘船抵達天津後，再轉乘火車進入通州。孫逸仙堅持自己的原則，還是不能承認中國的帝制，他也拒絕接受蔡元培此前安排會談時所提出的一些禮節上的要求，即便如此，宋彪還是同意見面。
這天下午。宋彪專門空置出三個小時的時間和孫先生會談。
宋教仁陪同孫逸仙一起過來，在宋教仁建立中國民主黨後，他們兩人之間的矛盾已經公開化，但至少還能算是來往頗多的舊相識，由宋教仁從中引介孫逸仙和宋彪見面也是比較合理的安排。
在此之前，宋彪已經派自己的特使蔡元培和在廣州會談了兩次，孫逸仙上午抵達通州之後，同臨時內閣總理唐紹儀也舉行了一次會晤，所以。孫逸仙此次真正要和宋彪商談的東西並不多，兩人會晤也更多隻是一種代表革命成功的象徵意義。
爲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爭論，宋彪選擇在會客廳和孫逸仙見面，在宋教仁和孫逸仙都先行抵達後，他纔在一等侍從武官蔣作賓的陪同下前往會客廳。
帝國中央軍總司令部位於通州的西海子公園，前身是戶部衙門的塔園，也就是戶部衙門官員休閒度假的療養地，其名稱來源於園內的千年古塔燃燈佛舍利塔，該塔始建於南北朝時期，距今已有1200年的歷史，唐代以來，歷代皇家都有重修，尤其以元清兩代重修的工程最爲浩大，清康熙35年重修之後，該塔高56米，十三層塔上共有2232枚銅鈴，清風吹拂之時頗有悅耳之音。
宋彪自己就非常喜歡到塔上遠眺，他經常要去的會客廳則設置在舍利塔南側的臨淵軒，也是典型的傳統水榭樓臺的雙層建築，此時改稱“光復閣”。
宋彪到了光復閣之時，宋教仁和孫逸仙正在會客室裡靜靜的等待着，見到宋彪，宋教仁就迫不及待的起身參見，他既然承認宋彪爲帝國的皇帝，也承認了君主立憲制度，他還是要正規的行躬身禮。
孫逸仙沉默的看着眼前的宋彪，心情可能很複雜。
宋彪也沒有介意孫逸仙的這種“無禮”，很大度的走過去和宋教仁握手，隨即也和孫逸仙握手，客套了幾句之後便請他們上樓，到樓上的小會客室會談。
光復閣經過了改修，二樓的樓廊安裝了封閉的玻璃屏風，即便是在這樣的寒冷季節也可以自在無礙的觀賞西海風景。
在二樓的會客廳裡坐下來，等兩名女侍端上茶水和點心，宋彪繼續請宋教仁和孫逸仙喝茶，直到女侍們將門關上，房間裡只剩下他們三人和蔣作賓陪同在旁時，宋彪才和孫逸仙說道：“在推翻滿清統治的過程中，孫先生勞苦功高，堪稱是發起革命號召的第一人，我非常欽佩。對於孫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義和地方自治精神，我都有所通讀，頗受啓發，今天能夠克服很多困難和您正式的相見，我還是非常高興的。在光復革命和共和革命之間，我們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但我認爲這些分歧其實不重要，從大的方向上來說，我們的目標仍然是一致的，我們都是要取締西方強加在我們這個民族身上的各種不平等的枷鎖。都是想要建設一個富強的中國，復興一個偉大的中華民族。都是想要讓百姓享受到基本的政治權利、富裕的生活和普及的人民教育。和我們的目標相比，我們的分歧顯得很渺小。微不足道。所以，我在此時和您見面，正是想要攜手共建一個共同的偉大理想。”
聽了這樣的話，孫逸仙顯得很沉默。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艱苦的人，一個非常執着的人，他很累的堅持到現在。終於推翻了滿清，結果卻和他預想的完全不一樣，國家的軍隊和政府又都成了宋彪手中之物，而宋彪也成了新的皇帝。
他不能接受的地方有三點。第一，革命雖然成功了，他此前所有的許諾都成了泡影；第二，同盟會一無所得；第三，他擔心皇帝的存在會繼續阻礙中國成爲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而這纔是他爲之奮鬥的目標。
即便宋彪說了一番很漂亮的話，孫逸仙還是有點無動於衷，他覺得自己應該高興，又覺得痛苦和失落，他失落是因爲同志們正在不斷的離他而去。轉投到光復會的懷抱。
甚至連黃興在這些日子裡也和他漸行漸遠，有意接受宋教仁的邀請加入民主黨，參加國會。
參加國會是好的，但孫逸仙感到憤怒的是這種背叛自由革命的方式和代價。
孫逸仙原本有很多非常激烈激昂的話要當初痛訴，甚至做好了被宋彪抓捕羈押的一切準備，只是在聽了宋彪的這番漂亮話後，他實在不知道該如何說起。
