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戰略一直秉承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追求人類的持久和平。但國家的衝突甚至局部戰爭不斷，正確分析和認識局部戰爭與世界大戰的區別與聯繫，正確判斷國際局勢及時代的主題就成爲中國外交戰略以及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指導思想，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爲打消美帝國主義爲首的西方陣營對蘇聯、中國以及亞非拉等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戰爭恐嚇，毛澤東審時度勢指出：“世界反動力量確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危險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並且正在向前發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危險。因此，美、英、法同蘇聯的關係，不是或者妥協或者破裂的問題，而是或者較早妥協或者較遲妥協的問題。所謂妥協，是指經過和平協商達成協議。”因此，毛澤東科學地判斷第三次世界大戰暫時打不起來。
冷戰後鄧小平根據變化了的國際局勢，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逐漸有了新的認識，及時而科學地概括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主題”。
雖然有毛主席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暫時打不起來”的科學論斷，但冷戰時期，美蘇的軍備競賽，核武器的威脅，使世界還是被戰爭的陰雲籠罩着。反對霸權主義，防止世界大戰，仍然是各國人民的主要任務之一。1982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作爲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民的三大任務之一。
1982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印度社會科學理事會代表團時說：“世界上的國家富的愈富，窮的愈窮，解決這個問題是國際舞臺上的一個重要課題。”“改變國際經濟秩序，首先是解決南北關係問題，同時要採取新途徑加強南南之間的合作。”這表明鄧小平越來越注重和平與發展問題。
1984年5月17日，鄧小平在會見厄瓜多爾總統時指出：“世界上最根本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另一個是南北問題。”之後，在會見巴西總統、緬甸總統時也一再強調此問題。1985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明確提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
1985年對世界大戰問題鄧小平有了明確的判斷：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可能的，當今世界要打世界大戰，“只有兩個超級大國有資格，一個蘇聯，一個美國，而這兩家都還不敢打”“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發展起來，第三世界的力量發展起來，可以避免世界大戰。第三世界應當利用這段時間發展經濟，逐漸擺脫貧困落後狀況。”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明確指出“根據國際形勢和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圍繞和平和發展兩大主題，調整外交格局和黨的對外關係”，發展了獨立自主、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對外政策。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重申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指明瞭中國要努力發展經濟與各國人民開展友好合作的方針。黨的十八大指出，“必須堅持和平發展。和平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要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贏的發展，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擴大同各方利益匯合點，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二、和平發展戰略：不走霸權崛起的老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那天起，歷代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秉持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和政策。通過自己國家的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設自己的美好家園，並秉持睦鄰友好政策，“親、誠、惠、容”外交理念，實行睦鄰、富鄰、安鄰政策，以及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依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處理國家間相互關係，積極努力推動建設一個和諧世界。倡導在國際關係中踐行正確的義利觀，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的理念等等。中國不走霸權崛起的老路，不靠殖民、不搞侵略，和平崛起。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的，中華民族的血液裡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願同世界各國人民和睦相處、和諧發展，共謀和平、共護和平、共享和平。
