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皇帝
在得到俄國外交部的默許後，已經在謝葉尼斯基準將的配合下，這場關於東三省鐵路經營權的爭奪戰迅速開始變得白熱化。
由於東三省鐵路修建計劃是東北新政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實際上對各國來說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各國幾乎都是以東北新政諮詢爲由，試圖開啓鐵路合作計劃。
隨着其他各國加緊，德國駐華公使施特拉也抵達大連和宋彪會晤，雙方就東三省和整個東亞地區局勢等問題都做了非常細緻的交談。
和京漢鐵路的各國平等團結對付清政府的局面不同，由於俄法和英日的對抗，以及俄國暗中存在的強烈排英色彩，各國根本不可能團結一致，這就給宋彪留下了足夠大的舞臺空間。
在這一個月的時間裡，宋彪周旋於各國之間，巧妙的利用此事和法俄兩國達成《東三省金融管理法案》的基本意見，東三省總督衙門首先和法、俄兩國達成一致，即除東三省官號“東北銀行”外，其他各家銀行無鑄印金屬貨幣權，東三省除租界區外，一律禁止使用外國貨幣，各銀行如要發行三省通行紙鈔，必須以東北銀行鑄印的關東銀圓爲基礎，並且必須有35%的準備率。
在此基礎上，三方默認只有東北銀行、遠東銀行和俄法控股的華俄道勝銀行具備發鈔權。
東北銀行聘用法國人擔任金融顧問，從法國進口機械設備、染料用於鑄造和印刷貨幣。由法國幫助東北銀行進行製版，以及防僞設計。
在大連一行的最後一天，宋彪纔將這一天的行程留給新華會駐日本留學生代表汪兆銘，蔣方震在日本逗留了很長時間。在積極接觸日本各方和留日學生的同時，也緊密的傳播着宋彪的革命理論，並且爲宋彪的新華會發展了第一批會員，其中最爲著名，也最有組織能力的人就是汪兆銘。
汪兆銘，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但他的筆名“精衛”一定是中國人皆知的。
宋彪實際上也未曾注意到汪兆銘就是傳說中最大的漢奸，直到幾個星期前。汪兆銘通過日本華商代表鄭桂廷和遠東商行的容星橋將自己的一些文章整理出來，呈交給宋彪過目，並且希望拜見宋彪時，宋彪才意識此人就是傳說中的“汪.精衛”。
宋彪這才發現他似乎和各路漢奸都非常有緣分呢。他並沒有拒絕汪兆銘的求見，只是將行程安排在最後一天。
就在晚上要乘坐火車返回奉天府的這天下午，宋彪在關東飯店安排汪兆銘入住，並請他吃午飯，宋彪的新華會一直在秘密的發展壯大。軍隊這邊是蔣方震、舒方德、趙庭柱、張亞虎分開發展成員，容星橋負責聯繫商界名紳和過去的留美同學，汪兆銘則負責在日本留學生中發展組織，爲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意外。汪兆銘在日本組織的是新華會分支機構中華革命會，以民族革命之辭發展會員。容星橋負責單線聯繫汪兆銘，他和汪兆銘之間的中間人則是日本華僑商人鄭桂廷。
宋彪和遠東商行對中華革命會的財務支持。一律是通過鄭桂廷之手辦理。
容星橋在飯店定了一個頂樓的包廂，在這裡邀請汪兆銘吃午飯，一起陪同宋彪出席的還有鄭桂廷、舒方德和舒方信，這些人在這間包廂裡坐下來，基本就算是新華會第一屆代表大會了。
宋彪因爲有事情要處理，來的比較晚，他和舒方德一起進入包廂的時候，其他人都已經到了，見到他就不約而同的起身作揖。
宋彪示意大家都坐下來，並有意識的多看了汪兆銘一眼，因爲在日本留學期間有過接觸，舒方德替宋彪介紹汪兆銘道：“軍座，這位就是日本留學生代表汪兆銘，目前就讀於日本政法大學，此前曾在同盟會的《民報》中擔任主筆，寫了很多大快人心的好文章，百里在日期間，說服他加入我會。”
宋彪微微頷首，神情肅嚴的看着汪兆銘，居高臨下的帶着某種淡淡寧靜的色彩，以至於能讓在座的每個人都感覺到一種特別的鎮定。
