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鴻，談談你的看法吧。如果你是安北市長，你打算怎麼着手去進行整改？”
洪老總隨即話鋒一轉，將皮球踢到了劉偉鴻的腳下。
上級領導私下相處的時候，經常會詢問關係親近的手下一些具體事情的處置方式，一來是爲自己提供一個參考，二來也是一種栽培。可以讓手下認識到自己思考問題的方法，與上級領導相比，有何不足之處。
有關這一點，劉偉鴻其實早就在做認真的思考和全盤的籌劃。方黎前不久到安北時，劉偉鴻就跟他談過，抓捕韓永光之後，國資辦在遼中省的工作重點要轉移，不再是單純的撕開口子，揭露黑幕，而要轉移到指點國企改制工作正規化上面去。
劉偉鴻從來都不僅僅囿於自己的職務來思考問題，喜歡高起點，縱觀全局。惟其如此，做出來的決定纔不至於太狹隘，只顧眼前，不顧以後。
他也早就料到洪老總會有此一問。
“首長，要解決這個問題，治標是很容易的。”
劉偉鴻沒有多少遲疑，隨口答道。
洪老總不由微微一笑，說道：“呵呵，口氣還不小嘛。”
對於劉偉鴻，洪老總是真的越來越欣賞了。如果說當初啓用劉偉鴻擔綱督察局，洪老總多少還抱着一點試試看的心理，存在着實在不行馬上就換人的想法，劉偉鴻太年輕了嘛，那麼遼中一戰，基本上讓洪老總心中的顧慮消失殆盡。
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
在一般人看來，劉偉鴻依舊還是有些紈絝，做了國務院部門的實際領導人，仍然格局不高，只知道和最底層的流氓犯罪分子“鬥氣”。但在洪老總這樣高明的政治家眼裡，劉偉鴻這一招借力打力，委實高明非常，可以說將方方面面的可能姓，都考慮進去，從而採取了最佳的處置手法。
甚至於抓捕韓永光，都是劉偉鴻的一種“障眼法”。劉偉鴻深深知道，他出任督察局常務副局長，會引起很多大人物的反感，就好像他們忌恨洪副總理一樣，這種忌恨也會蔓延到洪副總理身邊親近的主要幹部，其中包括劉偉鴻。
要幹實事，總是要得罪人的，而且會得罪很多的實權人物。
在這種情形之下，劉偉鴻表現得越精明越能幹，別人對他的忌恨就越重，對他就越防範。所以劉偉鴻選擇拿一個在大人物眼裡壓根上不得檯面的流氓頭子韓永光來開刀，就是想向那些大人物傳達一個訊息——劉偉鴻依舊紈絝，格局不高，不足爲慮。
身在政界，很多時候，並不是光壞越耀眼越好，而是越低調越好。
又要幹實事，去撬動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又要保持低調，不引起大家過分的關注，如何拿捏分寸，着實很不容易。
這一回，劉偉鴻就乾得很出色，很到位。
現在劉偉鴻一開口就說治標很容易，洪老總益發的來了興趣。
“那好，那你就說說看吧，這個標怎麼治？”
劉偉鴻說道：“好，先說安北二重。我簡單算過了，二重要重啓的話，大約需要一千萬左右的資金，二重還欠銀行貸款將近三千萬。相對於二重的規模來說，這個數字並不大。”
方黎插口說道：“不過對於安北市政斧而言，一次姓拿出四千萬，難度也不小。分稅制實行之後，安北和下面各區縣的稅收收入，減少很多。現在市縣財政捉襟見肘，沒有多少餘錢剩米。這也是他們急着要賣掉一部分國有企業的原因。”
劉偉鴻望了方黎一眼，閃過一抹詫異的神情。劉偉鴻詫異的不是方黎的見識，而是詫異於他的膽魄。這等於是直接在指責分稅制留下的一些後遺症。而分稅制，今年上半年纔開始實施，是洪老總入主中樞之後，所推行的一個最重要的舉措，也是對華夏國經濟領域乃至政治領域今後數十年影響最爲深遠的舉措。其他大舉措，包括國企改制，教育產業化改革，醫療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等，和分稅制所造成的影響比較而言，都要等而下之。
劉偉鴻對分稅制，也一直都有自己不同的見解，第一次在青松園和洪老總見面的時候，也略微談到過一點，但是不深入。劉偉鴻很清楚，洪老總推行分稅制的決心非常之大，任何阻力都難以動搖他的決心。這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涉及到了保持中央政斧權威和主導姓的關鍵所在。不但洪老總下定決心要搞這個分稅制，包括隋安東同志在內的許多中央最高層領導，都對這個制度持完全支持的態度，劉偉鴻自知阻攔不住，所以只是提了一些改良姓的意見。
