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反抗者》閱讀札記
古希臘人制造了絕望與悲劇的觀念，那總是通過美製造的……這是最高的悲劇，而非像現代精神那樣從醜惡與平庸出發製造絕望。
——加繆
拒絕“革命”的反抗者
人如何對待“人”的遭遇？
在《西西弗斯神話》中，加繆闡述了人作爲“存在”永遠面臨的困境：荒謬。具體現實總充滿罪惡、迫害、壓抑、瘋狂、混亂（尤其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和極權主義政治更加劇了這點）……而人性中又時刻活躍着對自由、價值、尊嚴、歡樂的無窮渴望，“荒謬”即生成了，生成於人的美好訴求與險惡境遇的巨大反差。一個人，只要基本做到了清醒，只要對自身存在稍加逼問，即會產生荒謬感。但關鍵是：荒謬之後，人的出路在哪？
這正是加繆出場的意義。
雖然在描述荒誕上，馬爾羅、薩特甚至走得更遠，但其理性顯然受到了性格和心靈視線的阻礙，擺脫不了消極與絕望，在“荒謬”被證實後，幾乎拿這個悲劇沒辦法了。比如馬爾羅認爲，“人可以接受荒謬，但不能在荒謬中生存”，甚至主張自殺。薩特也只把微渺的希望寄於“未來行動”（比如1968年巴黎學生風暴那樣的劇烈運動），日常意義上，他沒有方法論。
加繆不，他要反抗命運，他要尋找一種積極的力量，用一種嶄新的理性維護人的尊嚴。其公式是：荒謬——覺醒——反抗——自救。在他這兒，“荒謬”僅是起點，而非終結，僅是對生存真相的披露與哲學實踐的開始，而非宿命。在人生的價值訴求上，他維持古典主義的“自由”主張，但其自由不是薩特那種形而上的絕對自由，而是現實和理性的相對自由，他反對極端價值觀和烏托邦政治，反對“絕對自由”名下的破壞性革命。
這位生於阿爾及利亞的孤兒，從小飽嘗貧困、疾病和孤獨，“我不是在馬克思著作中學到自由的，而是在貧困中學到的。”但命運剝奪不了他對人間溫情的體驗和吸收，剝奪不了大自然對他的恩賜：地中海的波濤和陽光。奔走於冷酷與溫煦、陰霾與明亮、底層苦難和上天關愛之間，他很早懂得了人生“正反”的道理，這種生存體驗決定了其哲學思維中豐富的辯證含量。
與只習慣於說“不”或“是”的哲學家不同，加繆以古希臘的自由精神爲依託，提出了以追求“均衡”“相對自由”“和諧的自身完整”爲核心價值的“正午的思想”。他對付荒謬的方法是和諧的反抗——對這個世界既說是又說不。他對“是”的解釋是：在荒謬的世界上生活，本身就意味着反抗；承認荒謬並決意生存，在有限世界中帶着傷痛生活，絕不放棄夢想和權利，本身就構成了“反抗者”的精神立場；說“是”，意味着選擇積極和現實。那麼，又如何實踐“不”的主張呢？應恪守什麼規則？
加繆是一個熱愛生命並堅決抵制暴力的人，他既對荒謬的世界說“不”，又反對只會說“不”的虛無主義。爲此他充分肯定生命的尊嚴與內在價值，頑強地反對自殺和他殺——西西弗斯和《鼠疫》中的裡厄醫生都彰顯了這點。他反對暴力，反對任何名義的威脅生命的“歷史的反抗”（即政治革命）。加繆認爲，“反抗”不同於“革命”：反抗是生命自救，是在有限世界中選擇自主的人生方式，堅持獨立存在和清醒認知，反抗是有邊界的，即只爲人自身的權利和內在的價值完整而抗爭——絕非對外部的掠奪和對他者的征服。“革命”則不同，它早早養成了只說“不”的習慣，堅持不擇手段的行動綱領，主張以剝奪懲罰剝奪、以統治刷新統治、以擄掠填補己虧。加繆認爲，“革命”的顛覆性源於“恨”而非“愛”，會導致無度的暴行，由反抗走向反抗的反面。
簡言之，“反抗”使人成爲自身，成爲合理和健全的人，“革命”則要在推翻敵人的同時推翻自身，通過攻掠和奪取，實現社會角色的移動和轉換（奴隸成爲奴隸主，農民成爲封建主）。反抗者是恪守人道並服務生命的人，革命者是渴望權力並投靠政治的人，彼此目的與手段皆殊異。加繆推崇古希臘的均衡思想，即“適度原則”和“相對自由”——在矛盾中堅守人生、堅持自我不被異化；而“絕對自由”屬於過度自由，很容易越過矛盾的平衡界面，導致絕望、殘暴與。在《反抗者》中，加繆尖銳批判了法國大革命的激進模式和斯大林的極權主義。
