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新安全觀的內涵
中國的新安全觀是1997年在東盟地區論壇會上正式提出的，在後來的實踐中經過發展和完善，形成了中國對外戰略的核心內容，並於2002年向世界全面闡釋的。2002年7月31日，參加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向大會提交了“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對中國在新形勢下的新安全觀進行了全面系統地闡述，即中國新安全觀的核心內容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新安全觀的實質是“超越單方面安全範疇，以互利合作尋求共同安全”。2009年胡錦濤在聯大進一步全面闡釋中國的新安全觀，核心就是“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作，既維護本國的安全，又尊重別國安全關切，促進人類共同安全”。此後，推動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爲基礎的普遍平等、不可分割的新安全觀就成爲我國對外交往的重要指導原則和努力打造國際安全的核心理念和積極實踐的宏偉目標。
中國新安全觀之“新”，首先在於超越冷戰思維，摒棄以對抗求安全的思想。中國主張在互利、互信的基礎上，建立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合作關係，以合作的方式謀求共同利益和解決衝突。這種新觀念的提出，是適應國際形勢發展和變化的產物。中國強調的新安全觀，所針對的威脅包括傳統的威脅，也包括非傳統的威脅；包括軍事安全問題，也包括非軍事安全問題。中國新安全觀強調的是以平等合作而不是實力對抗解決問題。其核心內容之一是“協作”，說得確切些，就是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爭端，並就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這種合作是多渠道的，包括多邊安全機制、多邊安全對話、雙邊安全磋商，非官方安全對話等。
習近平在俄羅斯國際關係學院的演講中強調，各國相互聯繫、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越來越成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我們主張，各國和各國人民應該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各國要同心協力，妥善應對各種問題和挑戰。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安全威脅，單打獨鬥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體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選擇。習近平主席進一步強調，以合作促安全、以合作求安全；集體安全、共同安全才能達到各國的真正安全。“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實現脫離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沒有建立在其他國家不安全基礎上的安全。我們要摒棄冷戰思維，創新安全理念，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亞洲安全之路。” “合作共贏的理念不僅適用於經濟領域，也適用於政治、安全、文化等廣泛領域；不僅適用於地區國家之間，也適用於同域外國家開展合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1月23日召開會議，審議通過《國家安全戰略綱要》，強調堅持正確義利觀，實現全面、共同、合作、可持續安全，在積極維護我國利益的同時，促進世界各國共同繁榮。運籌好大國關係，塑造周邊安全環境，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積極參與地區和全球治理，爲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應有貢獻。
二、國際安全新理念
（一）國際安全新理念
中國的新安全觀就是蘊含國內安全和國際安全的新理念。國際安全新理念主要體現新安全觀對實現保障地區和平與安全，以及保障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理論探索，也即安全模式上的積極探索和重要的理論貢獻，是對冷戰思維的傳統安全觀的擯棄。
習近平主席在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六十週年的講話中，進一步闡釋和強調了“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他說：“堅持共同安全。安全應該是普遍的。各國都有平等參與國際和地區安全事務的權利，也都有維護國際和地區安全的責任。我們要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安全的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個國家的安全。不能一個國家安全而其他國家不安全，一部分國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國家不安全，更不能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所謂絕對安全。我們要加強國際和地區合作，共同應對日益增多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堅決打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剷除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
