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康·巴烏斯托夫斯基《金薔薇》
他有一種使他觸及的一切變得高尚的才能。
——歌德
巴氏在形容對契訶夫的愛時，用了一個特殊的詞：“契訶夫感”。許多年來，在我一遍遍閱讀巴氏的過程中，也反覆涌上一股感受：“巴烏斯托夫斯基感”。
《金薔薇》，一冊薄薄的散文體小書。一打開，撲面而來的森林、溪水和冰雪氣息立即讓我安靜下來，童話般的語境彷彿置身於聖誕夜，而巴烏斯托夫斯基，便是那個挨門逐戶送祝福的白鬍子老人，他的禮物是詩，是激動人心的月光，是歡悅生命的美……
書的開篇叫《珍貴的塵土》：善良的退伍老兵夏米，相貌醜陋，以清理作坊爲生。一天，他遇見了早年照料過的一位姑娘，並再次伸出援手，後來，他突然被一股“依依不捨”的情感所折磨，自卑、怯懦、羞愧……他暗暗祈願姑娘能遇到真正的愛情，並冒出一念頭——送一朵傳說中能帶來幸福的金薔薇給她。從此，每天夜裡，夏米都揹着一個大垃圾袋回家，裡面裝着從銀匠作坊裡掃來的塵土，他用篩子不停地揚着……終於一天，他捧着一小塊金錠去找銀匠。當“金薔薇”終於誕生時，姑娘已去了異國。不久，夏米去世了。
每一分鐘，每一個無意中說出來的字眼，心臟每一次不易覺察的博動，猶如楊樹的飛絮或深夜映在水窪中的星光——無不是一粒粒金粉……而作家，以數十年光陰篩取這微塵，將其聚攏一起，熔成合金，然後鑄出我們的“金薔薇”——小說，散文，長詩。
這是對文學勞動最深刻的詮釋和忠告了。從讀到它的那刻起，我知道自己踏上了一條多麼艱辛、費力且沒有保障的路：一輩子像夏米那樣背馱麻袋、汗流浹背地揚塵，無數個不眠夜後，或許還不如夏米幸運——我篩得的粉末尚不足鑄一朵幼小的薔薇，有的只是他的不幸，心愛的女人已擦肩而過……最後又像他一樣寂寞地死去。
但我寧願，爲了那朵皎潔的薔薇夢。
試想一下，有誰像安徒生那樣癡愛童話和森林、以至迷狂的境地？我想，巴烏斯托夫斯基是最具競爭力的一位，他們的心性、氣質和天賦都那麼像，彷彿靈魂的孿生兄弟。在巴氏的文學客廳裡，你幾乎可瞅見那個時代所有的文豪，但倘若只有一位客人的話，那人一定叫漢斯·安徒生！巴氏筆下，這個丹麥人被描述最多，也最動情——
這個靦腆的鞋匠在爐邊蟋蟀的歌聲中溘然長逝，他是一個極普通的人，然而卻把自己的兒子——一個童話作家和詩人獻給了世界。
安徒生喜歡在樹林裡構思……每根長滿青苔的樹樁，每一隻褐色的螞蟻強盜（它拽着一隻長有透明綠翅的昆蟲，就像拽着擄掠來的一個美麗公主），都能變成童話。
他是窮人的詩人，儘管國王們都把握一握他那枯瘦的手視爲榮幸……任何地方都沒有像丹麥那樣寬闊而絢麗的彩虹。
對這位早生一個世紀的外國人，巴氏有一股特殊的親情，他7歲時遇到了對方的童話，這是其生命旅途邂逅的第一朵金薔薇，“這一點我很久之後才懂得：在偉大而艱辛的20世紀的前夜，我能結識安徒生這位親切的怪人和詩人，簡直走了運。”安徒生童話之於他，有着生命磁場的意義，“人類的善良品質，猶如一種奇妙的花香，從這本鑲金邊的書裡飄了出來。”
和安徒生一樣，巴氏才華受孕於善良性情和對美的深沉凝望——一種月光般的能量——由對世界的悲憫、對蒼生的關愛、對草木的體恤所噴涌出的激情和美德。
善良有多深，才情和關懷力即有多大。
酷愛自然，幾乎是俄國作家的共同品質，而像《金薔薇》這樣執着地尋訪文學與地理、精神與自然的關係，即不多了。
假如雨後把臉埋在一大堆溼潤的樹葉中，你會覺出那種沁人心脾的涼意和芳香……只有把自然當人一樣看，當我們的精神狀態、喜怒哀樂與自然完全一致，我們所愛的那雙明眸中的亮光與早晨清新的空氣渾然一體時，我們對往事的沉思與森林有節奏的喧聲渾然一體時，大自然纔會以其全部力量作用於我們！
這多少讓人想起了中國的一句詩：爲什麼我的眼裡總含淚水，因爲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
在《洞察世界的藝術》中，他轉述了一位畫家的話：“每年冬天，我都要到列寧格勒那邊的芬蘭灣去，您知道嗎，那裡有全俄國最好看的霜……”直到今天，我還能憶起撞上這句話時的激動和羞愧，因爲我從未留意霜的差別、更毋論“最好看”了——自己的感受原是多麼粗糙！
他告訴我：“真正的散文飽含着詩意，猶如蘋果飽含汁液一樣……散文是布匹，詩歌是經緯。有的散文毫無詩的因素，它所描繪的是一種粗糙的、沒有翅膀的生活。”這些話對我的寫作影響極大，讓我對隨意寫下的句子抱有一種警惕：是不是偷懶了？能否再準確和精密些？對文字作修改時，我也習慣用他的一句話提醒自己：“我們是否時刻按照這種語言理應得到的地位來對待它呢？”
