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博海點了點頭，道：“從日本的立場來說，有這樣的想法也不算錯，都是爲了自己國家的利益最大化。不過要讓日本的力量保持強於中國，就有點自相矛盾了，一個虛弱的中國，對日本提供的幫助有限，但如果日本真的打算幫助中國發展，以中國的體量、人口、資源，超過日本也只是時間問題。”
秦錚道：“我們是穿越者，當然知道中國只要把自己的事情理順了，超越日本的可能性極大，但在舊時空裡，這個時代的中國基本還看不到超越日本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日本真得把中國綁上自己的戰車，控制住中國的發展速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是有很大的可能在實力上壓制住中國的。”
夏博海想了一想，道：“這到也對，誰讓中國一直都沒有消停過呢。”
這時徐濟超道：“秦政委，我在穿越之前看過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爲這個時候清廷的新政其實還是搞得不錯的，如果能夠給清廷足夠的時間，繼續把新政搞下去，最終是能夠獲得成功，使中國富強起來的。結果被辛亥革命這麼一攪活，反而打斷了清廷新政的進程，讓中國錯失了一次富強的機會。”
王雲鵬道:“這叫什麼話，清廷的新政不過是爲了維持自己的統治而弄出來欺騙人民的東西，如果新政真的能搞好，那麼辛亥革命根本就沒有機會爆發。”
徐濟超道:“其實我也不認同這種說法，但不知道這種說法到底在那裡不對，如果說清廷的新政是欺騙人民的，但我研究清廷新政的內容，應該說都還是能夠說得過去的，起碼比以前確實要強不少，確實有一些君主立憲制的味道，這到真不能說是欺騙人民。至於說是爲了維持清廷的統治，我認爲這個動機也不能算錯啊，如果新政真能使國家富強起來，也確實可以維持清廷的統治，這並不矛盾。另外從舊時空歷史的後來發展也能看出來，清廷雖然腐敗無能，但在大體上還是保證了國家的統一，發生的戰亂，即使是像庚子國變這樣的大亂，也都控制在5、6個省的範圍內，從整個國家的角度看，大體還是穩定的。而辛亥革命儘管推翻了清廷，建立了共和國，但整個國家很快就陷入了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混亂當中，無論是那方面，都表現得還不如清廷的統治時期，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才徹底有了改觀，但卻耗去了近40年的時間。如果把這40年的時間給清廷，完全是能夠讓清廷充份的發展完善新政。老實說，我認爲這樣的說法還是有相當的道理的。秦政委是對歷史有研究，所以我想趁這個機會，向秦政委請教一下。”
秦錚點了點頭，道:“這些言論在穿越之前我也看過一些，但這種觀點只是從表面上看很有道理，深入研究就應該清楚，清廷的新政是註定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如果不穿越，我會在我要出版的書裡作說明，不過現在可以好好的說一說。”
徐濟超道:“好啊，我也想知道，爲什麼清廷的新政不可能取得成功？”
秦錚道:“我們估且不論新政的好壞，但從1894-1900年，在這連續6年的時間裡，先後發生了甲午之戰，戊戌變法、庚子國變等重大事件，可以說每一件事情對清廷都是沉重打擊，基本透支了清廷的公信力，可以說在庚子國變之後，除了極少數死忠之外，國內的絕大多數政治勢力都對清廷基本都失去了信任，清廷這種局面下推出新政，不能說完全沒有成功的可能性，但能成功的機率也是極底的。”
徐濟超道:“成功的機率底，並不表示完全就沒有成功的機會啊。”
秦錚道:“但問題就出在清廷的新政內容上面。”
徐濟超道:“我看清廷的新政內容沒有什麼大毛病啊。”
秦錚道:“單純的從新政的內容看，確實沒有大毛病，甚至可以說和以前相比，確實是有進步的，只可惜新政推出的時機不對，如果是在甲午戰爭之前，那怕是在戊戌變法之後推出這些新政，基本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而且還能得到廣泛的支持，但在庚子國變之後，清廷的公信力基本清零，再推行這樣的新政，各方的政治勢力自然都接受不了，認爲清廷的新政爲自己保留了相當多的權力，改良的步伐還是太慢了，因此清廷無法用這樣的新政來重新恢復自己的公信力。”