作爲反抗者，極端主義和虛無主義是加繆最警惕的，這也是他與薩特的鴻溝所在。薩特是主張“絕對”並擅用“無限”邏輯的人，他認爲“反抗”只是內在的、感情的，甚至帶有自欺性，反抗沒有硬度，低於革命，反抗的缺陷靠革命則迎刃而解。因此，薩特對中國“文革”的紅衛兵造反、法國“紅五月”運動都予以狂熱的吹捧——甚至不顧年老體衰，衝上巴黎街頭拋撒傳單，他讚譽造反的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正爲一個更人道更公正的社會制度而努力。”
乍一看，你會覺得加繆不過是一種折衷主義，和激情萬丈的薩特相比，明顯透着“右”的味道。實則不然，他對待悲劇的嚴肅性和誠實性、對人類命運的負責精神，是任何一種自以爲正義的革命浪漫主義無法比擬的。正出於對人類的大悲憫大關愛，他才主張“正午的思想”——“地中海思想”：明知世界冰冷，卻要盡力燃燒！反對悲觀與虛無，反對極權與暴力，反對踐踏人性和人道的行爲——一切威脅人類的“鼠疫”。他頌揚愛和理性，認爲它們暫時解決不了的，靠恨與征服更無濟於事。
回顧一下歷史上的鬥爭，你會驀然驚醒：所有殺戮理論莫不以發誓取消矛盾的“對立面”爲起點，莫不以“剝奪敵人一切權利”爲手段——法國大革命的領袖們把恐怖當成了美德，馬拉以數學方式索取了27.3萬顆頭顱，夜以繼日地高呼“用烙鐵給他們打上恥印，砍下他們的姆指，割下他們的舌頭”；羅伯斯庇爾更是血脈賁張，“恐怖——不是別的，而是快速、嚴格和不屈不撓的公正，因爲它是美德的表現！”可憐的是，這些英勇的刀斧手在累得胳膊發麻後，即被身後的刃斧削平了脖子。
半個世紀後，恩格斯對大革命作了反思，1870年9月4日，他在給馬克思的信中說：“恐怖多半都是無濟於事的殘暴行爲，都是那些心懷恐懼的人爲了安慰自己幹出來的。”遺憾的是，到了20世紀，革命是歷史的動力、暴力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唯一手段——這些論調非但沒受到尖銳質疑，反而變得更真理更權威了：希特勒把日耳曼之外的民族都列入了“邪惡”，斯大林則將一千萬同胞劃爲“社會主義的對立面”，還有紅色東歐和東亞……
曾任蘇聯宣傳部長的亞·尼·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中寫道：“赫拉克利特說，‘不和’是萬物之父。這個思想常被馬克思主義者拿來作武器，但他們卻不想去發現，赫拉克利特還有一個對應的原則：和諧、和平是萬物之母，沒有這個‘母親’，一切就不可能誕生。該原則向來無人注意，因爲它同鬥爭理論相悖……黑格爾——馬克思的精神之父，儘管喜歡古希臘人愛用的比喻，對赫拉克利特也有好感，但未注意到弓和琴的象徵……弓是一個兩極對立的系統，但弓弦可變成琴絃。弓會帶來死亡，而琴會帶來生命的喜悅。”（《一杯苦酒》，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
“弓”與“父”，象徵着威嚴與鎮壓，隱含“不”的殺機；而“琴”與“母”，是生存和繁衍的象徵，孕育“是”的文明。前者顯示了恨與仇，後者表達着愛與和。
是否可以說，加繆基於荒謬提出的“反抗”——正像兩千年前的赫拉克利特那樣——在“不和”的生存危機中尤感“和平”“和諧”的珍貴、發現了她作爲“萬物之母”的價值和美感？
1951年，主張和諧均衡、反對革命的《反抗者》出版。薩特惱羞成怒，發表《致加繆》長文，宣佈與朋友決裂。
1960年，加繆在車禍中頸部折斷，享年46歲。
他說過：“向着山頂所進行的鬥爭本身就足以充實人心……我依隨我的心靈行事，我毫無遺憾。”
爲生命辯護
歷史上，每次革命都是以實現“絕對自由”“無限利益”爲動員令的，這種誇張性的許諾確實刺激，總能招募到大批渴望成爲自身對立面（由“被統治”到“統治”）的民衆，而鬥爭結果也往往由“以多勝寡”——這一算術邏輯給預定了。
