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宗朝，包拯是享譽朝野、揚名四海的名臣、老臣、廉正之臣，甚至有“大漢第一肅臣”之稱。包括他的政治對手們，也從不否認其能幹與節操。
包拯的去世，使朝野內外無數有識之士扼腕嘆息的同時，關於他的死因，還引發了大量猜測。有說他累死的，有說他病死的，還有說他是被氣死的，以及被奸黨害死的.
而“被害論”流傳最廣，引發的討論最多，調動的情緒也最高。至於事實如何，並不是那麼重要，關鍵在於這種傳言最符合士民百姓對權貴、對官場的預期與想象。
而這，也能反映出一些正統二十一年前後，大漢帝國的政治形勢，是怎樣一種狀態：緊張乃至渾濁。
從帝國內外廷的格局來分析，傳言中所指的“奸黨”，大抵指兩派人，相黨與閹黨。這裡的相黨，單指尚書令王士廩一黨，閹黨則以內侍後省蔡訣爲首的當代閹宦集團。
先說閹黨，宦官集團在任何一個王朝，都是不可忽視的一個羣體，畢竟他們是作爲皇權最可靠的附庸。在大漢帝國，宦官的能量，也從來不容忽視，僅看建國一百多年來，內廷之中出了多少“大宦官”就知道了。
當然，一直以來，宦官的影響力，主要限制於內廷，作爲皇權最忠實的爪牙而存在。這其中，固然有帝國政治體制的約束，也跟過去幾代帝王“成材率”比較高有關，使得宦官勢力在壯大過程中，呈現一種利大於弊的結果。
但進入正統朝後，情況就發生變化了，宦官勢力持續壯大，並且按捺不住爪牙，由內廷向外廷擴散。出現這種問題，根子還是在皇帝身上。
正統皇帝劉維箴，或許短於智慧，怠於政事，但對於自己的權力地位，看得還是十分重的，也盡力在維護。除了提拔王士廩等親信之臣外，最重要的依靠，便是團聚在他身邊的那些宦官了。
而帝國的宦官機制架構，可是由世祖皇帝構建了，經過百年的發展，權責職能已經相當成熟完善，內侍前後省+皇城司，基本能否覆蓋整個宮廷。
也正是靠着一干忠心的奴僕走狗，劉維箴安居龍牀的同時，方能對朝廷局勢有個相對清楚、及時的瞭解。
在正統前十年，是帝國臣權最強的一段時間，那時宮廷還很平靜，宦官爪牙也還算安分。然從范仲淹罷相之後，劉維箴的帝位也到了無人可動搖的時候，宦官也開始露出鋒芒了。
簡單地講，就是宦官有些不甘於繼續待在“傳統領域”了，開始把手往外廷伸，開始干政了，明目張膽的那種。
而這，顯然是不爲當政權貴所容忍的，要知道，在世祖皇帝時期，都不斷有朝臣敢於諍言，何況在他劉維箴。
於是，在正統十四年，時任尚書令的曹倫來了個大的，帶領羣臣，一起向皇帝施壓，請罷閹黨，杜絕宦官干政，以正朝廷風氣。
雖然當了十幾年皇帝，劉維箴哪裡經歷過這等陣勢，他軟弱的本質由此暴露，應對失措。最終迫於衆情，選擇了妥協，將石全彬、陳巍等幾名權宦給黜落，風波由此平息。
然而，皇帝畢竟是皇帝，不是那麼好得罪的。曹倫藉此，獲得了巨大聲望，但很快，就被王士廩給取代，畢竟影響了劉維箴對皇后的感情（雖然那時候劉維箴對曹皇后只剩下相敬如賓了）。畢竟都是曹家人，甚至可能影響到太子劉修遠。
同時，在罷了石、陳之後，劉維箴又迅速提拔新人，蔡訣就是這個時候上位的。蔡訣，別看是個宦官，但此人絕非凡人，文武雙全，足智多謀，出身也不普通，他的養父乃是世宗朝時皇城使蔡敬。
也正是在蔡訣的建議下，包拯才得以成功拜相，官拜都察使。須知，作爲朝廷的第一大清流，包拯事實上一直是被當權者所排斥的，就是因爲這個人“不畏權貴”。
包拯這個人，品性、作風如何，從他當年擔任洛陽府尹如何，就能可窺一斑了，朝中掌權者也都清楚，把這麼個人，擡進政事堂，絕對是自找麻煩。
因而，寧與封疆，也不可使其高居相堂，當年范仲淹曾嘗試過，但最後還是因阻力太大，而外放東南轉運使之職。
在這樣的背景下，蔡訣向皇帝建議，把包拯從嶺南巡撫使的位置上的調入中樞，拜相，還是都察使這樣一個位置，對帝國權貴來說，是怎樣一種約束與震懾。
事實上也是如此，包拯擔任都察使以來，朝廷風氣是有所扭轉的，即便，包拯的努力，只是一種“唐吉坷德式”的衝鋒與堅守。
當然，包拯並不領蔡訣的舉薦之恩，他只是在其位，謀其政。同時，他也始終堅持禁止宦官干政，約束特務爪牙。在任以來，除了打擊貪瀆官僚、不法勳貴，對宦官集團仍舊重點“照顧”。
也就使京中傳播着一種流言，說蔡訣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當然，“包都察抗爭權閹”的戲碼，僅僅存在於民間的傳奇故事之中。
事實上，包拯與蔡訣之間，從沒有直接衝突，蔡訣上位後，並沒有縱容宦官，相反對那些“宦子宦孫”，多有約束規制。包拯攻訐打擊的宦官，也僅是就事論事。
只不過，權宦的名聲，實在不太好聽罷了。
再說相黨，王士廩作爲從龍之臣，也堪稱劉維箴力壓皇叔、成功承繼大統的第一功臣，劉維箴在登基之後，予以了極其豐厚的回報。