“對待國家間存在的分歧和爭端，要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以對話增互信，以對話解紛爭，以對話促安全，不能動輒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熱衷於使用武力，不是強大的表現，而是道義貧乏、理念蒼白的表現。只有基於道義、理念的安全，纔是基礎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我們要推動建設開放、透明、平等的亞太安全合作新架構，推動各國共同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安全。”這對促進國家間建立新型國際關係，公正合理民主的世界秩序的形成，特別是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二）中國堅定的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
中國堅定的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反對霸主義，永遠不稱霸，不搞擴張，這已明確寫入中國憲法。中國在海外也沒有任何軍事基地，不搞軍備競賽，不對任何國家構成軍事威脅。中國國防政策完全是防禦性的，是和平的，並積極捍衛世界的和平。
2014年2月9日，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英國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發表的演講中指出，中國國土遼闊，國土面積達960萬平方公里，是英國40倍，是日本的25倍，而軍費僅分別是英、日兩國軍費的兩倍。中國有14個陸地鄰國，8個海上鄰國。中國有22000公里陸地邊界線，32000公里海岸線。中國軍隊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肩負艱鉅任務。中國軍力增長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國防需要相適應。30多年來中國經濟保持年均兩位數的增長，而國防預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下降。同時，中國人均軍費支出在大國中是最低的，僅佔美國的1/22，英國的1/9，日本的1/5。而從軍人人均軍費水平看，中國僅佔美國的1/10，日本的1/5。通過上述數字對比可以看出，中國軍費增長是適度的。中國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海外利益不斷增長。中國貿易伙伴越來越多，已超越美國成爲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對海上通道安全的關切不斷上升。中國不僅重視並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還在索馬里海域向中國和多國商業船隻提供海軍護航。
中國在國際軍控、裁軍和防核擴散方面，一直堅持積極參與的立場，不僅相繼加入並切實履行有關國際軍控條約，參加國際軍控和裁軍領域的各項重大活動，還參與聯合國和有關國際機構關於裁軍問題的審議和談判，提出了許多合情合理、切實可行的主張，努力推進國際軍控與裁軍進
程。20年來，中國三次裁軍接近200萬。在短時間內，中國單方面裁軍行動範圍之廣、裁減幅度之大爲國際軍控與裁軍史上所少見，充分表達了熱愛和平的真誠願望。2015年9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紀念抗戰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的講話中，向中國人民及世界人民莊嚴宣告中國政府將裁軍30萬。
中國致力於用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和熱點問題。在科索沃、伊拉克戰爭等重大地區問題上一貫主張以和平方式消除衝突，反對使用武力；中國與有關國家一道創立了六方會談機制，積極斡旋朝鮮半島核問題，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果，並積極推動伊核協議的達成；中國積極推動國際和地區安全合作，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此外，中國還積極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目前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爲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和犧牲。中國一直積極加入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認真履行條約義務，努力維護聯合國的核心地位和安理會的權威。迄今爲止，中國參加了近300個國際條約、130多個國際組織，承擔相應責任，在多邊事務中發揮重要建設性作用。
（三）中國的核安全觀
維護世界的核安全對維護地區的穩定和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力所能及地維護世界的核安全，支持並嚴格履行《核武器不擴散條約》《制止核恐怖主義行爲國際公約》及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重視並積極參與國際核安全合作，是“打擊核恐怖主義全球倡議”的創始夥伴國，同許多國家保持雙邊交流；積極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核安全援助；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燬核武器，堅定奉行自衛防禦的核戰略，把自身核力量維持在國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從毛澤東時代開始承諾並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到今天一直沒有改變，同時明確承諾無條件不對無核武器國家和無核武器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這在覈大國中唯有中國承諾過；在多邊場合專門就核安全問題發表看法，在剛剛召開的華盛頓國際核安全峰會上，胡錦濤發表了《攜手應對核安全挑戰共同促進和平與發展》的講話，爲維護世界的核安全提出了五點主張。2010年4月8日，時任外交部發言人姜瑜表示，美國繼續以不可逆的方式大幅度削減核武庫，對於最終實現全面、徹底核裁軍和促進國際和平與穩定至關重要。
