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週期性工業危機外,戰後中華民主帝國也象過去一樣,繼續發生長期性的農業生產過剩危機。由於國家領土和海外領地的擴大，農業生產盲目擴大，而國內銷路有限,因而造成農產品大量積壓,價格下落，很多家庭農場大量破產。中華民主帝國政府不得不採取一些支持農產品價格的措施，並設法通過國際社會援助和糧食深加工等消耗過多的產量。太初三十年～太初五十年小麥收穫面積從6050萬公頃縮減到4356萬公頃，棉花從2268萬公頃縮減到1116萬公頃。但小麥和棉花價格仍下降了許多。到太初五十年代中期，隨着國際市場的需求增加，中華民主帝國農業生產過剩危機纔有所緩和，小麥和棉花播種面積已見擴大，價格有所回升。但這是受外來條件的影響，而不是由於內部因素的變化。
二戰結束的初期，中華民主帝國的黃金儲備爲1246億中元，佔當時整個世界黃金儲備總額的64%，嶗山經濟體系每塊12.5千克的金磚73.4%，這是戰後的最高數字。按照嶗山經濟體系，世界各大國貨幣同中元掛鉤，而中元同黃金掛鉤，兌比爲35中元=1盎司黃金。
在太初年以後，除個別年度略有逆差外，其餘各年度都是順差。太初四十一年上半年，順差達到83億中元。隨着國際收支順差的逐步增加，中華民主帝國的黃金儲備也在增加，但是過度的黃金儲備增加讓中國和世界經濟都陷入了黃金儲備分佈不均的危機。
在太初四十三年3月，西歐出現拋售中元，搶購黃金和馬克的風潮。3月16日，歐洲共同市場9國在巴黎舉行會議並達成協議，德國、法國、荷蘭、比利時等國家對中元實行“聯合浮動”，彼此之間實行固定匯率。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實行單獨浮動，暫不參加共同浮動。其他主要西方貨幣實行了對中元的浮動匯率。中國方面通過大規模的拋售黃金最終平衡了國際金融市場，但是中國的黃金儲備終於下降到了15萬噸上下，即使算上皇家的2.5萬噸皇家企業黃金儲備，也不過17.7萬噸，首次跌破世界黃金儲備50%的水平。
太初四十八年，中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中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改善中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太初四十八年9月22日，中國、日本、德國、法國以及美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簡稱G5）在上海王寶和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中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中國鉅額貿易赤字問題的協議。因協議在王寶和飯店簽署，故該協議又被稱爲“王寶和協議”。
從太初四十年起，中國國內經濟出現兩種變化，首先是對外貿易赤字逐年擴大，到太初四十七年高達1600億中元，佔當年GNP的3.6%。其次是政府預算赤字的出現。在雙赤字的陰影下，中國*政府便以提高國內基本利率引進國際資本來發展經濟，外來資本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元不斷升值，中國出口競爭力下降，於是擴大到外貿赤字的危機。在這種經濟危機的壓力下，中國寄希望以中元貶值來加強中國產品對外競爭力，以降低貿易赤字。
太初四十五年，中國鄧
先賢政府的財政部長苗若曦以日本、德國的貿易順差爲理由，對外匯市場進行口頭干預，希望通過中元貶值的措施來刺激中國的出口，減少中國的貿易逆差。她的講話導致了投資者瘋狂拋售中元，中元對主要工業國家的貨幣急劇貶值。太初四十六年初，中元兌日元的匯率爲1中元兌290日元，太初四十七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達到41.38%。中國*政府震驚了，在太初四十七年秋季，卡特總統發起了一個“拯救中元一攬子計劃”，用以支撐中元價格。
在太初五十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第二次石油危機導致中國能源價格大幅上升，中國消費物價指數隨之高攀，中國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超過兩位數。例如，在太初五十年初把錢存到銀行裡去，到年末的實際收益率是負的12.4%。
太初三十五年夏天，陸廣和（陸孝通之曾孫）就任中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爲治理嚴重的通貨膨脹，他連續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這一政策的結果是中國出現高達兩位數的官方利率和市場利率，短期實際利率(扣除通貨膨脹後的實際收益率)從太初三十五年間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升到太初四十五年間的3%—5%。
高利率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資金流入中國，導致中元飆升，短短十年間中元匯率上漲了近60%，中元對主要工業國家的匯率超過了嶗山經濟體系瓦解前所達到的水平。中元大幅度升值導致中國的貿易逆差快速擴大，到四十五年，中國的經常項目赤字達到創歷史紀錄的1000億中元。