問題是，革命究竟實現了什麼？絕對自由的烏托邦真符合人類的生存理性嗎？
儘管化妝師不斷給“奴隸暴動”“農民造反”塗抹史詩光環與正義臉譜，但透過油彩，仍不難看出：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從一極走向另一極。爲成爲對手的那個樣子而鬥爭！爲成爲貴族而殺死眼前的貴族！
鬥爭的原因自然是出於恨。何爲“恨”？舍勒認爲：人們往往羨慕自己不擁有的東西，正是這種產生了“恨”——在封閉環境中因長期的無能爲力而分泌的一種有毒的心理。該判斷基本成立，中國的項羽“彼可取而代之”之嗟嘆，1917年俄國街頭對戰利品的擄掠，都印證了這點。
加繆在《反抗者》中，對“革命”作了揭穿——
“理論上，‘革命’這個詞保留着它天文學的意義，這是一種環形運動，這種運動經過完整的轉移由一個政府過渡到另一政府。它的確切含義是：‘確信會出現新政府！’……普魯東說：‘認爲政府會是革命的，這說法自相矛盾，因爲政府就是政府。’對此，還可再補一句：‘政府只有在反對其他政府時，它纔是革命的。’革命的政府多數情況下必然是好戰的政府，革命越發展，戰爭賭注就越大。1789年誕生的社會願爲整個歐洲而戰，1917年革命中誕生的社會爲統治全世界而戰。整體的革命最終要求建立世界帝國。”
正因看清了“絕對自由”的真相，識破了政治烏托邦的不誠實性，加繆才反對任何形式的整體革命。他認爲，從古羅馬到現代俄國，“革命”從未貼近過人的自由，因爲“革命”以對他者的征服爲目標，其途徑是暴力，其後果僅僅是權力轉移。而在這場轉移中，統治雙方的訴求與手段同出一轍。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無疑，“平等”具有天然的神聖性、合法性，但關鍵是和誰平等、如何平等？平等的終極目標是什麼？若和奴隸主平等是爲了自己當上奴隸主，那該訴求本身就有問題，就暗含倫理和邏輯的犯罪；若反抗迫害和暴行竟是爲了有朝一日對他人施暴——即使對奴隸主和暴君，那隻能說明，該奴隸骨子裡就窩藏着奴隸主的卑鄙和污垢，他早就是靈魂意義的奴隸主了。
加繆以斯巴達克斯爲例，“奴隸的軍隊解放了奴隸，又把過去的奴隸主供給這些奴隸奴役。起義軍還把幾百羅馬公民組織起來角鬥，奴隸們在看臺上欣賞，狂歡作樂。然而，殺人只能導致更多的殺人……一個羅馬公民被釘在十字架上，克拉蘇以處死數千奴隸作回答。6000座十字架矗立在從卡布到羅馬的公路上。奴隸主成倍地計算自己鮮血的代價。”
以血腥報復血腥，以殘酷懲罰殘酷。劉邦項羽們得手後，第一件事就是縱火燒宮殿，就是拿仇人頭顱來祭祀。
薩特有過一句著名的話：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其實，加繆更徹底地詮釋並履行了這一理念。“倘若他是一個徹底的反抗者,無論如何也不會要求毀滅存在和他人自由的權力。他所要求的那種自由，他爲所有人去爭取它；他所拒絕的那種自由，他禁止任何人去取得它。反抗追求的是生命而非死亡。它深刻的邏輯不是破壞的邏輯，而是創造的邏輯。反抗的行動是保持純正。”（類似的話魯迅也說過：革命是教人活而非教人死的。）
不侮辱任何人，不奴役任何生命；既反對少數人剝削多數人，亦反對以多數的名義迫害少數；任何自由都不以剝奪他人自由爲前提……這正是加繆賦予“反抗者”最醒目的行爲準則、最高的道義律令。正像伏爾泰所言：“即使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人類最深刻的“自由”要義恐怕即於此了。據這樣的準則，我們可斷定，歷史上的大部分革命都構不成“反抗”意義，不過是奪取利益的拚命而已。
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