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懷瑾：孝與愛
“以孝道治天下”絕對沒有錯，而且“孝道”是中國文化的特徵。
以孝道治天下的家庭教育
從中國歷史文化來講，自漢文帝、景帝以後，“以孝道治天下”的教育精神，便已逐漸奠定基礎。而漢武帝時代選舉制度興起以後，社會風氣更加註重品德。所謂“賢、良、方、正”之士的選拔，促使政府與民間社會，自然而然注重家庭教育，以人格培養爲其重心。到了魏文帝以後，竭力提倡孝道，由此使得歷代帝王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上，形成了“聖朝以孝治天下”的名訓和準繩。然而“孝道”是宗法社會氏族中心的家庭教育的標準，它有時與國家觀念或忠君思想，不能兩全其美。唐代以後，爲求“忠孝”思想的統一，便將《孝經》和“大孝於天下”的精神調和貫串，而產生過去中國文化思想上的名言：“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的定訓。
“以孝道治天下”絕對沒有錯，而且“孝道”是中國文化的特徵。但是在近代三百年來，中國文化的“孝道”卻在歷史政治上出現了正反兩次的鉅變。這正如莊子所說：“一般人爲了提防扒手與偷竊，一定把東西封鎖起來，這是世俗人共通的知識。但是大盜們來了，便挑起箱子，擡走櫃子，而唯恐你封鎖得不牢固，以致有所散失。”天下事有如此難料的變化，人心思想的邪正，有如此不定的反覆，如果不好學深思地深入文化哲學的堂奧，豈能深切瞭解一種文化思想的利弊。
所謂“以孝道治天下”的正變，便是清兵入關以後，康熙運用“以孝道治天下”的政策。誰能相信清兵入關，只以三部書就統治了四萬萬人口的中國呢！相傳愛新覺羅氏入關前後，要滿族子弟，只要熟讀一部《三國演義》，便知兵法。到了康熙登位以後，在政治思想上，就採用“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的秘訣。他要滿族的王公大臣，必須熟讀《老子》。後來又提倡《孝經》，極力揭示“聖朝以孝治天下”的古訓。把《孝經》配合他的“聖諭廣訓”，規定在鄉的秀才或族長們，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必須講解誦讀以規訓子弟。老實說，康熙把中國文化“孝道”的特徵，深入到民間社會和家庭方面去，這是他的一大德政，也是他奠定大清政權的一項最有效的措施。但相反地講，他利用了“孝道”做爲統治的權術，他用“孝道治天下”的辦法，對付了關西大儒李二曲的不合作主義；同時又採用漢代地方選舉“賢、良、方、正”的辦法，而開了“博學鴻詞”的特科，網羅了反清的遺臣和志士，因此而使顧亭林等無所能爲。試想：人人都須作孝子順
孫，家家都要孫賢子孝，還有誰家的父母肯叫自己的子女去爲反清復明而造反殺頭呢？然而無論康熙“聖朝以孝治天下”的措施是德政，或是權術的運用，此舉可說是“孝道”思想在近三百年來的正變。
東西文化的“愛”和“孝”
正變也罷，反變也罷，歷史文化的演變，終歸要成爲過去的陳跡。但處在歷史夾縫時代中的我們，內遭古今未有的鉅變，外受西方思想風氣的壓力，仍然想要講究“孝道”而談家庭教育，恐怕未必能夠盡遂人意。
近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思想，並不須要過分急於全盤西化或半西化。事實上，一般的思想大體都已洋化。單從教育方面來講，無論是家庭教育或學校教育，乃至社會人心的觀念，都以西方文化教育思想中“愛”的教育爲重心。儘管有人作調和論者，獨如運用八卦的“納甲”方式，解釋“愛”與孔子所說的“仁”是同樣的意義。但言“仁”者自論其“仁”，主張“愛”者還自講其“愛”。“上帝愛世人”和“我愛你”、“父母愛子女”、“師長愛學生”，一片模糊，統統進入混淆不清、“一以貫之”的籠統觀念。其實，這許多“愛”的概念，各有各的範疇，各有各的內涵，各有各的心理作用。唯有真能知“仁”的智者，纔可“知其方”矣。無論在美國、在歐洲，父母對子女的“愛”的教育，自有他的文化思想的習慣和範圍，並非一味的“溺愛”。他以“愛”爲中心，培養後一代各自獨立奮鬥的精神。並不像我們“拿到雞毛當令箭”，因此而產生新式家庭教育，一味地變成“溺愛”和“亂愛”爲能事。這是作爲現代中國家庭主體的父母們，必須重新檢討的地方。
