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廉忠對棗溪鄉的工作很不滿意，這裡農業合作化的進度太慢，才成立了一個農業社。他剛提拔爲縣委副書記，仍然聯繫上溪區，他建議縣委將陳小春撤職調離，調來了自己欣賞的錢政加。但錢政加當鄉長的資歷不夠，就讓他擔任副鄉長兼鄉黨支部書記，主持鄉政府工作。
錢政加調來棗溪鄉擔任領導工作，躊躇滿志，決心好好幹一番事業。他清楚，抓好全鄉工作，棗溪村的工作是舉足輕重的。只要把棗溪村的工作抓起來了，其它村的工作就迎刃而解了。棗溪鄉其它那些山村從來唯棗溪村馬首是瞻，國民黨統治時期就是如此。那時候的鄉長實際上只管棗溪村，不太管山上那些小村子。因此那時候村保長沒權，鄉長有權。解放後村級組織強化了，倒變得村裡有權，鄉里沒權了。
錢政加想改變這種狀況，真正行使鄉政府的權力。首先，他要通過工作，使鄉政府的權力滲透進棗溪村；其次，通過合作化，徹底改變山村面貌，強化山村管理，使黨的聲音到達全鄉的每一個角落。
爲了顯示政績，也爲了分散村幹部的權力，錢政加決定在棗溪村建立高級農業社。高級社是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一步到位，顯得與衆不同，而且高級社規模較大，如果成立幾個高級社，鄉政府可以直接領導到社，無形中就把村一級架空了。
可是錢政加剛開展工作，便受到棗溪村幹部的強烈抵制。村幹部的抵制是因爲觸犯了他們的利益，而不是怕辦社影響他們的權力，他們還想不了那麼深。程元亮等三人樂得維持現狀，只有目前狀況不打破，他們纔有利益空間。吳富貴是由於他們互助組生產很好，他等於白種了申智鑑等人的田，一旦辦社，將會失去這一切，而且他也受不了農業社懶人享福的狀況。
唯一支持鄉政府工作的村幹部是程志林，他對辦農業社表現出非同尋常的熱情。錢政加就把程志林視爲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他很快在鄉黨支部裡通過了吸收程志林入黨的決定，還破例指定他這個候補黨員爲黨小組開會的召集人。每次村裡黨小組開會，錢政加都參加並主持會議，這樣就無形中撤銷了程元亮的組長職務。此後，但凡村裡重要工作，都由黨小組先開會提出初步方案，再開村委會走個過場。
如何打開局面？錢政加決定拿吳富貴開刀。做了幾年工作，使錢政加認識到，做農村工作一定要狠，對付農民要狠。農民只看眼前利益，對他們講太多的道理是沒用的，最好的辦法是殺雞儆猴，讓他們產生恐懼心理，弄一個或幾個人整治一番，其他人怕惹火燒身，就聽話了。
至於整治的辦法就多了，有政治批鬥，有肉體折磨，有經濟壓制。在棗溪開展合作化工作，最大的障礙是程元亮，如果治了他，自然就一馬平川了。但是程元亮勢力太大，動不了他，而且張廉忠很信任他，稱他的民主農業社是棗溪鄉社會主義的榜樣，此時動他是不策略的。吳富貴可以動，老實，上面沒人，而且在村裡可以產生影響。吳富貴有影響不僅僅因爲他是副村長，主要是他農業生產上有一套，他的互助組生產是最好的，特別是那年爛秧，唯獨他們互助組豐收了，這使他在村裡具有了種田權威的形象，治住了他，可以影響全村。
錢政加想治一治吳富貴，內心還有另外想頭。當年他們兩人是申智鑑家的臺柱，一個料理火腿生意，一個是田頭，但錢政加感覺主人更信任吳富貴，因此他心裡一直存有一份嫉妒。
錢政加在黨小組會上說：棗溪的合作化沒有全面開展，是由於地主富農在背後搗亂。我瞭解吳富貴這個人，他是大地主申智鑑的忠實走狗，現在他仍然跟地主富農搞在一起，因此他在思想本質上反對社會主義。我們只有掃清這種地主富農的殘餘勢力，才能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
程志林馬上響應：對對，是富貴在搗亂社會主義，他是新的地主富農，要鬥爭他，分他的財產。
程元亮明白，錢政加雖然在說吳富貴，實際上也有指責自己的意思在裡面，於是呵斥程志林：什麼分他財產！富貴是僱農，他是土改後才富起來的，是真正的翻身農民！他不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思想落後，我們只能批判他的思想。
錢政加說：元亮同志說得對，我們不能分吳富貴的財產，我們只能批判他的落後思想。吳富貴想走資本主義的富農思想比較典型，我們必須徹底批倒鬥臭這種富農思想，提高廣大羣衆的思想覺悟，促使大家跟着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
程志林高興地說：是是是，必須鬥臭富農思想，全部走社會主義道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大家富裕！錢鄉長，什麼時候開鬥爭會？
錢政加說：我們不叫鬥爭會，叫走社會主義道路動員會，會上叫吳富貴作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