徐濟超道:“難道就一點成功的機會都沒有嗎？”
秦錚道:“當然不是完全沒有，我認爲清廷的新政要想成功，只有學英國搞虛君制，皇帝只是國家的像徵，不在掌握實際的權力，而是將權力都交出來，只有這樣清廷才能重新獲得各方勢力的信任，而儘管清廷失去了權力，但也能夠保住皇帝的名號和國家像徵的地位，反而能夠超脫於各方勢力之上。可惜這一點是清廷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的，因爲從一開始清廷就沒有想過要學英國，而是以日本、德國爲參考對像，甴其是日本，後來清廷頒佈的《欽定憲法大綱》，基本就是照抄日本的明治憲法，而且明文規定‘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同時皇帝擁有頒行法律，總攬司法，召集並解散議院，任命官員，指揮軍隊等各種大權，老實說這樣的權力和過去相比，幾乎沒有什麼變化，要說進步，也就是把皇帝的權力用法律的形式明確下來了。在慈禧在世的時候，清廷還不敢搞得太過分了，但慈禧一死，載灃這羣年輕權貴就急不可耐的抓權，但他們又沒有慈禧的政治手腕，最後弄出個皇族內閣來，所以我才說清廷的新政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而暴力革命雖然會給國家、社會造成一定的動盪，甚至是流血犧牲，但在這個時代的中國，確實是唯一的一條出路。”
夏博海道:“打個比方說，現在的中國就好像一個得了腫瘤癌症的病人，如果採用保守治療，也許可以維持很長的一段時間，甚致在一定的時間內，病人的精神面貌還不錯，但病卻始終是無法全愈，等癌細胞擴散以後，就只有等死；而如果選擇動大手術的治療方案，將腫瘤切除，在手術之後病人也許會元氣大傷，身體十分虛弱，甚致半死不活，在一段時期內身體的狀態還不如手術之前，但畢竟可以徹底根除病根，等熬過了手術後的虛弱期之後，病人就會徹底全愈，恢復健康。清廷就是這個腫瘤；新政就是保守療法；而暴力革命就是動手術切除腫瘤。”
聽完了秦錚的講說和夏博海的比喻之後，徐濟超才恍然大悟，道:“原來是這道理，我總算明白了。”
這時肖建軍道:“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可不是清廷的新政，而是怎麼應對這些革命者，我們真的要和他們進行合作嗎？”
夏博海道:“當然，這個時代的革命者或許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有兩點是值得肯定的，一是有愛國心，他們是真心希望中國能強大起來；二是有激情幹勁，只要是他們認準了是對國家有益的事情，就會全力以赴的去幹，甚致不怕犧牲，辛亥革命不就是由一幫年輕人發動的嗎？而且革命者基本都是有一定的文化知識的年輕人，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人材，因此只要我們給他們正確的引導，完全可以我們所用，當然前提是他們要完全認同我們的政府理念，只要達到這個要求，其他方面都不是問題了。”
秦錚道:“別的我到是不擔心，主要就是擔心我們的土地政策難以被他仞接受，這個時代的革命者，有不少是地主、仕紳家庭出身的，土地改革是動了他們的奶酪，在舊時空裡不乏有這樣的例子。而且我估計有人會向我們提出土地改革對他們網開一面的要求。”
夏博海道:“先談談再說吧，我們首先要把實行土地改革的意義、目地對他們講清楚，這是使中國強大越來的唯一辦法，不是爲了我們的私利，在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借土地改革爲自己佔有一畝地，如果這樣還是不能接受我們的土地改革，那麼只能說是道不同不相爲謀了。”
秦錚也點了點頭，道:“只能這樣了，土地改革是不可能牽就任何人的。”
肖建軍道:“我們現在說的，只是普通的革命者，而對那些革命者中的領導者，知名人員，比如黃興，還有孫中山又怎麼安排呢。”
夏博海道：“也是一樣的，首先要認同我們的政策，只要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其他的事情就都好說，具體的合作方式可以再協商，也可以加入到我們內部，我們可以按材錄用，但如果不能認同我們的政策，那麼就只好分道揚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