他永遠都是一個自信的人，淡定而冷靜的人，有自己的思維，既不會超越別人太遠，以至於到別人無法理解的地步，又能恰好的處於領導者的位置，讓人們相信他能牢牢的控制住局勢和手中的軍事力量，讓人們願意追隨他。
二十二歲的汪兆銘確實是那種英俊非凡的青年，濃髮高健，鼻樑很挺，有着很俊氣的臉頰和恰到好處的雙眼皮，眼睛裡清澈的閃爍着年輕人的光彩，充滿了激情。
人總是會變的，世事也是無常，誰能想到以後呢？
宋彪走上前和汪兆銘握手，不緊不慢的讚道：“我看過你的文章，寫的很好，說的好，也當要做的更好，爲國家和民族而努力，是吧？”
汪兆銘顯得無比之激動，一種炙熱的血流在他的身體和肺腑中奔騰不息，他特別高興的答道：“宋將軍，我一直很想親自見到您，您說的真好。”
宋彪微微頷首，邀請他坐在自己旁邊，和其他人吩咐道：“大家都坐吧，這裡都是自己人和同志，無須見外。”
聽了這樣的吩咐，諸位才都坐下來。
汪兆銘曾經是一個非常好的青年，以熱血奮進的激昂演說、文章和刺殺載灃，無比忠誠的跟隨過孫逸仙，入獄之後被袁世凱釋放出來，又力保袁世凱出任總統停止南北戰爭，並勸說孫逸仙退讓總統之職，後來的事情則是人所共知，時左時右。總之是立場不堅定的典型。
人會變，性格卻不會變，立場不堅定這種破綻將會一生跟隨着這個人。
宋彪此時倒是沒有太多的考慮過這一點，他對於汪兆銘的期盼並不高。可他剛坐下來，汪兆銘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握住這難得的機會，和他繼續稱讚道：“宋將軍，您所提出的漢族應當有漢族的皇帝，推行君主立憲制，效法德日強國，維持中央集權統一之國體，建立強大中華帝國之理念。對學生觸發極大，學生願意誓死相隨，共同革命，推翻滿清暴政。建立中華帝國。”
宋彪聽着這話，總覺得有點諷刺，思量片刻才道：“客觀的說，滿清並無暴政，滿清在中國實施的只是一種殖民之政。滿人畢竟是少數族裔。他們和我們漢族並沒有統一的利益基礎。民族是部落之體的現代延續，各族在本質上都只顧及自身，如果不是出於最後的統治需要，維持他們像寄生蟲那樣生存着。滿族是完全不必考慮我們漢人的生死，若是他們能夠自食其力。並且可以永久富足，我們就算是死絕了。他們也不會在乎。所以，滿族在中國只推行殖民之政，以我等爲牧羊，自我們身上取走皮毛血肉養活他們，爲了維持這種關係，他們甚至也願意和洋人分享我們的皮毛血肉。這就是清帝國不斷衰落，任由洋人欺凌而不做反抗的原因，我們不能繼續這樣任由欺凌啊。”
諸人聽了這番話，彼此之間都是一片沉默。
容星橋感嘆一聲，道：“將軍所言甚是，令我等枉然驚醒，如今將軍手握重兵，封疆三省，又有革命之覺悟，必將是我國族人的希望所在。”
鄭桂廷因爲加入的比較晚，實際上比汪兆銘還要晚幾個月，當即就表態道：“將軍，爲了我們華人之命運，鄭某人在日本也小有家財，願意毀家紓難，支持將軍的革命事業。”
作爲宋彪最主要的秘書，舒方德當即笑道：“鄭先生，容先生，您兩位在商界聲望極高，軍座的大業，正是需要兩位鼎力支持。正所謂同富貴，共患難，爲民族共繁榮而當攜手奮進啊！”
容星橋讚道：“舒副官說的好，說的好啊！”
宋彪也是微微頷首，卻又和鄭桂廷道：“中國需要資本家，資本的自由發展和推進社會進步的因素恰恰是中國所缺乏的，所以，鄭先生不用毀家紓難，當奮起而上做第一流的當代資本家。至於革命經費，如今倒不是很缺，缺的只是廣泛的認識和覺悟而已。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兩種革命和進步，一是民族之進步，二是資本自由和民主自由之進步，在這兩個基礎上，無論是民主帝國體制，還是民主共和體制，本身都並不重要。”