當然對於侵略我國的行爲我們爲了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必須予以堅決反擊。戰爭與和平，這是關乎人類命運的大事，毛澤東對此有很多深刻的論述，“歷史上的戰爭分爲兩類，一類是正義的，一類是非正義的。一切進步的戰爭都是正義的，一切阻礙進步的戰爭都是非正義的。我們共產黨人反對一切阻礙進步的非正義的戰爭，但是不反對進步的正義的戰爭”。毛澤東時代的戰爭與和平思想主要體現反對帝國主義的殖民侵略戰爭，支持亞非拉及一切愛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的正義戰爭，以正義戰爭反抗侵略達到世界和平。毛澤東說，爲了和平和建設的利益，我們願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係。“不管美國承認不承認我們，不管我們進不進聯合國，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是要擔負的。我們要維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戰。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但是，維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國有責任，美國也有責任。”
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發展道路，以及在世界中的作用，從新中國誕生那天起就成爲國際政治鬥爭中被關注的焦點之一。怕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怕中國富強，歷來是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心病，由此，對新中國採取遏制戰略、甚至侵略（臺灣）、挑釁事件不斷。改革開放以來，隨着中國經濟建設不斷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崛起”問題成爲世界關注的焦點，西方鼓吹“中國威脅論”，有的周邊國家及對中國不甚瞭解的國家及人民也被“中國威脅論”所迷惑，對快速發展的中國有戒備心理，對強大了的中國走何種道路也存猜測。因爲在以往的歷史上西方帝國主義走的都是侵略、擴張和霸權的道路。我們要讓世人知道並感受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人民（雖然在歷史上也曾經感覺到，如對日本戰犯的人道主義，以及放棄日本的戰爭賠款等）相信並看到強大了的中國仍然不稱霸。因此，就要通過宣傳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和爲貴”“和諧”“和而不同”“有容乃大”等思想，用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感染世人，讓世界人民更多地瞭解中國，瞭解中華文明的內涵。中國的國際形象以及在國際中的角色定位，也是我們黨高度重視的。各時期的主要領導人也都從國際時局的變化，從戰略的高度，結合本國的實際，及時制定我國的和平發展戰略，積極有所作爲。
1984年，鄧小平在會見巴西總統時說：“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在其他場合也強調“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參加任何集團，同誰都來往，同誰都交朋友”。不結盟戰略是根據變化了的國際形勢，以及歷史經驗教訓，所採取的新的外交戰略，它有利於我國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國家的實力，獨立自主地決定國際事務，而不受盟國的左右，從而更大化地維護國家利益；同時兼顧國際利益，公平、公正地參與國際事務的處理，維護地區穩定和世界和平。
基辛格博士雖然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看待國際問題相對客觀、理性，但其也在觀察發展強大了的中國如何自處，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特別是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係，以及中國在國際上的角色定位。奧巴馬在2015年9月與習近平主席交談時說，“美國歡迎和平崛起的中國”。
觀點：和平崛起，不靠殖民、不搞侵略，不走霸權崛起的老路，這在西方大國崛起的歷史上還不曾有過，只有社會主義的中國，秉持社會主義的理念，以馬克思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爲指導，擯棄叢林法則，拋棄零和博弈思維，倡導和踐行正確的義利觀和新安全觀，倡導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特別是建立新型大國關係。這對推動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建設一個和諧世界，以及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都具有重要意義。