三、國際安全新模式
我國提倡的新安全觀是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而不是自己國家的絕對安全建立在別國不安全的，甚至是對別國的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的基礎上。當今世界國際政治上存在着“霸權穩定論”和新安全觀對世界安全與和平的不同認識和主張。我們認爲中國的新安全觀是適合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國際安全新主張，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就是國際安全新模式。
（一）綜合安全
“綜合安全把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安全和經濟、文化、信息、環境等非傳統意義上的安全問題置於同等重要地位。從這一概念可以看出，安全的行爲主體由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擴展到更大的層面。因此，它可以被視爲國際安全理念的一種創新思維方式。綜合安全的戰略思想現已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和應用，其思想蘊涵的動態性和包容性使這種安全理念和戰略思想在實踐中不斷補充和完善，或說使很多安全理論都能在綜合安全中找到蹤跡。因此，這也可以被視爲綜合安全的生命力價值所在。”
（二）合作安全
合作安全，就是構建安全合作機制，使安全合作有機制可遵循、有法律可約束和保障。二戰後建立的以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爲基礎的安全合作機制，爲保障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因此，中國積極維護和支持聯合國在保障戰後國際秩序以及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上的權威性和積極作用。但是隨着時代的發展變化，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非傳統安全的增多，需要建立更多的保障世界和平與安全的國際安全合作機制，新安全觀做出了積極的探索和貢獻。江澤民在“增進睦鄰友好、共創光輝未來——在泰國國家文化中心的演講”中說：“要努力把國際社會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進各國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觀基礎上，應該通過對話增加信任，通過合作謀求安全。”習近平主席在各種國際會議的演講中多次提到我國的新安全觀，強調一國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別國不安全的基礎上。人類是命運共同體，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加深，不可能有一個國家是絕對的安全。秦亞青教授說，合作安全以命運共同體爲認識新型國際關係的原點，反對“零和”安全和絕對安全的傳統觀念，強調只有合作才能應對當前的各種傳統和非傳統安全挑戰，只有通過促進共同安全才能保證自身安全。安全的內涵也得到進一步擴展：沒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就難以保證可持續安全；沒有各方進行安全合作，就不可能實現穩步的持續發展。
（三）共同安全
共同安全是中國新安全觀想要達到的目標宗旨。把普遍的和全面裁軍作爲共同安全的手段和途徑。江澤民指出：“營造共同安全是防止衝突和戰爭的可靠前提。”“中國的新安全觀認爲，共同的安全利益、彼此間的相互信任和經濟利益的相互依賴是構成共同安全的三個基本條件。”如此，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剖析新安全觀對“霸權穩定論”的否定。
1．新安全觀是對“霸權穩定論”本質的否定
霸權穩定理論最早是由經濟學家查爾斯·金德爾伯格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來的。它的本質體現在：首先，霸權結構在本質上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力分配結構，它實質上是帝國等級秩序的最外沿權力結構，沃森模式形象地描繪了帝國的權力結構圖譜：以帝國爲中心（一定方圓內），依次向周邊外圍展開的是治權、宗主權、霸權。霸權治下的單位（國家）名義上是獨立的，但事實上它們的外交政策深受來自帝國權力中心的束縛，他們的權利也深受霸權國的支配和盤剝，霸權體系下的利益分配是極其不平衡的。雖然現代民族國家紛紛獨立，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帝國這種統治模式已經不存在，但霸權國家依然存在，霸權治下的和平論，即霸權穩定論沒有停止其學說，依然有市場。並且，國外有一些學者，其中不乏美國學者，認爲這種霸權是一種新帝國的統治模式。如美國學者麥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在“全球化與民主”一文中，指出了新帝國的特徵：帝國首先指的是繼民族國家的主權之後接踵而來的一種新型的主權。這種主權不受任何約束、限制，它不知道有什麼“疆界”一說，或者不如說，它只知道有彈性的、可變動的疆界。新帝國論的實質是鼓吹以帝國的治理模式對全球治理，建立霸權治下的和
平。當然美國的一些政治家及學者也公開稱美國爲新帝國，有的是揭露新帝國的本質。哈特的觀點是矛盾的，“儘管帝國在埋葬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過程中確實發揮了一些作用，但同時它又建立起了自己的以剝削爲基礎的權力關係，在許多方面新權力關係比已被摧毀的舊權力關係更野蠻”。一方面，他們認爲這種新帝國不像殖民主義時期的帝國那樣實行殖民主義，建立殖民地，也不實行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又認爲這種全球化的政治新秩序——帝國，又建立了以剝削爲基礎的權力關係體系。