見孫逸仙不說話，宋教仁爲之着急，看着孫逸仙卻不知道該如何提醒。
宋彪倒是不着急。他和孫氏之間就像是在下棋，對方不知如何應對總要多想一會兒，他顯得很平靜的喝了口紅茶，繼續等待孫逸仙的回答。
等宋彪將茶杯房下來，孫逸仙才忽然道：“我以爲國人所說的共和革命是不對的，我們同盟會所堅持的不僅是真正的共和體制，還是更純粹的自由平等精神。”
宋彪迅速作答道：“絕對的自由和平等是不存在的，就如有些人出生在富裕的家庭，有些人出生在貧民的家庭，有些人生來就聰明，有些人生來就容貌醜陋。我所理解的平等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我所理解的自由是法律所保障的自由，所以，我們說要重法愛民。關鍵在於法律由誰來制定，我以爲未來應該由人民來制定法律，即便是現在，也應該是由國會來制定法律。但我有一個疑問，我們各省的選民是否真的就能代表所有中國人的集體意志和利益？顯然不能，這還需要時間逐步擴大選民的數量，我剛從四川省回來，四川省現在的所有合法選民只有四千人，下一次國會公選，我們認爲應該有一萬人，然後是四萬、四十萬、一百萬、四百萬，最後是四千八百萬所有四川人。這肯定需要一個過程。既然選民不能代表全國人民，那我們首先應該確保議員是能代表國民的，至少是能代表我們這個民族的。”
孫逸仙只能承認道：“您說的真好。”
宋彪則道：“我記得您以前一直提倡以縣爲自治單位，推翻滿清之後怎麼又開始提倡以省爲自治單位呢？”
孫逸仙不知如何回答。
宋彪續道：“以省爲單位自治，不是不可以，內蒙怎麼辦，外蒙怎麼辦，新疆怎麼辦，西藏、甘肅、寧夏、廣西又怎麼辦？以縣爲單位，縣裡面如果要求獨立，府省兩級至少有辦法應付，不至於釀成全國性的獨統戰爭，不至於給外國干預的機會。如果以省爲單位，甘肅、寧夏、新疆本省的議會一旦決定獨立，那怎麼辦，直接派中央軍過去鎮壓嗎？外國乘機大肆干預怎麼辦？是不是隻有我們漢族所佔絕對數量優勢的省才屬於中國，其他都不要了？”
孫逸仙匆忙答道：“只要推行民族和平對等政策，效法美國共同建國，各族共和，並使的人民富裕，則永遠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宋彪當即罵道：“扯淡，你當總統就幹這種事嗎？將國家的疆域安全都寄託在你的一廂情願之上嗎？政治家和軍人一樣。永遠都要將最壞的情況考慮進去，選擇最爲穩妥的路。如果真像你說的這樣。愛爾蘭爲什麼要求獨立？挪威爲什麼要求從丹麥聯政中獨立，芬蘭爲什麼也要獨立？政治家第一大忌諱就是幼稚和想當然。中國的歷史很漫長，一個政客的幼稚導致國家分裂和衰落，以至於成爲民族罪人的例子屢見不鮮。美國是美國，中國是中國，情況截然不同。我以爲中國現在優先要學德國，一切看德國如何做。我們就如何做，這是最保險也最簡單的策略。如果德國倒在前面，我們還可以另外換一個學習參照的目標，如果德國繼續繁榮。我們也必當繁榮。”
他說的話很難聽，但他一貫就是如此直接的人，即便他還是很佩服孫逸仙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和長期以來的堅持，但是，人非聖賢，誰都有錯，如此大的錯誤就肯定要罵。
孫逸仙很尷尬，也不滿，而且覺得宋彪這番話是狡辯，只是他又無法反駁。
宋彪則轉而補充道：“孫先生。我一貫是個有話直說的人，所以請原諒我的無禮和輕狂。在這裡，我有必要說一些不那麼客氣的話，如果我說的不對，希望你也別介意。在我看來，你是一個偉大的革命者，現在如此，未來也將會如此，但你並不是一個熟練的政客。你說的很多道理是對的，正如我們在國外考察學習的結論一樣，都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可你還缺乏治理一個國家的經驗，特別是中國如此複雜的國家，中國總理比美國總統要難當幾十倍。一個不作爲的美國總統只能算是平庸的總統，而一個不作爲的中國總理簡直就是民族的罪人，因爲中國人所面臨的困難和危險是非常巨大的。我們是一個擁有四億三千萬人口的國家，而我們的耕地總面積還不如美國，美國則只有七千萬人口。人口總是會不斷的繼續增長下去，五十年後，當我們有十億人口時，我們至少有3億人口是無法養活的。愛爾蘭有一千萬人口，大饑荒發生之後有三百萬人逃往美國，五十年後，當我們遭遇大饑荒，三億人口要逃往國外，請問國外哪個國家能容納這麼多人，他們又是否願意接納？