從少府，到吏部尚書，哪怕是曹倫秉政時的財政使，無不是朝廷一方大佬，權力巨擘，並且，他始終被視爲“帝黨第一臣”，皇帝的良師益友。
曹倫之後，當王士廩向尚書令之位發起衝擊時，也得到了劉維箴的支持。正統皇帝雖然是個垂拱天子，但他若真下定決心支持某一方，那哪一方獲得優勢也是無比巨大的。
因此，王士廩最終如願，將曾公亮、富弼、龐籍幾名主要競爭對手力壓身後，順利上位，成爲權掌中樞、宰執天下的帝國第一臣。
王士廩才幹絕對是有的，謀略見識，放眼內外，都是佼佼者，政治能力強悍，治事經驗豐富，善於揣摩人心，對帝國體制之運轉也有極深的認識，再兼深得皇帝信重，這樣一個人掌握大權，對朝局而言，至少不會是什麼太壞的事。
而過去的五六年，也證明了這一點，或許帝國自上而下，滋生着諸多問題，但整體而言，還算穩定，在賑災、濟民、固邊、平亂、剿賊事宜上，更有突出表現，對關鍵事務，王士廩從不含糊。
只不過，同范仲淹那樣的賢相不同，王士廩並沒有太多家國情懷，在他身上，也基本上看不出什麼“理想性”，這只是一個出身宦官、精於權謀的官僚，一個務實派，一個平衡家。
王士廩執政期間的很多決策考量，往往基於自身利益以及皇帝好惡，而非傳統意義上的爲國爲民。
比如賑災濟民，他調糧派餉，並不遲疑，但最終對救災官吏的考覈評功，不是因爲救了多少人命，而是看哪裡的動亂最少，誰治下盜賊、流民最少，他看重的，是官員的“維穩”手段與能力。
而這種理念，顯然與“民重於社稷、重於君”的思想相悖的，雖然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但王士廩在執政過程中，表現得過於赤裸。
因此，在王士廩執政的這些年，他的名聲並不是太好，當然這份“名聲”主要指那些士林、清流。但根本不影響大局，作爲當權者，他根本不需要紆尊降貴去迎合那些清談之輩，而士林、官僚之中，也最不缺附庸羽翼者。
在帝國統治階級，尤其是那些真正的掌權派眼中，王士廩這個尚書令，幹得實則還不錯。大漢帝國這艘鉅艦，在歲月的侵蝕下，已漸漸顯出陳舊斑紋，但在他的掌控下，還算平穩地向前航行着。
包括包拯在內，也是一般，即便打心裡，反對王士廩的理念，鄙視其德行，但本着一個“相忍爲國”，也還能忍受，在自己的職權範圍之內，爲國盡忠，爲民盡責，同樣也匡補王士廩的不足（比如對權貴、貪腐、浪費的打擊）。
真正讓包拯對王士廩不滿，並引發直接對抗的原因，還在於王士廩的戀權專政，不肯引退。到正統二十一年，王士廩擔任尚書令，已經整整五年了。
按照從世宗時期起，就徹底形成的關於尚書令任期的政治原則，王士廩該退位讓賢了。然而，已經逾期半年多了，王士廩竟一點卸任的跡象都沒有，相反，他加緊在朝廷內外攬收權力、安插人手、培植黨羽。
這樣的行爲，目的可謂昭然若揭，並且一定會引起公憤。而在衆多口誅筆伐中，包拯是態度最爲堅定與激烈的，他深深地明白，王士廩戀權佔位之舉，如果成功了，對帝國政局穩定的破壞與傷害。
於是，在過去的幾個月間，包拯做了許多工作，包括且不限於私下勸說、上表陳情以及堵皇帝的門，希望劉維箴能夠干預朝局，撥亂反正，朝廷迴歸正軌。
包拯自然失敗了，皇帝的態度很曖昧，對王士廩尚沒有一個結論，但對包拯也沒有太多的好感。而經包拯的處處作對設阻，王士廩對他是深恨不已，也秘使黨羽，與其爲難，甚至認爲包拯也有心染指首相之職。
隨着時間的推移，二者的矛盾，也越發尖銳。但是，包拯雖掌管都察院，又是德高望重的老臣，與尚書令直接誒對抗，也是力有不足。
當王士廩調動政治資源，全力打壓包拯時，他的地位也是搖搖欲墜。包拯固然是清廉自律，忠於職守，從他個人身上，基本挑不出什麼毛病來，但他的下屬、家人、同學，可就不一樣了。
在“王包之爭”日趨激烈之時，包拯卻突然撤火了，並很快死了，自然難免帶給旁人諸多猜測。即便，包拯真的只是突發急症，不治而亡。
把包拯之死與“相黨”扯上干係，自是爲了引發士民百姓的同情，“迫害論”能夠得到廣泛傳播，背後顯然少不了一些權貴的推動，而其中隱含的政治目標、針對對象，不言而喻。
而包拯死後，針對對他蓋棺定論的問題，朝廷內部也爆發了一場大爭論，王士廩那一派自是要竭力打壓，這種作爲，更加引起公憤。
於是，大量臣子上表，爲包拯說話，力護其清名、高名。比如大學士歐陽修，哀惋之餘，親自著了一份祭文，盛讚其品性、操守與功績。
在羣臣的爭取之下，包拯方得一個“文肅”的諡號，當然，這其中，也跟王士廩的鬆手有關，或許他聯想到了自己的身後之事.
但也從包拯開始，大漢帝國爆發了一場持續多年的黨爭，激烈程度，堪稱開國之最，就圍繞着王士廩戀戀不捨的尚書令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