與此相對的，作爲現代子女的中國青少年們，對於固有傳統的“孝道”，必須瞭解它便是“愛”的延伸，和“愛”的反應。因爲大家只從表面去看西方的文化，只看見他們做父母的對子女盡心盡力地付出“愛”，並沒有像中國人一樣抱着“養兒防老，積穀防饑”的心理和目的。所以他們的老年父母，老無所歸，“不亡以待盡”地伶仃彳亍以等死的情景，觸目皆是。其實，這是西方文化制度和社會習慣上的最大漏洞，並非是西方人在根本的人性上就缺乏“孝”心、缺乏“愛”父母之心。據我所知以及所接觸到的歐、美人士，當然包括青年人，他們思念父母之情，絕不亞於東方的“孝”心。他們在談話中，也時常流露出思歸與惦念父母家人的情懷。最近有一位法國學生，回國以後來信向我訴說，因爲老年父母有意見，鬧離婚，使他內心有無比的痛苦，他因此而生了嚴重的腸胃病。誰說在西
方文化的教育之下，便缺乏了“孝心”？只能說他們缺乏了“孝道”的具體精神和制度而已。
由此可知“孝”便是“愛”的延伸，也便是“愛”的反應。誠然，過去有些孔家店的店員——後世的儒者們，錯解“孝道”，強調“孝道”的理論，將“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認爲是千古不移的定律。其實，早在周、秦以前的思想，在《易經》的“蠱卦”中，便已隱約指出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所以“蠱卦”的“爻辭”上，便有“幹父之蠱”、“幹母之蠱”的觀念。但做父母的，雖然被蠱惑而有不是的事，但在子女的立場來說，仍然需要以最大的“愛”心而爲父母斡旋過錯。所以孔子也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但是後世以訛傳訛，或語焉不詳，便把“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的觀念，變成了鐵定如律令的誡條。
同時做父母的，更要了解中國文化的“孝道”思想，並非只是單面的要求，它是相互的情愛。“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是必然的因果律。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每句下面那個重複字，都是假借作爲動詞來讀。用現代觀念來說，就是：倘使父母不成其爲父母，或父母沒有盡到做父母之“愛”的責任，只是單方面要求子女來盡“孝”，那也是不合理的。其餘各句的觀念，依此類推，同一道理，當然不必重複細說。
現在我們不厭其煩地反覆討論了傳統觀念中家庭教育思想的概略，既不是否定以“孝道”作中心的家庭教育的價值，也不是接受從“愛”的教育出發的便是真理。現在我們所講的目的，只是說明我們這一代對於家庭思想，與家庭教育方式，大多數都處在東西文化交流撞激的夾縫裡，正在新舊觀念混淆不清的矛盾現象中發生偏差。尤其是一般新式家庭的父母，外受西方文化生活方式的皮毛影響，對歐、美家庭教育方式一知半解的崇洋心理的作祟，於是將錯就錯地仿照那些外國電影，而將不中不西的洋盤思想，奉爲金科玉律。但在骨子裡，又潛伏着傳統文化思想的血液，“望子成龍”與“光耀門楣”的觀念，並未完全拋卻。於是便造成此時此地，在家庭教育方面，產生了問題兒童和問題青少年的事件。結果，不是怨天，便是尤人。再不然，便埋怨到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錯誤，自己好像置身事外，一無過錯似的。其實，要講我們青少年的思想與心理問題，就必須正本清源地從家庭教育的檢討開始，而不能將一切過錯，都由我們後代的子女去負擔。
（南懷瑾著《亦新亦舊的一代》，復旦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