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辮的乘務員，帶着我穿過好幾節坐滿乘客的車廂，直到一節軟席臥車的一個房間門口，微微地笑着說：“您暫且坐一坐吧，等有了空座我再通知您。”她還要同乘客說些什麼，看見這位客人正向車窗外不住地揮手，她就悄悄地退步了。
我喘息甫定，在臥鋪靠近門邊的一角，坐了下來，一面從手提包掏出手絹，擦着額上的汗，一面觀察這個房間：在相對的兩個臥鋪上，都擺了幾個大大小小的手提包，上面繫着各式各樣的旅館和輪船的標籤。這位客人穿着短袖白尼龍襯衫，灰色褲子，腳下是灰色鏤空皮鞋，上半身幾乎完全探出車外去，使勁地揮動着手帕。直到火車走出站臺，他才慢慢地縮進車來，又慢慢地放下紗窗，慢慢地坐下，擡起頭來看見我，彷彿很感到意外。我連忙笑着向他解釋：“對不起，我因爲有點急事，臨時買票上的車，軟席座位沒有了，乘務員把我帶到這房間裡暫坐一下。好在不到一個鐘頭，我就下車……”他茫然地點頭笑說：“沒關係，請坐，歡迎！”我看他心不在焉的眼神裡，彷彿有很大的心事，我怕擾亂他的情緒，便拿出手提包裡的一本雜誌，自己低頭看起來。
這位客人顯然十分興奮，他先打開一把黑摺扇，不住地扇着，又站起來把擺在我座位旁邊的小箱子，都推到窗口去。他呆坐着望了一會兒窗外，又回過頭來不住地望着我。我索性放下書，笑着望着他。他似乎十分高興有了和人談話的機會，立刻笑着和我招呼。他看去有五十上下年紀，中等身材，頭頂有點禿了，滿面紅光，稀稀的眉毛，細細的眼睛，脣角上翹，顯出一種淳厚而又精明的神氣。他笑說：“我是從印尼回來探親的。你聽得懂我的話嗎？我的普通話說得不好……”我笑說：“聽得懂，您說得不錯，您的原籍是福建吧？”他笑說：“是的，是的，我是福建晉江。我的口音裡帶出福建腔來了吧？”我說：“那麼我們是同鄉了，我也是福建人……”他趕緊站起來，和我握手，還不住地搖着，臉上發出歡樂的光，“這樣，你會說福建話了？”他回過身去，按了鈴，又從襯衣袋裡掏出一包中華煙來，遞給我一支。我辭說不會，他自己便放在嘴裡，用打火機點着了，和我滔滔不絕地說起福建話來。
“我來個自我介紹吧：我姓陳，叫陳依謙，世代是種田的。你知道我們那邊靠海，風沙大得很，冬天一夜的大風，一陣一陣的流沙，就把田地都沒平了。大風過後，我們就得一擔一擔地從地裡把流沙挑走，才能下種。種田的人真是苦極了，收成又不多。三十年前，一場大風沙，把我們那個二十三戶的村子，完全填沒了。我的父親就是那時死去的。我母親帶了我們三個弟兄逃了出來。我二哥賣了壯丁，我就跟了幾個同村的人下了南洋。臨走那一天，母親往我懷裡塞了一包祖宗靈前的香灰，大哥也往我手裡放了一包故鄉的沙土。母親哭着說：‘到那邊有了活路就捎回信來吧……’我大哥卻咬着牙說：‘這個鬼地方，你不回來也罷。有了立腳地，有了錢，你寄點錢回來治治沙吧，我是要死守在這裡的！’”
乘務員微笑着站在門口，這位客人笑着向她說：“請拿點啤酒和汽水來吧，我請這位鄉親喝兩杯。”乘務員答應着，又向我點頭一笑，回身走了。
他接着說：“我心裡就像刀剜的一樣，但是，正像母親說的，出去闖一闖總比餓死在家裡強一些……我跟着鄉人，輾轉到了雅加達，先是挑一副貨郎擔，到各鄉村裡賣些雜貨，慢慢地攢了一點錢……”他笑了，搔了搔頭，“我在印尼結了婚，我的家裡——國內稱呼愛人吧？——也是中國人，她是生在印尼的，我們有了八個孩子，最大的女兒今年十八歲了……”
我問：“他們都在印尼吧？”他說：“不，我的大女兒雪蓮，她在北京上學。我這次回國，就是來看她的。”這時他的臉上忽然放出異樣的歡樂的光彩，我們的談話顯然進入了他興奮情緒的中心！乘務員正好端着啤酒汽水和兩個杯子進來。他自己站起來開了啤酒，倒了兩杯，又舉起沙沙作響的杯子，對我說：“讓我們祝賀我們偉大的祖國吧！我們的祖國真是太偉大了！”他幾口把酒喝乾，掏出手絹來，擦了擦嘴，又點上一支菸，說：“這得從我女兒說起，不，還是從我說起吧。
“解放前，我不敢回來，你恐怕也懂得，我們那邊，土匪多，官比土匪更厲害。華僑就是搖錢樹，不管你錢多錢少，看見我們回家就眼紅，必然重重地敲詐一番才罷。等到故鄉解放了，母親又不斷來信，說新中國這樣好，那樣好，又說大哥做了村幹部，二哥也回來了，他們的孩子都入了學校，讀了書……叫我一定要回來看一看，我還是將信將疑。後來我們那邊有幾撥兒人回來過，回去都說好得了不得，我才大着膽子回來了。一進國門，真是萬象更新。到故鄉一看——”他拍一下大腿，“嗬，說起真像進入天堂一樣，綠油油的一望沒有邊，茫茫白沙都不見了。你猜怎樣，他們栽了幾十道木麻黃的防風林，擋了風，聚了土。土地是一年比一年多，不是一年比一年少了。這一帶防風林，往少裡說，也有幾十萬棵，你說不是農業社，人民公社，光憑我們村裡一二百人的力量辦得到嗎？我回到家第二天，就進城去見我們的父母官，更是出我意外，原來他也是農民出身！談起地裡活來，他比我還內行，怪不得他會把地方治理得那麼好，他原是我們自己的人嘛！