三、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世界的曙光
冷戰結束，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意識形態的根本對抗支配國際關係的時代結束了，國家利益重新置於外交政策的首要地位。消除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爲世界經濟的正常交流與發展打開了通道，爲國際合作提供了契機。當然各國追求國家利益的本質，決定了國家間關係將是合作與競爭關係。經濟全球化加深了國際相互依存關係，擴大了國家間尋求共同利益和國際合作的基礎，同時，也加劇了國際競爭與衝突。因此，爲了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構建21世紀世界新秩序是人類面臨的重大任務。建立什麼樣的世界新秩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各國都在積極設想世界新秩序的模式，奠定其理論基礎。美國學者比較有代表性的世界新秩序的理論模式爲“霸權穩定論”及“民主和平論”。而我國以及俄羅斯等國主張建立公正、合理、民主、合作的世界新秩序。我們認爲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的世界新秩序的模式應爲：國際合作新秩序，即在多極均勢基礎上的，以國際法爲國際關係行爲準則的，以平等、民主的理念爲指導的民主合作新秩序。概括這種世界新秩序的核心特徵即爲：多極均勢的力量格局；多邊協調的國際制度（機制）；民主、利益和諧、安全共享的價值取向。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是全球化時代我們必須做出的現實選擇。它的功能將逐步達到全球共治，實現人類的持久和平及可持續發展，建設一個和諧世界。
世界格局多極化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在多極均衡基礎上構建世界新秩序是現實的選擇。
中國和俄羅斯認爲，在新世紀裡，國家間的相互信任、平等合作及其多樣化的文明將確保人類的和平與繁榮。只有通過共同努力，才能建立起面向21世紀及未來社會的，對所有各方都平等的、不可分割的全球、地區和次地區安全格局。
蘇聯解體後，以蘇美兩極霸權爲特點的舊的國際秩序被打破，但美國一超獨霸，單極霸權秩序凸顯。鄧小平指出國際社會存在着以強權政治爲核心的，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積極倡導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爲基礎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他說：“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好的方式……總結國際關係的實踐，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此後，江澤民也在多種場合指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必要性。2000年江澤民在出席千年首腦會議
時，積極倡導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他以“建立新秩序、開創新世紀”爲主線，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中國關於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主張，倡導國際政治多極化、國際關係民主化。江澤民還深刻分析了經濟全球化給人類社會帶來的影響，呼籲國際社會採取切實有效的行動，向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轉讓技術，減免債務，增加官方發展援助，以縮小南北差距。江澤民所闡述的立場和原則，對聯合國發揮重要作用和新世紀國際關係的走向具有指導意義，產生了深遠影響。
2005年4月22日的雅加達亞非峰會上，胡錦濤指出亞非國家應“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這是胡錦濤首次在國際舞臺上公開提出建立和諧世界的理念。同年9月，在聯合國成立60週年慶典上，胡錦濤作了“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演講。
俄羅斯的多極化理論，由普里馬科夫1996年當外長後提出並系統化，近年來又有新的修正和深化，是在普京時期及現任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修正的。拉夫羅夫外長在其署名文章中指出：“形成新的全球影響與發展中心、更均衡地分配發展資源和自然財富的控制權，正在爲多極世界秩序奠定物質基礎。”拉夫羅夫根據自己對多極化的理解對普里馬科夫的多極化理論進行了修正，主要有兩點：其一，具有世界影響的經濟政治中心已不僅僅是普氏所提及的，而且還有印度、巴西等一些迅速壯大起來的國家，正是這些包括俄羅斯、中國在內的後起的發展中心纔會提出更均衡地分配發展資源和自然財富的要求，並在客觀上構成對傳統秩序的強有力挑戰；其二，更重要的是，首次提出“對發展資源和自然財富的控制權是多極世界的物質基礎”這一全新的概念。《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概論》也強調，“能源因素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更加重要了”。尤其對俄羅斯而言，對能源資源的控制權爲之奠定了成爲世界一極的基礎。