如果你是那時的中國總理，或者如你所願的中國總統，你怎麼辦？讓三億人坐在國內活活餓死嗎？我剛從四川回來，心情異常沉重，四川有四千八百萬人口，相當於5/8的美國人口，8300萬畝的耕地卻僅相當於美國耕地總面積的5%，這麼少的耕地，這麼多的人口，人均耕地僅爲1.72畝，我不知道你要是做了總統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如何面對這樣的困難，以及如何考慮‘五十年後之四川’這樣的問題，我只知道身爲你們同盟會不承認的皇帝，我在四川的一週，幾乎每天都是在一種夜不能寐的狀況中，心驚膽戰，如履薄冰。”
說到此處，宋彪並不打算放過這位理想家，繼續評說道：“廣東的情況應該也不比四川好到哪裡去，山西的情況只會更糟糕，河南、福建、陝西、山東、河北都是一樣的問題。人命關天，我們現在的任務不僅僅是要搞民主、搞自由，身爲政府，能否將人口都養活，能否讓中國人生活的有尊嚴都是一個棘手的事情。所以我說你並不是一個很好的政客，你根本不理解中國之困難，即便你說你瞭解，你也不能理解這些問題背後所隱藏着的各種危機。同樣的，我也不是能解決這個問題的人，而我能做的就是找到能解決這些問題的人，委任他們組建內閣政府去治理國家，而我要做的則是幫政府處理掉各地的分裂，避免國內的軍事危機，統一各地的軍事力量，團結一致對外。我之所以要當皇帝，正因爲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中，想當皇帝的人太多，即便不當皇帝，他也想當土皇帝，但只要我當了皇帝，在我生前，沒有另外一箇中國人可以再敢去想皇帝夢，甚至連當土皇帝的機會都沒有，而這就是中國此時的現實。我們會繼續的全面學習德國，但我們和德國不同，德國是肉與麪包的問題，我們是生與死的問題。”
宋彪不是那種演講大師，他幾乎很少在公衆場合發表演講。但他一旦開口，他可以將所有人辯駁的無話可說。無地自容，因爲打擊別人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將孫逸仙先生說的非常灰心。非常痛苦，以至於孫逸仙也不得不承認他所說的這一切都是事實。
孫逸仙此次來和宋彪商談，無非就是兩件事，第一是臨時憲法的制定要有同盟會的參與，並且是重要的參與；第二是兩廣要求自治，並且在憲法中保證各省自治權利。各省可以制定各省的憲法，儘可能讓各省保持自由，向聯邦制度靠攏。
可到了這一刻，孫逸仙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他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能說出這樣的要求。那他就是一個徹底的無恥之徒和民族的罪人。
這是他所不能承受的道德之殤。
宋教仁坐在旁邊，心情也是非常複雜的，對於宋彪所說的這一切更是無比的贊同，因爲這些都是非常現實的事情。
以宋教仁對孫逸仙的瞭解，他知道此次會談恐怕是已經失敗了，孫逸仙無法繼續爲兩廣爭取任何形式的特殊優待，也不能再做爭取。
想到此處，宋教仁就和孫逸仙勸說道：“日新，中國現在最需要的不是分裂和爭論，而是穩定和統一。人民已經貧苦的太久。被滿清剝削和奴役的太久，作爲民族，我們已經重新站起來了，現在應該大踏步的繼續向前追趕世界列強，不管是學美國，還是學德國，只要能讓中國富強，能讓人民不再捱餓，那就是一條好的道路。我和黃興就此作爲很多次的探討。如果不談同盟會諸位同志的付出和犧牲，現在這樣的局面實際上是非常有利於中國和人民的，我們現在應該將革命的道路轉向民主革命和光復革命的同時推進，推動民主和自由，推動民族的復興和國家的發展。所以，我們才決定建立民主黨，參與國會，參與到帝國憲法的制定中。”
孫逸仙這才感嘆道：“是的，你們說的非常對，我承認我此前的一些堅持是過於擔心，以及過於粗心了，忽視了我們現在最爲困難的問題。”
說到此處，他鄭重其事的站起身向宋彪行躬身禮，續道：“現在，我正式的代表同盟會的同志們承認中華帝國的締建。”
宋彪還是很高興的，只要孫逸仙承認帝國統治全國的權威性，兩廣和西南的那些小軍閥就失去了政治上的基礎，真正淪落爲反政府的小武裝，而不再是高屋建瓴的共和革命武裝。