說到這裡，他繼續和在座的每一個人解釋道：“很多人熱議共和體制，但在全世界範圍來看，除美國和法國之外，施行純粹的共和體制的成功國家非常少，絕大多數的列強依然採用君主立憲制，這裡面最大的問題在於向民主過渡需要百年之久，對英德等國需要百年之久，對我們這樣的國家則需要更長時間。我認爲君主立憲體制對我國來說確實要更爲合適，第一，中國人口衆多，我國有四萬萬人口，98%都是不識字的農民，如果不能像法國、美國那樣將選票普及給每個人，所謂的共和體制只是精英政治和各省聯邦政治，中國就極其可能陷入各省獨立自治的分裂局面；第二，中國普遍缺乏現代覺悟的軍隊，各地軍隊都是舊式領導，不可能在政府交替之時有效的維持軍隊的穩定，很可能出現春秋戰國和元末之時的軍閥羣雄混亂的局面；第三，歷史之慣性，中國幅員遼闊，草莽豪傑衆多，歷代朝政更替都會有大規模的軍事混戰，清政府滅亡之後也不會例外，革命即便成功，佔據各地軍政要員的位置依然是舊官僚和舊軍閥，強行爲了理想主義的共和之夢，而強行推動中國實施共和體制，最終只會讓整個民族繼續混戰五十年，加上外國列強乘機作亂和肘制，一旦出現亂況，五十年內也不能統一全國。所以，我認同的革命目標只能是建立漢族統治的君主立憲制，推翻滿人殖民統治，實施憲政內閣責任制度。”
宋彪關於中國應該走君主立憲制的三個論點是很清晰的，也是容星橋、汪兆銘等人選擇加入新華會的原因，對大家來說，推翻滿人政權是第一步，避免出現各朝末期的軍閥混戰是第二步，建立漢人君主立憲制的現代國家則是第三步。
在蔣方震和舒方德的宣傳下，衆人對此觀點雖然都已經很清楚，等宋彪親口說出來，大家還是一致鼓掌贊同。
鄭桂廷道：“將軍思慮長遠，國之大幸，保皇和維新之爭，我輩支持維新，維新和革命之爭，我輩支持革命，共和與立憲之間，我輩再選後者，此乃我新華會之宗旨。”
諸人也是一同稱讚。
雖然宋彪的新華會目前基本就這麼些人，可大家還是能夠感覺到真理就掌握在他們這些少數人的手中，他們的道路纔是正確的。
汪兆銘當即道：“宋將軍，我回日本之後就打算建立新報刊，以新平臺號召新革命，號召同胞效仿德日，建立中華帝國，廢除滿清皇室，實施君主立憲制，維持國家之統一，民族之昌盛。”
宋彪點着頭，道：“任務艱難，你在日本要多加努力，經費上倒不是太大的問題，我會通過遠東商行不斷給予你支持。今年還是新華會和中華革命會的籌建期，暫時沒有大的活動，從明年開始，中華革命會每年會有一百萬日圓規模的鉅額經費，應該足夠你在那邊的活動了吧？”
汪兆銘笑道：“肯定是夠了，我在來此之前一直和光復會的諸位同仁商談，總的來說，比起同盟會和興中會，我們和光復會的理念更爲接近，特別是蔡元培、陶成章和章炳麟三位先生，他們都和我有過交談，因爲理念相近，他們也勸說我加入光復會，只是我秉持蔣方震的意見，還是堅持主辦中華革命會。”
宋彪想了想，道：“如果大家的意見真的能統一，其實可以考慮兩會合並，宗旨還是喚醒更多國民參加到這場大革命中。”
很多人誤讀清末革命史，總以爲同盟會革命黨爲革命之主流，實際並非如此，革命雖然激進推倒了滿清，光復會和立憲派也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光復會之革命思想基本和宋彪是一致的。
光復會精粹之極多，如果真能和宋彪的新華會合併爲一，完全可以主導中國政局，在消滅滿清之後再和立憲派聯合，無論是在軍事力量，還是政治力量和羣衆基礎上都要遠勝於同盟會，如許紹棠、魯迅等人也是光復會成員。
所謂清末之共和思潮爲大勢所趨，此皆謬論，對中國這樣帝制根基深厚的文明古國而言，君主立憲其實更爲穩固，民國之亂，正在於民衆、革命黨人和軍隊都無真正的共和思想。
如光復會領導人陶成章所言，革命就是改朝換代，恢復漢人之河山，而章炳麟則是帝制之根生蒂固的堅持者，縱然是蔡元培也長期持有此念。
袁世凱稱帝之敗，不是敗在稱帝，而是他一無立憲之思想，二無號令天下之根基，三不得民心，四是政敵太多。
聽宋彪如此一說，見他也有意和光復會合作，汪兆銘微微一怔，隨即道：“那倒也是，我回去之後一定會和蔡先生仔細商量。”
宋彪吩咐道：“不要拘泥於細節，成大事者不拘小節，當聚衆而起，揭竿而上。不過，這個世上總是人多口雜，暫時涉及到我的部分還是用宋治中的化名吧，或者索性就不談姓氏，只說是治中先生。”
汪兆銘和鄭桂廷都默默地點頭，牢牢記住這一點，他們是在新華會在日本活動的兩大組織者，前者在前面活動，後者在後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