冷戰後基辛格也在積極思索建立世界新秩序：“事實上那些肩負着建設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國家都沒有處理多國體系的經驗，而這一體系正在形成。當今的世界新秩序必須包容許許多多的不同觀念，覆蓋整個地球，這都是前所未有的。當今的世界新秩序還必須將歷史上的均勢體系的屬性與全世界的民主思潮及當代的技術爆炸結合起來，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實上，世界新秩序仍在孕育之中，部分是過去時代的延續，部分是前所未有的。”他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進一步指出，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
建立多極均衡的世界新秩序也是歐盟的戰略追求，歐盟反對美國的單極霸權，國際事務由一國決定的做法。其中法國、德國是世界多極化的積極支持國，法德是歐盟中的大國，處於核心地位，歷來在歐洲地區具有重要作用，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也具有重要影響。法國從戴高樂總統開始就一直積極支持世界的正義力量，反對美國的霸權。建立一支獨立的核力量與擺脫美國爲首的北約軍事一體化的束縛成爲戴高樂謀求法國大國地位的重要一步。1963年戴高樂拒絕了美國企圖把法國的核力量納入美國控制之中的多邊核力量計劃，獨自發展核力量。1966年法國退出了美國爲首的北約組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改變了世界的力量對比，使全球均勢有利於穩定、和平。此後的法國也一直堅持這一原則。希拉剋指出：“我國現在和將來都爲一個多極的世界而辯護，因爲在任何社會都需要均衡和規則，這樣纔有利於各國的充分發展”，“歐洲應當成爲未來均衡世界的主要極之一”。
時任德國總理施羅德也曾明確表示支持多極化的觀點。在2003年美英發動伊拉克戰爭時，德、法、俄立場鮮明地反對美英對伊動武，與中國及一切正義的力量一道呼籲要維護聯合國的作用，反對違背聯合國憲章精神，對一個主權國家先發制人的手段。
在反霸共識基礎上追求國家利益有利於國家間相互合作、互利共贏，開展國際合作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環境問題、生態問題、共同打擊恐怖主義等。並且，美國要建立的霸權秩序，是以主導對其有利的國際機制爲目標的，因此，冷戰後稱霸與反霸的矛盾主要體現在美國稱霸的制度性與反霸的國際規範之爭，即建立世界秩序模式之爭。如“軍事上，中國與俄羅斯提倡建立新安全觀，而美國要加強軍事同盟和建立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的體制，特別是防止導彈技術及其技術控制制度的建立。在政治上，中國、俄羅斯堅持不侵犯主權和不干涉內政原則，而美國則提倡人道主義干預和建設性干預。經濟上，歐洲和日本則主張具體情況具體考慮的靈活原則，而美國則主張採取自由貿易的普遍原則”。“當美國感覺到不能通過聯合國體系，來強化美國能力基礎之上的世界秩序的時候，聯合國對美國就變得不太相關了。在聯合國之外，美國還建立了各式各樣的聯盟體系。聯盟就是美國自己主導的‘小聯合國’體系，就是爲了強化美國自身的力量。”
由於反對霸權的正義力量，及美國霸權不完全依靠軍事實力的強制性作法，使得新時期與帝國主義爭霸時代有本質的不同，美國爲了使其霸權合法化，儘量利用多邊國際組織實施其霸權。美國1999年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提出，“我們（美國）應支持國際機構和組織，從中得到他國對美國的支持，幫助美國承擔領導世界的負擔”。得到他國對美國的支持，這是合作、利益的基礎，是美國不得不採取的策略。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以來，導致的地區衝突不斷，恐怖主義更加猖獗。伊拉克人民及一切正義力量的反戰情緒激漲，抗議美國的單邊主義。由此近年來，美國國內建立“新多邊主義”呼聲較高，核心是將聯合國、G8、APEC和北約等機構、機制加以聯繫，將它們有機結合一起。美國出現的新多邊主義有若干類型，其中最令人關注的是共和黨前總統候選人麥凱恩的“民主國家聯盟”。這是以美國爲首，集結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等民主國家，基於民主、市場經濟、言論和宗教自由等共同價值，採取協調行動的一種理念。G8是多邊機制，曾被期待代替聯合國行使“世界政府”的職能。其中也隱含着一種理念，即把各個國家分爲不同種類的“主權責任國”，由美國領導，建立21世紀的世界新秩序。美國外交學會會長理查德·哈斯曾在美國著名外交刊物《外交事務》上撰文強調，“無極時代”中多邊進程的重要性，指出爲打破現狀，需要提出“無極協調”概念。在這些討論中，外交精英們對現實的共同認識是：美國不可能再回到“單極支配”的狀態。應以這種新的現實爲前提，建立以美國爲中心，集結多箇中小規模的“極”，匯聚各“極”力量的新世界體制。既非“單極”又非“多極”亦非“無極”，即將到來的是“集極”的時代。2009年美國以奧巴馬爲首的新一屆政府組閣，它面臨着重新樹立美國在世界的形象，解決布什政府留下的“伊拉克危機”問題，以及打擊重新擡頭的阿富汗地區恐怖主義，應對2008年末爆發的金融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迄今爲止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國際金融危機等多個國內國際問題。
2009年3月25日，俄羅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圓桌會議”，首次將擺脫全球性危機的出路和建立世界新秩序模式的問題聯繫起來討論。此次會議認識到了擺脫全球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與建構世界新秩序的必然聯繫。俄羅斯科學院信仰自由研究所委員會主席C·莫茲戈沃伊強調，目前的世界金融危機涉及的不僅僅是經濟，而是對所有人類文明的沉重打擊。嚴峻的形勢說明，我們必須要儘快改變舊的世界秩序，建立符合當今時代全球化現實的世界秩序。現在的世界秩序早已不符合全球化現實的需要。如果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進行一種對話。這個對話的基礎是：尊重起碼的框架和原則、尊重自然人和公民權利。