新安全觀是建立在各主權國家權力平等基礎上的安全觀，而不是建立在霸權國家的權力等級梯次的安全中，是以國際體系內的國家的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爲宗旨的。因此，新安全觀所提倡的安全理念和安全模式是國際安全新理念和國際安全新模式，是對“霸權穩定論”本質的否定。
2．新安全觀是對“霸權穩定論”論點的否定
建立單極霸權秩序是美國的世界戰略目標，“霸權穩定論”是它的理論基礎，“霸權穩定論”認爲，一是霸權可以帶來穩定，帶來秩序。二是霸權可提供公共物品。像成熟的世界市場、自由的貿易體系和穩定的國際貨幣，作爲世界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公共物品，是經濟穩定所必需的。但是，由於大多數國家只關心對這些公共物品的使用並從中受益，卻從來不願出力提供它們，因此，世界經濟的真正穩定有賴於霸權國的存在。該理論認爲，國際霸權體系與世界秩序穩定之間存在着一種因果關係，一個強大並且具有霸權實力的行爲體有利於國際體系的穩定和公益的實現，相反，在不存在霸權國的情況下，世界秩序將是混亂無序和不穩定的。單極霸權是一種正常的、合理的歷史現象，即將單極霸權看作既是世界秩序的前提，又是世界秩序的保障。
霸權穩定論是建立在強權政治基礎上的，實質是實行新帝國主義，大國爭霸是它的本質特徵。由於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世界大國週期性地爭霸戰爭。因此，單極霸權秩序創立的不是和平與穩定的秩序，而是保持美國作爲超級大國的世界霸權地位。單極霸權秩序模式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及不合理性，這是由其基本特徵決定的。美國政治與國際關係學教授約翰·伊肯伯裡概括的霸權秩序的幾大特徵，頗具實質。一是強制統治。這種政治結構實際上是一種非正式的帝國秩序。權力，而且最終是強制力維持了這種秩序。二是霸權秩序是靠某些最低程度的利益交叉維持的。三是霸權秩序可能會更加制度化。當然這種制度是爲霸權利益服務的。
第一，單極霸權與世界穩定之間並不存在直接必然的聯繫。霸權護持僅僅是維持霸權國和系統中其他成員的相對權力關係，尤其是霸權國和系統中可能對霸權地位形成威脅和挑戰的成員之間的權力關係。霸權國要維持的不是系統所有成員的現狀，而是霸權國與挑戰國或競爭國的權力關係現狀，揭示了霸權國在整個霸權時期的根本國家利益。霸權國之外的系統成員之間的權力關係的變化並不是霸權國深切關心的問題，只有這些變化影響到霸權國地位時，纔會受到霸權國的真正關注。如果這些變化有助於霸權國維持自身的霸權地位，則會受到霸權國的默許、贊同甚至支持。所以，霸權國不會，也不可能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維護人。霸權國力圖維持自身的霸權地位，這纔是霸權國在一個完整霸權期內真正的整體國家利益。霸權的行爲也正是這種國家利益所驅動的。
第二，霸權並不是世界秩序形成的一個充分條件，也不是一個必要條件。基歐漢的某些觀點雖然爲霸權穩定論奠定了理論基礎，但他也認爲，霸權並不是世界秩序形成的一個充分條件，也不是一個必要條件。我們贊同基歐漢認爲在霸權國衰落或無霸權狀態的情況下國際合作同樣可能發生的觀點。我們認爲國際機制及國際制度的建立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在全球化的今天，相互依賴、相互依存的發展，要求國際機制、國際制度的建立需要更多和更廣泛的國際行爲主體及國際組織、跨國公司的參與合作，制定的國際制度才能更符合國際社會的普遍利益。因爲，在沒有霸權國的情況下，體系內的國家主權是平等的，使弱小國家也能充分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歷史上霸權國在合作行動不可能，或根本不願意合作的情況下，獨自承擔了建立國際機制的成本，如佈雷頓森林體系等，是由美國爲維護美國及其盟國的利益主導建立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第三，單極霸權的存在並不是世界和平與安全的保障。霸權穩定理論認爲，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直接取決於單極霸權國權力的集中程度，霸權國權力越強大，國際衝突就越少，世界就越安全。反之，霸權國權力越衰弱，國際衝突就越多，甚至戰爭頻發。然而，從歷史上看，所謂羅馬治下的和平，英國治下的和平，美國治下的和平，雖然在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的支持下，維持了一段時期相對穩定的局面，也形成了相對穩定的世界秩序，但都是伴隨着戰爭、動盪。以霸權穩定論認爲的20世紀是所謂美國治下的和平爲例，根據查爾斯·凱格利和格里高利·雷蒙的相關研究，冷戰期間，美國霸權治下的和平只是一個神話，269次國際武裝衝突和2180萬人戰死，以及數以百計的國際危機，使所謂的“長期和平”時期更像是一個“長期戰爭”時期；並且推動霸權更迭的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了最大的不安全、不和平與不穩定。
第四，從歷史事實得知，單極霸權秩序是依靠武力和強制性來維持的，是消極的和平、不正義的和平。單極霸權本身是一種極不平等的權力結構，單極霸權秩序下的利益分配也是極不公正的，霸權國提供公共物品和領導角色的目的是爲了提高其他國家對單極霸權體系的依賴，維護和擴大自身的權力差距。由於世界秩序的單極霸權模式把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建立在強制性的權力基礎之上，因此，它既不平等也不合理。
因此，新安全觀是對“霸權穩定論”能夠給世界帶來穩定、秩序與和平論點的否定。
3．新安全觀解決了“霸權穩定論”陷入的“安全困境”
“霸權穩定論”關於國際社會基本狀況的假定不符合當前國際政治現實，雖然目前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的，但並不等同於霍布斯在《利維坦》一書中所描述的“人人自危”的敵對狀態，而“霸權穩定論”恰恰就陷入了霍布斯式的“安全困境”。中國的新安全觀認爲，只要建立起彼此信任的，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有利於各國和平發展的安全合作機制，形成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就不存在所謂的安全困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