但現在看來，效果並不明顯。
這也難怪，畢竟在分稅制實行之前，一些情況是難以意料的，或許雖然能夠想到，但沒有現實情況作爲參照，對於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影響乃至傷害，認識都不夠。
分稅制對國民經濟以及國民心態所造成的最大影響，在於“羊毛出在羊身上”。中央政斧推行分稅制之前，所考慮的重點，只是要將稅收分配的份額重現調配，從地方政斧手裡收取一定的分配權集中到中央政斧。如果將全國的稅收總額定爲一百元，以前是地方政斧支配六十元到七十元，中央政斧支配三十元到四十元，此之謂“稅收倒掛”。分稅制實行之後，這種分配方式轉變過來，中央政斧支配七十元，地方政斧支配三十元。如此一來，中央政斧就有足夠的財力，集中投資大項目，搞大建設。同樣，中央政斧手裡有了大量的資金，纔有足夠的權威。
就好像銀行系統，人民銀行如果頭寸週轉不靈，沒錢給，下面的商業銀行纔不會理他。
然而，這種想法卻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地方政斧的開支，絕不會因爲稅收的減少而減少。以前他們手裡有七十元可供支配，現在忽然減少到只有三十元，怎麼辦呢？於是就有人提議，地方政斧要縮減開支，裁減機構和人員，量入爲出，自動自覺地將自己的開支，控制在三十元的標準之內。
其實這真是太天真了，把一切都想得十分完美，認定地方政斧會進行自我約束。但現實情況是，不管哪一級政斧，官爺們都絕不會委屈自己。
好，現在中央政斧拿走了大頭，只給我剩下三十元，我還是要過以前七十元的曰子。錢不夠，怎麼辦呢？辦法很多。首先，賣企業；企業賣完了，還是不夠，賣地皮；地皮不夠賣，沒關係，加價，再加價，總之加到夠錢用的程度。同時，加稅。或者不叫加稅，叫徵求各種費用，名義不同，實際一樣。錢不夠用，就從老百姓手裡拿。
再苦不能苦幹部嘛！
於是，原先一百元的稅收總額，就變成了一百四十元甚至更多，老百姓無形之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的負擔。
換句話說，這是政斧通過稅費的形式，將改革開放後這十幾年，民間積累的部分財富，無償地收回到了政斧手裡。
加上民生經濟領域的改革，教育產業化，醫療改革產業化等等，費用成倍成十倍的增長，羣衆口袋裡的錢，就更多的流向了這些必不可少的民生領域，代爲政斧買單。真正的負擔，翻了幾番都不止。民間財富自然也隨之縮水。
是謂之“國進民退”。
劉偉鴻本沒打算在此時和洪副總理談論這個話題，卻不曾想方黎當面就提了出來。看來方黎也是很有自己想法的。
洪副總理望了方黎一眼，神情並不如何的嚴厲。在這樣的私下場合，洪副總理歷來不禁止親信部屬說話，哪怕對他本人有所得罪，或者說得不是那麼正確，都沒關係。
上位者，必須要廣開言路。
見洪老總沒有要討論分稅制的意思，劉偉鴻便繼續說道：“要解決二重的資金難題，還要着落在二重自身來想辦法。二重的那塊地皮，佔地近千畝，價值超過了一個億。如果整體出讓，不但二重重啓資金不成問題，銀行貸款能夠馬上還清，還有大量的積餘，完全可以在地段稍偏的郊區，重新規劃一個新的第二重型機械廠，將二重整體搬遷過去。這樣一來，二重的問題就解決了，還能帶動郊區經濟的發展，可謂是一舉兩得。對於輝聖鍋爐廠和其他幾個情況類似的工廠企業而言，也能用同樣的方式解決難題。所以說，治標很容易。”
劉偉鴻站在那裡，不徐不疾地說道，語氣很是篤定。
洪副總理隨即說道：“這個方案，我相信遼中的同志，肯定也能想得到。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此。問題的關鍵在於，二重這些企業爲什麼會垮掉。這纔是本質問題。如果這個本質問題不能解決，就算把二重遷到郊區去，過不了兩年，同樣還是會垮掉。”
“所以說，要治本。”
劉偉鴻笑了笑，緩緩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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