這場罕見的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說明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經濟秩序存在制度缺失，面臨挑戰，在這場嚴重的國際經濟危機影響下，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會如何變化？美國是尋求國際合作還是自命不凡？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人類歷史的發展，全球化，特別是經濟全球化的客觀現實，要求美國政府無論從積極願望還是被動角度都必須積極修正戰略理念，改變美國的一系列內外政策，調整戰略結構，尋求國際合作，共同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和環境惡化等一系列世界難題。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說，“在一個彼此融合、彼此依賴的時代，我要帶領美國人認識到，我們的利益與全球息息相關；帶領美國人看到，如果不解決外國的貧窮，我們主張的市場力量就不能得到真正發揮，他們的貧窮也會演變成暴力，最後施加到我們頭上。要讓美國人洞悉一點：我們自身的利益與他國人的利益綁在一起”。而且，今後的發展也要求不能因爲領導人的變換而從根本改變需要國際合作的大趨勢。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經濟能否經受住考驗，並在挑戰面前抓住歷史機遇，積極參與對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進行合理建構？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其《金融危機拓展中國外交空間》（原載《國際先驅導報》）一文中闡述的如下觀點。他認爲“中國應成爲制度制定者”。就是說，中國要抓住金融危機的時機，來做一個國際經濟秩序未來重建過程中的制度制定者。“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發展到了目前這個水平，它的國際空間必然會增加。最簡單的一個事實就是，這次危機要是沒有作爲國際體系最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的參與就很難解決；同樣，沒有中國的參與，未來的國際經濟秩序也建立不起來。”“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際社會已經發出了重建國際金融經濟秩序的呼聲。”“在國際金融經濟秩序重建的舞臺上，中國是作爲一個建設者，是作爲一個制度制定者而出現的。”“中國如果要參與重建這個秩序，應該抓住目前這個時機，總結和傳播中國這方面制度中所包含的優勢或者說價值優勢。這也是金融危機爲中國提升軟實力所提供的機遇。”那種認爲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建，積極尋求全球治理，反對霸權，就是不與美國積極合作的觀點是不對的，認識問題也是極其片面的。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建過程中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那將是對人類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巨大貢獻。
鄭永年認爲，中國也有世界秩序觀。傳統上稱爲“天下觀”。“天下觀”體現的是中國的大同世界觀，其核心就是和諧、和平。到今天，中國已經是國際社會的內在部分，加入了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幾乎所有以西
方爲主導的國際組織，並在裡面發揮着積極的作用。
當美國感覺到不能通過聯合國體系，來強化美國能力基礎之上的世界秩序的時候，聯合國對美國就變得不太相關了。在聯合國之外，美國還建立了各式各樣的聯盟體系。聯盟就是美國自己主導的“小聯合國”體系，就是爲了強化美國自身的力量。
據環球網報道，2008年11月7日，時任德國總統科勒在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舉行的第四屆德國—非洲論壇上說，當前的世界金融危機使得建立一個新的世界經濟監管機制顯得十分必要。科勒在開幕式致辭中說，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由此引發的經濟衰退表明，即使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在危機面前也顯得十分脆弱，世界各國有必要從此次危機中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他同時指出，這一新的世界經濟監管機制必須同時對全球氣候變化有清楚的認知。
面對這場罕見的金融危機，美國等西方國家希望中國救市，爭取亞歐合作應對危機。2008年10月15日，在歐盟峰會的新聞發佈會上，時任歐盟輪值主席、法國總統薩科齊表示：“中國是亞歐峰會的亞洲主席國，並是貨幣強國和金融強國，我當然衷心期盼着中國的積極參與。”討論“亞歐合作應對金融危機”將成爲此次會議的首要任務。據德國媒體報道，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於14日最先表示：“G8成員國一致認爲，要儘快地把中國、日本或印度拽到談判桌上來，讓這些國家也一起參與共同行動。”默克爾表示，沒有這些國家，“今天已經沒法制定金融市場政策”。