和同胞作家相比，巴氏似乎是個特例，在作品氣質和主題上，他都沒有鮮明的俄羅斯式烙印，母邦文化的苦難基因和悲劇資源並未將其心靈格式化，他也沒有捲入時代的政治倫理衝突。像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愛倫堡、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等，都是在一種巨大的精神壓力和靈魂糾結下，以反抗、掙扎、悲憤的姿態實施突圍的，而巴氏不，他既沒揹負那個史詩般的傳統，也未被時代的罪惡攔住去路。唯美、溫情和詩意，乃其與生俱來的打算，他從未因某種現實而在這些方面打折扣。在《似乎無足輕重》一文裡，他提到寫作時的精神氛圍：“不管別人怎麼樣，反正對我來說，感覺到有一座孤獨的果園，感覺到村外有綿亙數十公里的寒林，林中有一個個湖泊（這樣的夜裡，湖邊決不會有一個人影，只有星光跟百年前一樣，跟千年前一樣，倒映在水中），是有助於我寫作的。可以說，那樣的秋夜，我是真正幸福的人。”
或許，正因其寫作是由這種美好意境和明亮情緒來啓動，所以，他的文字無形中鋪了一層乾淨和溫暖的草，並轉化爲了讀者的幸福。這種心靈的舒適與和平，這種不被時代耽誤的健康心性和穩定品質，在蘇聯嚴酷的政治環境中，是非常罕見的。他這樣說：“對生活，對我們周圍一切的詩意的理解，是童年時代給我們的最偉大的饋贈。如果一個人在悠長而嚴肅的歲月裡，沒失去這個饋贈，那他就是詩人或者作家。”
我認爲，這是個極重要的提示，尤其對工業時代的人和現代教育，尤其對21世紀的我們——沉溺於物理和實用、荒疏了自然、哲學和詩歌——從而遠離生命真相和本體意義的人。
閱讀巴氏，是一種美和心智的享受，你不會有壓抑感，連故事裡的哀痛，也是美的，讓人感激。正像他解釋安徒生時所說：“是的，我們需要幻想家，是停止對這三個字進行譏笑的時候了。”“童話不僅爲孩子，也是爲成人所需要的。”“對生活的寬容態度往往是一個人豐富內心的可靠標誌。像安徒生這樣的人是不願把時間和精力浪費在世俗紛爭上的，因爲周圍閃耀着鮮明的詩意，不要放過春天親吻樹木的那一瞬間……”
雖然有大量現實作品，但骨子裡，他不是“現實感”和“鬥爭感”很強的作家，他更像靈魂方面的美學大師——大自然最親近、最信賴之人，更像一個理想主義的冥想者和歌頌者，那種乾淨得能聽懂花鳥物語、拿到童話鑰匙的人。對現實，他的反抗工具是美，是對醜和惡“背過臉去”的姿式，是以回答“人應怎樣生活”“何以不辜負這個世界”的方式來進行。他消化矛盾、超越苦難的願望和能力都太強了，他不能忍受被陰暗擋住光線、降低視力的生活。而且，這毫不妨礙他對那些英勇的同胞報以愛和尊敬，這在他對茨維塔耶娃、巴別爾、愛倫堡等人的評述中清晰可見，他熟悉對方的價值，清楚對方的意義，擁戴對方的勞動。比如他這樣說愛倫堡——
我們每個人都想象一個永久的幸福和平的時代，一個自由、理性的勞動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飽經風霜的生命應享受安寧和幸福……一旦這個時代到來，一旦太陽在擺脫了恐懼和暴力的大地上升起，人們就會懷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懷念所有爲它的到來而貢獻了勞動、才華和生命的人。在這些人當中，伊利亞·愛倫堡必將名列前茅。
詩性、浪漫、理想人格、美學的純粹、對永恆價值的守護、對細微之物的深情、對教育和藝術的關注、突破時代糾纏的行走……這一切，奠定了巴氏風格，一種知識和精神上的“百科全書”風格。
正是基於這種高尚的風格，這種完美的人道主義風範，1965年，他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多年來，我已慣於將《金薔薇》擱在枕邊，就像小孩子讓最愛的糖果觸手可及。睡前翻開某頁，無論內心多麼浮躁，這時都會安靜下來，連空氣都變得像書中森林裡的那樣：清澈、溼潤、流暢，有股沁人心脾的薄荷的靜，綠的香味……
它滋養你的精神，你的呼吸，你的肺……在有益於身心健康方面，我認爲巴烏斯托夫斯基是最令人難忘的一位。
2000年
伊利亞·愛倫堡
（1891—1967）
俄羅斯記者、作家。1891年生於基輔，中學時參加布爾什維克地下組織，曾經被捕和流亡。作爲記者，他參與兩次世界大戰和西班牙內戰的報道，並長期遊歷歐洲，曾任世界和平理事會副主席。著有長篇小說《巴黎的陷落》《暴風雨》和《巨浪》等，並有大量札記、詩集和文論。1954年發表中篇小說《解凍》，引起轟動。此後，他歷時5年完成了6卷本的大型回憶錄《人·歲月·生活》，該書以沉痛的感受、深沉的良知憶述了大量同代人的生涯和命運，披露政治的動盪與陰暗，被譽爲蘇聯“解凍文學”的開山之作、“歐洲的文藝史詩”。
上世紀50年代初，斯大林掀起“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愛倫堡拒絕在政府號召書上簽名，並於1953年2月致函斯大林，表示自己的擔憂。該舉動爲其埋下殺身之禍，幸好斯大林病亡，他才逃過一劫。1967年，愛倫堡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