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讀海因裡希·伯爾《伯爾文論》之一
今天掛着“最高限速60公里”標記的那棵樹，就是我兄弟的殉難處。
——伯爾
人類在回顧20世紀遭遇的時候，最慘痛的莫過於戰爭和惡性政治了。它硬硬從我們身邊擄走了數億條鮮活的生命：爲什麼當某個早晨醒來，突然發覺沒有了父母、姐妹或兄弟的體溫……
那空蕩的牀鋪的寒冷，那噼啪的骨柴的焚燒，那恐怖的空位和記憶斷裂之聲——數十年後，依然那麼清晰。“就在這裡——就在這個站臺上，一個年輕的國家常以她應有的莊嚴姿態爲外國貴賓舉行盛大歡迎式，我也經常從這個站臺用返程票回家去——而他，我的兄弟就是從這兒被運往集中營的。”（伯爾）更由於那些陸續降生的孩子，在成長中的某一天，他們會迷惑地睜大眼睛：爲什麼我沒有祖父、祖母或叔伯……是啊，那些該有的家庭成員哪裡去了？
在華沙、在奧斯維辛、在柏林、在布拉格、在華盛頓、在莫斯科、在中國南京的江邊……每一個走進“某某墓地”或“某某屠殺紀念館”的人，都會被那些亡靈的陰森壓迫得挺不起胸來。他們究竟怎麼消失的？那些年輕的瞳孔是怎麼含着驚駭、眷戀和絕望被驟然放擴的？按誰的命令被執行？
誰回答了這些問題？
它必須被回答。即使要等到下世紀的語言。
其實，除了槍彈、刀刺、爆炸、毒氣室、焚燒爐、刑具、絞架……這些工具殺人的事實外，還有一種非物質的、從而更大規模和威力的情狀：語言可以殺人！有時甚至就乾脆表現爲那幾個常在耳邊說三道四的詞：比如“祖國”“自由”“保衛”“人民幸福”“民族利益”……（誰有能力和膽魄懷疑這些碩大的詞呢？）有了這些天生就高尚和巍峨的盾牌，殺人放火的事就不必躲進黑夜，儘可頂着烈日來幹，亦不必惶恐和難爲情了。
我們從不懷疑，語言是和文明一起的，有了它人類始祖才得以直起身，但善良者一度以爲，它僅僅是幫我們表白愛情或討論真理，而決不會被用以殺人——儼然雅典人曾深信自己的法庭只是爲了維護道義，可悲的是，這個法庭所幹的最有名的事竟是處死了自己的赤子，這個人即使活到今天也是最偉大的，偉大的蘇格拉底。他冠絕天下的口才像一尾可憐的甲蟲在500張嘴（“500人陪審團”）織就的蛛網前敗下陣來。他只是“一個”，而對方卻有那麼多，那麼多的舌頭和唾液，罪名被撐得像廣場那麼大：毒化青年與危害社會。
在我們這個世界，語言是個多麼具有兩面性的東西。話一出口或剛剛落筆，便會搖身一變，給說出或寫下它的人帶來難當的重責……它負載着沉重的歷史遺產……每個詞的後面都有一個世界。每個和語言打交道的人，無論寫一篇報道，還是一首詩，都應知道，自己是在驅動一個又一個世界，釋放一種具有雙重性的東西：一些人爲之欣慰的，另一些人卻受到致命的傷害。（伯爾）
蒙田說：強勁的想象產生事實。
換個說法：強勁的語言鍛造事實。20世紀涌現過幾代騙子演說家，他們不是語言大師，但更具撒旦的魔法，在對語言進行窺視並使其“神奇地腐爛和發光”方面，堪稱另類天才。比如希特勒與他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斯大林及其簧舌日丹諾夫……他們在蠱惑、謾罵、詆譭、教唆、表忠、指誓、構陷、編織謊言、煽動仇恨、指鹿爲馬方面顯示的才華真是令人難忘。在紀錄片《惡夢年代》中，當看到魯道夫那因咆哮、興奮和歇斯底里而膨脹**的臉時，當看到元首臂下那排山倒海、激情難捱的遊行閱兵之盛大場景（有人稱爲“癲狂的人肉歡宴”）時，不知你會對語言的魔力作何想？你會不會突然對“人民”“領袖”“偉大”“緊跟”這些巍峨之語感到暈眩、惶悚？你能說它們託舉着的——僅僅是“極少數”而非廣大的德意志民衆嗎？
伯爾認爲，戰爭中最大的敵人並非盟軍而是日耳曼人自己。在《語言作爲自由的堡壘》中，他談到純潔的語言一旦遭惡性政治玷污所致的後果：“‘出言可以殺人’這句話，早已由虛擬變成了現實：語言確實可以殺人！而殺人與否，關鍵在於良心，在於人們是否把語言引導到可以殺人的地步……”在德國，它被用來預謀戰爭，煽動戰爭，並最終引爆了戰爭。
語言一旦被喪盡良心的煽動者、權術十足的人和機會主義者所利用，便可置千百萬人於死地。輿論機器可以像機槍噴射子彈一樣噴射語言，每分鐘高達四百、六百、八百之數。任何一類公民都可能因語言而遭殃。我只需提一個詞：猶太人。到了明天，就可能是另外一些詞：無神論者，基督徒或人，持不同政見者……在我們的政治語彙中，有些詞如同施了魔法，咒語般附在我們的孩子身上。（伯爾）
在德國，實施高分貝轟炸的正是這樣一羣呼嘯的詞句：生存空間——罪惡的猶太——爭取日耳曼人的全球勝利——該對法國做一次總清算了……