胡錦濤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2009年2月23日的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我們一定要增強憂患意識和機遇意識，既充分認識世界經濟環境急劇變化給我國經濟發展提出的新問題、新挑戰，又充分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和長期向好趨勢；以及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沒有發生根本變化，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當今世界的潮流，全球經濟面臨的調整和重組也爲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
據環球網報道，美國《新聞週刊》2008年11月24日文章《一個更大的俱樂部》，說中國等新興大國將定義“世界新秩序”：在華盛頓20國集團峰會召開的前一些日子，俄羅斯政府悄悄地向中國、印度和巴西等國政府伸出了手，在峰會開幕之際共同協調召開一次會議。這是最近許多信號中的一個，顯示出在二戰後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讓步給新世紀植根於現實的世界新秩序。20國集團會議本身就是這一趨勢的另一個信號和佐證，即當前的世界大國如缺少已成爲重要夥伴的潛在競爭對手的通力合作，就不能應對全球經濟的挑戰。香港文匯報發表邱震海撰寫的文章說，人們可以發現，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思維無論在哲學還是技術層面都發生了一些變化。首先，在哲學層面，隨着“巧實力”（Smart Power）概念的提出，美國未來在世界外交中勢必將更多尋求與國際社會合作的態度，對其最大的合作和潛在競爭對手——中國的政策自然也是如此。
2009年4月2日，G20倫敦金融峰會與會領導人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資和加強金融監管等全球攜手應對金融經濟危機議題達成多項共識。制定瞭解救全球金融危機，重振世界經濟，避免今後再次發生類似的經濟危機的多項措施。如，恢復經濟增長與保障就業；加強金融監管監督；鞏固全球金融機構；抵制貿易保護主義，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保證所有國家的公平和可持續的實現經濟復甦。具體達成的協定有：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可用資金提高兩倍，至7500億美元；支持2500億美元的最新特別提款權（SDR）配額；支持多邊發展銀行（MDB）至少1000億美元的額外貸款；確保爲貿易融資提供2500億美元的支持；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同意的出售黃金儲備的所得資金，爲最貧窮國家提供優惠融資。這些協議共同組成了一項1.1萬億美元的扶持計劃，旨在恢復全球信貸和就業市場及經濟增長。創立一家全新的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簡稱“FSB”），作爲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簡稱“FSF”）的繼承性機構，其成員包括20國集團的所有成員國、FSF成員國、西班牙和歐盟委員會，並加強了向該委員會所委派的任務等等。
這次金融峰會，還特別提出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組織中的話語權問題，這是歷史性的進步，標誌着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在構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中將有更大的作爲，在有關國際經濟秩序的規則制定中將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倫敦金融峰會首腦宣言說，“爲了讓我們的金融機構能夠幫助管理危機並防範未來的危機，我們必須增強它們的長期相關度、執行效力和合法性。因此除了我們今天達成的大幅增加資金來源的協議，我們還決定對國際金融機構進行現代化改革，確保它們能夠在面臨新的挑戰時有效地向成員國和股東提供協助。我們將改革它們的授權、規模和治理，使之適應世界經濟的變化和全球化的新挑戰，同時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包括窮國在內，必須有更大的話語權和代表權。”
倫敦金融峰會多項共識的達成，是人類在國際經濟危機下積極尋求國際合作，共克時艱的結果。這是與會各國領導人在深刻認識“所有國家都必須聯合起來解決這一危機，全球性的危機需要全球共同解決”這樣的前提下達成的。這次金融峰會取得的積極成果也是中國、俄羅斯等國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積極努力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金融機構的某些不合理規則的結果。
對此次金融峰會國際社會給予了積極的評價，英國《每日電訊報》在4月3日的頭版報道中，用了這樣的標題：《G20：布朗宣佈世界新秩序》，稱布朗認爲此次金融峰會開闢了新的世界秩序。2009年3月28日《東方早報》報道，英國外交大臣米利班德3月26日接受意大利媒體採訪時將倫敦峰會的意義表述爲：“單極時代將在4月2日結束。我們將會得到重要機會，使我們能夠開始在同一個平面上討論和分析具有重要意義的國際問題。多極時代將會開啓。20國集團領導人會談真正的政治意義就在於此。”