“從故鄉我又到北京去觀光。這一路和在北京的所見所聞，高興得使我落了無數次的淚！謝天謝地，我們祖國居然也有了今日！回到印尼去，和同鄉朋友們足足興奮地談了幾天幾夜。那時我的大女兒雪蓮纔有十二歲，她正從華僑小學畢業，聽我說得高興，她就一心一意地想回祖國來升學。她母親說她從來沒有離開家，一下子走得這麼遠，有點捨不得，她的外祖父母，更是直搖頭。但是我說，我小時候是闖出南洋來的，那時真是前途茫茫，如今她是回到光明的祖國去，有什麼捨不得的呢？我們父女兩個興高采烈，只有她母親和外祖父母是哭着送她上船的。
“雪蓮和她的同學們到了北京不久，都分別進了學校，每一封信來，都是歡天喜地談到學校裡家庭般溫暖的生活，談到黨和國家對她們無微不至的關懷。她母親才放了心，她的外祖父母還說雪蓮這孩子好強，就是想家難過，她也是不肯說的。前幾年聽說國內鬧旱災，物資供應困難，她外祖母就偷偷地不斷給雪蓮寄錢，讓她買滋補的東西吃，後來就簡直寄些包裹，什麼魚肝油、可可、奶粉……幾乎天天跑郵局。不料雪蓮來信，和外祖母生了一場氣，說是我這裡什麼都不缺，婆婆若是盡着寄東西，我以後就永遠不給她寫信了。雪蓮是我們的頭生女兒，她一有弟弟，外祖母就把她攬了過去，把雪蓮嬌慣得什麼似的，既怕風吹，又怕日曬，恨不得拿玻璃罩把雪蓮罩起來，供在牀頭上纔好！她對雪蓮又是千依百順，因此雪蓮一嚇唬她，她也不敢再寄東西了，可心裡總是嘀咕着。她說雪蓮那麼一個嬌生慣養的孩子，如今肯吃大鍋飯，自己洗衣服，她簡直不能相信。她翻來覆去地看雪蓮的來信，字跡分明是雪蓮的，說的話可就像長大了十年。她偷偷地對我愛人說，莫不是別人唸的叫雪蓮寫的吧？我愛人笑說，雪蓮那脾氣你老人家不是不知道，‘牛不吃水強按頭’，她纔不會叫人擺佈呢！
“今年是雪蓮高中畢業的日子，我的岳母可有了藉口了，其實也不止我岳母，就是我們夫婦倆，也想借這機會，給她帶回點東西……”他笑指着兩邊臥鋪上的那些手提箱說：“這裡面都是我們給她帶來的東西，凡是我們辦得到的，都替她買了。誰知道……”
他搖了搖頭，笑了，用幾乎是虔敬的眼光注視着我：“你猜我萬里迢迢，給她帶了這麼許多她從前所喜愛的東西，大箱小匣地送到她學校裡去。她卻一句高興的話都沒有，讓我全部帶回旅館來了。她自己也跟我回來，坐在我牀上，拉着我的手，給我講了一番大道理。她不但說我不應該給她買這麼多用不着的東西，還勸我以後也不要給她的弟弟妹妹們買那些多餘的東西。她的話又簡單又正確，句句打進我的心裡，真沒有想到連一天的苦都沒受過的孩子，會懂得那麼多，那麼透徹！我真是又慚愧又感激，慚愧的是我忘記了自己和祖先受過的貧窮苦難，感激的是我的祖國，把我嬌生慣養的女兒教育成這麼一個懂事的人。我說：雪蓮，你完全對，我把這些都帶走，以後不但不給你寄多餘的東西，也不給你弟弟妹妹買多餘的東西。這樣，你滿意了吧？她這時才笑了，過來摟着我，又像小時候那樣，雙手捧住我的臉，叫我好爹爹！”
他的眼裡忽然充滿了喜悅的眼淚，低頭把菸頭踩滅了：“我回去要告訴我的岳母和愛人，還要對我的兒女們說，雪蓮已經取得了比這些好到千萬倍的東西，她早已不把這些多餘的物質享受看在眼裡了！”
他說着，兩臂交叉起來，低頭凝思。我擡頭望着窗外，火車仍在風馳電掣地走着，遠遠的幾座大樓和煙囪，漸漸入望，我的目的地快到了。
我輕輕地站起來，回到門邊的座位上去，把書收在手提包裡。這時過道上已經充滿了準備下車的人聲。陳先生驚醒了似的，走了過來，我站起來笑說：“今天真是意外相逢，沒想到在火車上遇見一位同鄉，我有許多年沒有說福建話了！”他笑說：“可不是，……”火車搖晃了一下，停住了。我趕緊拿起手提包，和他握手，說：“再見吧，你一定還會回來的。你女兒和她學校的地址，我都知道了，我回到北京一定去看看她。祝你一路平安，閤家快樂！”他臉上充滿了激情，也說不出話來，只雙手握住我的手，使勁地搖晃着。
我剛跳下去，火車已經開動了，車輪越轉越快，隆隆地走出我的視線。我的心似乎也跟着這位充滿了激情的鄉親，帶着他的說不盡道不完的興奮的感動的言語，向着他海外的家飛奔，飛奔。
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
（原載《兒童文學叢刊》196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