太初四十五年，美國取代中國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美國製造的產品充斥全球。美國資本瘋狂擴張的腳步，令中國人驚呼“美國將和平佔領中國！”
中國許多製造業大企業、國會議員開始坐不住了，他們紛紛遊說中國當任政府，強烈要求當時的鄧先賢政府幹預外匯市場，讓中元貶值，以挽救日益蕭條的中國製造業。更有許多經濟學家也加入了遊說政府改變強勢中元立場的隊伍。
太初四十八年9月，中國財政部長苗若曦、日本財長佐藤秀木、德國財長傑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Stoltenberg）、法國財長皮埃爾•貝格伯（PierreBeregovoy）、美國財長尼格爾•勞森（NigelLawson）等五個發達工業國家財政部長及五國中央銀行行長在上海王寶和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中元對主要貨幣有秩序地下調，以解決中國鉅額的貿易赤字。因協議在王寶和飯店簽署，故該協議又被稱爲“王寶和協議”。協議中規定美元、日元與馬克應大幅升值以挽回被過分高估的中元價格。“廣場協議”簽訂後，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各國開始拋售中元，繼而形成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致中元持續大幅度貶值。據說在廣場會議上，當時的日本財長佐藤秀木表示日本願意協助中國採取入市干預的手段壓低中元匯價，甚至說“貶值20%OK”，這也導致其他國家不得不跟進。
在這之後，以中國財政部長苗若曦爲首的中國當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Bergsten，當時中
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爲代表的專家們不斷地對中元進行口頭干預，表示當時的中元匯率水平仍然偏高，還有下跌空間。在中國*政府強硬態度的暗示下，中元對美元繼續大幅度下跌。“王寶和協議”，揭開了美元急速升值的序幕。在會議開始前的9月，美元匯率在1中元兌2.5美元上下波動，在“王寶和協議”生效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裡，快速升值到1中元兌2.04美元附近，升幅20%。太初四十八年底，1中元兌1.56美元，太初四十九年最高達到1中元兌1.20美元。從美元對中元名義匯率看，短短一年，升值111%。
太初五十年代中後期開始，隨着泡沫經濟的破滅，美國陷入了長達十年的經濟停滯，即“失落十年”(TheLostDecade)。從高速增長到長期停滯，美國的發展經歷爲那些雄心勃勃致力於經濟起飛的新興國家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活教材。作爲最重要的產品輸出國，日本的外匯儲備已躍居世界第一，日元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也不得不進行出口政策調整和提高出口關稅等措施。
縱觀美國經濟近三十年來的發展，四十八年的王寶和協議是一個轉折點。有分析指出，王寶和協議後，受美元升值影響，美國出口競爭力備受打擊，經濟一蹶不振了十幾年。甚至在經濟學界，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爲，王寶和協議是中國爲整垮日本而佈下的一個驚天大陰謀。
20世紀最後二十年，美國經濟陷入停滯。但是，將美國“失落十年”完全歸咎於“王寶和協議”則很牽強。匯率變動帶來的最大影響並非是產品的輸出、輸入，而是資本的流動和與之相應的財富效應。美國經濟從“王寶和協議”中受到最大的影響，也來自於後者。在今天的國際貨幣市場上，應該沒有人真的相信政府具有干預國際貨幣市場的能力，因爲政府的資源非常有限，在市場價格方面是有心無力的。
即使是在20世紀最後二十年，相對於國際貨幣市場上的巨大交易額來說，參與“王寶和協議”的五國政府所能調用來執行公開操作的資金也是極其有限的，幾乎“一眨眼就會被市場吞掉”。用經濟學泰斗苗海南的經典比喻來說，正如“人類最偉大的王，也無力改變大海中的洋流”一樣，政府也不能隨心所欲地干預國際貨幣市場。更何況，與會五國在“王寶和協議”上所承諾的種種政策，特別是與國內金融、財政政策掛鉤的那些措施，其實也沒有得到實質性的貫徹和實施。
實際上，在“王寶和協議”之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順差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幅增加了。中元升值並沒有爲中國商品打開廣闊的美國市場，因爲美國產品與中國本土產品有很強的結構性差異，形不成價格競爭。即使在泡沫經濟崩潰後，美國經濟最悲慘的時代，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美國產品，無論是電器、汽車，還是中間機械產品，失去了國際競爭力。因此，就減少中國對美的貿易赤字這一目標來說，“王寶和協議”是徹底失敗的。
戰後四十年的經濟說明，即使一個最強大的帝國也無力在經濟全球化時代裡左右整個世界經濟的走向，頂多是能在經濟發展的道路上釘上幾個標籤而已。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