近年來隨着二十國集團等峰會的召開，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體系的話語權越來越受到重視，越來越發揮着重要的建設性的作用。2011年戛納峰會與會領導人發表公報，就如何應對歐債危機、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加強國際金融監管、促進社會保障和協調發展等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並提出，爲了建立更加穩定、靈活、更具代表性的國際金融體系，對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進行的審查最晚將於2015年進行，以反映國際金融體系中各國貨幣比重和重要性的變化。薩科齊同時對中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表現出來的靈活性表示讚賞。2012年峰會，是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七次峰會，於2012年6月18日在墨西哥洛斯卡沃斯舉行。爲了應對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需擁有充足資源。在此次峰會上，中國宣佈支持並決定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增資，數額爲430億美元。中國作爲IMF成員國，同時作爲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增資是在履行國際義務，是承擔國際責任的必要之舉。而同時全球經濟主要的風險仍然是歐洲可能再度陷入嚴重危機，可能對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都產生嚴重影響。2013年聖彼得堡G20峰會的主題爲增長和就業，討論世界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就業和投資、發展、貿易等議題，發表了《二十國集團聖彼得堡峰會領導人宣言》以及《聖彼得堡行動計劃》，並批准了一系列文件。2014年11月，澳大利亞布里斯班峰會公報強調加強全球經濟機構的重要性，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內建設更強大的多邊貿易體制。2015年，G20峰會主題爲“共同行動以實現包容和穩健增長”，強調二十國集團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推動改革創新，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會議認爲對關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審查報告指出人民幣滿足“可自由使用”標準，建議納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的決定，這將有利於提高特別提款權的代表性和吸引力，也將有利於完善國際貨幣體系，維護全球金融穩定。本次G20峰會設定了三方面的優先關注領域和11項重點議題。東道主土耳其提出，應推動結構性改革、基礎設施投資、鼓勵中小企業發展、提升就業、解決全球貧窮與不平等問題，也希望明確並拓展融資渠道，縮小各國之間的投資差距。
2015年9月24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華盛頓布萊爾國賓館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中美元首會晤。習近平指出，“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不意味着另起爐竈，而是要推動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倡議，都是開放、透明、包容的，有利於有關國家發展經濟，增加就業，減少貧困，歡迎包括美方在內的有關各方積極參與”。
基辛格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說，“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正如龐中英教授所說，基辛格在該書中關於世界秩序多樣性並存以及美國與世界秩序之間關係的論述，顛覆了他自己以及美國主流的世界秩序觀。
基辛格認爲需要建立一個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並指出“美國則搖擺不定，時而捍衛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時而抨擊它的均勢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前提不道德，而且落伍於時代，時而兩種態度兼而有之。美國仍然堅持認爲，它信奉的價值觀在建立一個和平的世界秩序方面具有普遍適用性，並保留在全球範圍內捍衛這些價值觀的權利”。
觀點：作者認爲如果能建立起公平、公正、民主合作的世界新秩序，將達到全球共治、保障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及持久和平，那將是世界的曙光，世界人民的福祉。但是美國和中國、俄羅斯等國的世界秩序觀在很多價值理念上不同，理念、價值觀肯定要經過長期的鬥爭。中國文化價值理念的傳播，文化軟實力的增強，需要世界正義力量的支持，需要中國發揮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國際關係中提出的新理念，如正確義利觀，擯棄叢林法則、擯棄零和博弈思維，建立新型國際關係等在世界的廣泛認同、傳播和實現。但是不管怎樣，世界已經走到了國際體系變革的歷史關頭，諸如國際規則，包括國際制度，國際秩序的變革與重塑。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中國不能缺席，世界需要傾聽中國的聲音，需要中國方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