語言足以把卑污之身裝飾成一棵閃閃發光的聖誕樹：刺刀被打製成勳章，血衫被裁成綬帶，殘暴被說成英勇，當炮灰被稱作祖國的需要……先是殺人，後是被殺——這被譽爲“幸福的獻身”。“旗幟下的愚蠢激情，禮炮持續不斷的轟鳴，悼念隊伍淡而無味的英雄主義。”（伯爾）在交響樂、進行曲和夾道歡呼聲中，幾百萬日耳曼青年被蒙上褐色制服——那一剎，多少心靈披覆上了骯髒的屍布，多少青春和熱忱就這樣廉價地典當給了“第三帝國”。正像伯爾描述的那樣，在德意志，每天都上演着“感人”情景：一邊是慈祥的母親把槍放在滿臉憧憬的少年肩上：“把一切獻給元首！”一邊是陣亡通知書像打野食的黑鴉尖嘯着踅回：“他效忠了！”
這個民族需要什麼樣的保衛？難道僅剩下廣場喇叭聲嘶力竭的那種“生死存亡”和“愛國主義”？難道只有一個叫魯道夫·希特勒的瘋子有權對此闡釋？遺憾的是，幾近全體的日耳曼人都沒有對這權力提出質疑。他們太篤信元首那斬釘截鐵、充滿真理氣質的嗓音了：我們——神聖的日耳曼人——爲保衛這神聖——必須不顧一切地……這樣一個以全稱代詞開頭的句式，幾讓所有德國人都享受了一次快感——餓極了的虛榮心得到了精心飼養。嘗過此快感就像沾上毒癮一樣可怕，漸漸，他們對毒梟有了依依不捨的眷戀和感恩，誰予勸阻反被視若死敵。德意志的災難正是從人民內心的自戀開始，從接受精神賄賂——受寵若驚的那一刻開始的。
據說希特勒曾夢想當藝術家，連其中學老師都贊之音樂和繪畫天賦。不幸的是，他愛上了語言這一行，從其開始寫作起，德國的惡夢就上路了。《我的奮鬥》——猶如一頭癲癇的野獸在抽搐發作中的悶吼和喘息，它渾身騷熱，毛孔散發毒素，渴望着踐踏和殺戮……它竄盪到哪裡，仇恨就瀰漫到哪裡，書裡面的每一個字都變作螫針，被派出去殺人了。據史家統計，“《我的奮鬥》：其每一個字，使125人喪生。每一頁，使4700人喪生。平均每一章，使120萬人喪生……”（諾曼·卡曾斯）
“最蠱惑人心的和最機靈的政府總是用我們表達人民的意志，來掩飾自己把握人民意志和培養這一意志的企圖……使人民相信，政府正引導他們沿着最正確的道路走向幸福。”（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
德意志正是被有毒的語餌喂瞎了雙目。其醒悟和懺悔差不多要等到喪失了一代人之後，那是以一記無聲的語言爲標誌的——50年後，在華沙，德國總理勃蘭特代表自己的民族朝600萬猶太亡靈深深跪了下去……至此，人們似乎才真正意識到，那個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國”徹底入棺了。但那座帝國留下的深重的語言遺產呢？卻像廢墟上的化學垃圾一樣，分解得極爲緩慢，時至今日，在世界的許多角落，納粹畫像、徽章、軍歌、臂符、儀式……不仍充當着某種精神致幻劑嗎？這正是伯爾們擔憂的。
語言可以殺人，口號可以殺人，演講可以殺人，這在任何惡性政治流佈的歲月都能找到證據。“文革”大字報即屬此類典範。在30年代的蘇聯，只需稍稍提示一個詞：“托洛茨基分子”，立馬便有人頭落地。絡繹而至的還有“布哈林集團”“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集團”“圖哈切夫斯基集團”……這些見血封喉的毒針究竟射殺了多少無辜？它們是怎麼被造出來的？莫非情勢真嚴重到了某種程度而逼現實必須如此發言嗎？還是伯爾，他在《法蘭克福講座》中道破天機：“一般說來，奪權和保權的詞彙，自以爲是的詞彙，不是形成於對手之身，而是預先在對付敵人的想象中便形成了。”說到底，是政治需要這些詞時，它們纔開始脫繭而出的，剩下的便是機靈的走卒們——教唆更多的民衆高舉這些砍刀一樣的詞（猶如暴動前臨時發放長矛），到人羣中去把“對應物”一一拎出來。
語言的犯罪導致行爲的犯罪，這在俄國早就不奇怪了。高爾基記得很清楚，1917年，“水兵熱烈茲尼亞科夫將他的領袖們的講話換成一個普通羣衆的憨厚語言。他說：‘爲了俄國人民的幸福，可以殺死100萬人’！”（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100萬！什麼樣的“幸福”配得上這個數？它的飯量實在驚人！“人民幸福”，竟成了羅馬神話裡那個需活人獻牲的食神——“專吃自己的孩子”！
俄國水兵熱烈茲尼亞科夫和千千萬萬德國人一樣——由於喪失了自己的語言，不得不沉溺於別人傳授的語言——愈陷愈深並最終給這種日益缺氧的語境所窒息。這類語境從來不宜居住，只適於鬥爭及一切自殺行爲。
他們曾被許諾給一種偉大的生活，可那偉大卻無情地欺騙並嘲笑了他們。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