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寬政策開始見效,陽嘉的農村形勢正在迅速好轉。
分自留田時,各生產隊都拿出了最好的田來分,自留田的莊稼長勢格外的好,生產隊那稀稀拉拉的莊稼與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語。經過了瀕臨死亡的饑荒,人們首次收穫自留田的糧食,無不喜笑顏開,都稱自留田是“救命田”。
有些勤勞農民開墾了被公社荒蕪了的土地,也想盡辦法開墾了零星的“十邊地”(地邊、渠邊、道邊、溝邊、墳邊、房邊、牆邊、樹林邊、荒灘邊、水坑邊),種了蔬菜、馬鈴薯、番薯、毛芋等,以及在屋前屋後種南瓜絲瓜等。
一旦允許家庭副業,農民就開始養雞鴨、養兔、養羊、養豬,還有竹編草編,如編筐、編籃、編草帽、編草包袋等。
開放自由市場,當時是作爲解決饑荒問題的一個暫時措施,是無奈之舉,但卻被農民充分利用,成了農民生活好轉的通道。他們省吃儉用,把自留田和荒地裡種的產品和農副產品出售,換回了日用品。而此時城市居民還在捱餓,糧食和農副產品價格奇高。
當時城市裡流傳着民謠是:“城裡八級工,不抵農村一捆蔥”。陽嘉縣也有一句農民頗爲自豪的民謠:“工人工人,不如農民一條田埂”。
由於糧食和副食品奇缺,“黑市”裡的糧食和副食品高得離譜。在武臨的黑市上,大米賣二元五角左右,一斤青菜一元多,一瓶豆油十多元,一隻老母雞要三四十元。當時一般幹部月工資三四十元錢,因此有人戲稱“一隻雞幹部”。還有“兩瓶油工資”,那時城市學徒工才18元月工資,一級工才24元月工資,只能買兩瓶油。
不但黑市如此,此時國家爲了回籠貨幣,也推出高價食品,高價糖果,高價糕點,高價飯菜,高價酒,高價煙,大城市流行高價飯店。這些高價食品“高不可攀”,比平價食品高了許多倍,如茅臺酒,平價不到3元,高價賣16元。食品商店不憑票的半兩的糕餅,賣上五角多錢,用糧票到糧店可買4斤米。這些高價食品很有市場,但普通工人農民是享受不起的。
黑市糧票也很貴,臨海省糧票每斤3元,全國通用糧票每斤4元,武臨麪粉票每斤5元。一方面用糧票買糧食奇低,另一方面黑市糧食奇高。這是一個物價畸形的年代,也是這些年來少有的能讓勤勞農民開心的年代。形勢開始好轉時城鄉之間的時差,纔出現了這樣的特殊時期。
讓勞力好的農民開心的還有,生產隊打破了平均主義,基本上按工分分糧食。但是這個政策對沒勞力的家庭卻很慘,如申智才家,家裡沒勞動力,他家在棗溪的四個人幾乎分不到什麼糧食。靠申智才的那點工資,買不了幾斤黑市米。好在劉穎芝會持家,她讓在武臨的三個孩子假期裡都呆在棗溪,省下糧票賣黑市,再用賣糧票的錢到集貿市場買米糠番薯蘿蔔,好歹不至於捱餓,後來情況好轉一點,也買一點米。“自由市場”並不真正自由,而且八屆十中全會批判了“三自一包”,糧食自由市場便關閉了,只是地下的“黑市”交易仍然屢禁不止。
多年實行統購統銷,集貿市場買賣糧食被視爲是投機倒把,被當做犯罪行爲。受這樣的宣傳教育,在人們眼裡,在“黑市”買賣糧食就是十惡不赦,參與“黑市”的就是罪犯。申智才二兒子申廉通放假回家,聽說母親在“黑市”買糧食,極爲憤慨,責問母親:我們家爲什麼要買黑市米?你爲什麼要做犯罪的事?我爲你感到羞恥！劉穎芝聞言大怒:你不讓我買黑市米,是不是想讓弟弟妹妹都餓死啊?
在經濟形勢好轉的同時,陽嘉的政治生活也悄然發生變化。張廉忠調銀山地委,仍爲第三書記,由洪士任陽嘉縣委第一書記。洪士接任後,調整了一批幹部,錢政加調任水利局局長,吳翠藍調任上溪區委書記。
陽嘉縣委宣佈給59名右派分子摘帽,其中有餘賽君。摘帽右派落實政策,餘賽君回棗溪小學教書。餘賽君摘帽後,馬上宣佈與楊德貴結婚,並很快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儀式。
不久,《中央關於加速進行黨員、幹部甄別工作的通知》下達,所有在反右傾中受批判和處分的黨員幹部,全部甄別平反,官復原職。王潔任銀山縣委書記(此時第一書記改稱書記,書記處書記改稱副書記)。組織上安排,楊海鳳回武臨市衛生局擔任副局長,但是她要求到銀山工作,被安排爲銀山專員公署衛生局長。黃秋生原來安排陽嘉縣佛堂區委書記,被銀山地委分管文教的張廉忠調走,擔任銀山公署教育局副局長。按照幹部級別,楊德貴可以擔任縣機關部門一把手或區委書記,但在他本人的強烈要求下,仍回棗溪擔任公社書記。龔德興官復原職,應該安排爲公社書記,可是他不願意回去當幹部,寧願當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