有了這樣的基礎，後面怎麼打擊那幫小武裝都不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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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同樣站起身和孫先生握手，道：“我們能夠就此達成共識是一件好事，但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商談啊。”
隨即，在宋教仁也起身後，宋彪又和他握手。
宋彪的這番話絕對沒有說錯，即便孫先生承認了帝國的權威，在臨時憲法的制定上，雙方肯定也還有着大量的爭議，這種爭議就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分歧，就是執政者和在野者的分歧。
這天下午，宋彪和宋教仁、孫逸仙就臨時憲法、兩廣政治、革命軍等等問題談了非常多的時間，三人的會談一直整整持續了四個小時，比較大的分歧是軍事武裝和政府都要效忠皇帝的問題，宋教仁和孫逸仙都提出了非常多的反制前提條件，在臨時憲法的有效期上，雙方的爭議也很大。
孫逸仙還有一個新想法，那就巡防軍直接完全歸屬各省管轄，而不受皇帝的控制。
宋彪很有耐心的就坐在這裡和他們逐一批駁，將他們的意見就駁回去，帝國的國會將在四月份正式召開，而臨時憲法實際上已經起草完畢，就等國會正式通過。
宋教仁、孫逸仙都已經看過臨時憲法的草案，他們的意見肯定非常多，小的問題上，宋彪不做交涉，這不是他的工作，但在大的問題上，他必須一條條的反駁，確保這份憲法的通過。
雙方談了一個下午，大的分歧就逐漸沒有了，不是說沒有，而是宋教仁和孫逸仙也沒有辦法去反駁宋彪。
國家現在就是如此危急的情況，宋彪絕對不能失去對國家的控制力，一旦大權都被限制了，還有一堆扯他後腿的限制，最終只會是國破家亡。
在這一點上，他和袁世凱是截然不同的。
比起北洋政府之時的袁世凱，宋彪手中的實力要厲害很多，同盟會則弱小很多，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的牽制住他。
此後的幾天裡，孫逸仙就在宋教仁的陪同下，繼續和內閣政府的其他大臣見面會談，特別是和主要負責起草臨時憲法的王寵惠等人見面後，雙方又進一步的交涉了很多條款。
直到1911年的1月2日，宋彪才和孫逸仙就《中華帝國第一臨時憲法》達成了基本的一致共識，雙方也在《中央日報》上發表了一份光復會和同盟會的共同宣言，提出全國軍政統一、復興中華民族、建設現代憲政國家和保障民權民生四大口號。
雖然兩人同時簽署的共同宣言，但在發表這份宣言之後，中國註定將徹底進入“宋震旦”的時代，一切真正的權力和聲望都將落入宋彪的手中。
簽署宣言之後，孫逸仙辭去了同盟會理事長的職務，由宋教仁擔任理事長，將整個同盟會都改組爲中國民主黨，以推行中國民主自由革命爲新的政治目標，總體上還是比較晚的轉型，包括共進會、萬國青年會等主要分支組織，此時都已經加入光復會。
在第一屆國會的席位中，光復會至少佔據一半的位置，而光復會盟方的維新進步會、新政強國會、立憲會同樣佔據着較多的席位，這種情況對後加入的中國民主黨是不利的。
就在這種政治的較量中，光復革命最終超越共和革命成爲這個時代的勝利者，在思想、理論、政策上日漸得到了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鄉紳名流、政客和各種地方勢力的認同，成爲中國強國思想的主流。
歷經顛簸，歷史的洪流終於被改道，徹底帶領中國走向了另外一個強人政治的方向。
在國人志士一起高呼光復革命萬歲之時，高呼皇帝萬歲之時，高呼中華民族萬歲之時，一水之隔的日本再也按耐不住它們內心深處的恐懼，當內戰日漸走向尾聲，當中國人準備積極的投入到新帝國的再建之時，一場真正的戰爭終於到來了。
幸運的，或者說不幸的是宋彪比日本更早意識到這一天遲早會到來。
東北軍的很多將領，光復會的很多同仁都懷疑宋彪爲什麼要在推翻滿清這件事上積蓄這麼久，哪裡用得着如此大費周章，事實現在就將證明，和日本這種畜生民族做鄰居，永遠都要做好和這幫畜生開戰的準備。
永遠要做好，每時每刻都要做好，一刻疏忽就能導致整個國家百年之悲劇。
來吧，真正的戰爭！
中國人愛好和平，但永不害怕戰爭。(。lwx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