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鵬飛的受傷住院，驚動了許多人，這其中有江湖人物，也有普通百姓。本文開篇就曾經提到過，魏巍來瀋陽讀書時，是通過一個親戚的介紹，才得以借住在白潔家裡，魏巍的這個親戚就是宋鵬飛家。宋鵬飛的老孃與沈桂蘭是沒出五伏的姐妹，算是八竿子勉強能打得着的那種遠親。因爲宋鵬飛當年與白東方有交情，所以宋鵬飛的妹妹與白潔也很熟，當年魏巍進城讀書時便是通過宋鵬飛妹妹的介紹，借住到了白潔家。後來宋鵬飛出獄，若不是李俊巖搶先一步，那麼宋鵬飛很可能加入白東方團伙，而不是替李俊巖當打手。
在宋鵬飛入院後一週，沈桂蘭和魏巍一起去醫院探望了宋鵬飛，在此之前，魏巍和沈桂蘭並不認識宋鵬飛。這次探望對魏巍而言僅是一次普通的人情往來，送上點營養品，再給湊一筆醫療費，算是盡一份心意，還了當年的人情，此外並無特殊意義。但對宋鵬飛來說就不一樣了，當時魏巍和沈桂蘭來到宋鵬飛的病房，放下禮品，把準備好的五千塊錢給了宋鵬飛的老孃，又扯了幾句家常，說了些安慰的話，正準備告辭，這時宋鵬飛認出了魏巍，躺在病牀上，四肢都不能動的宋鵬飛忽然問魏巍道：“兄弟，我咋看你那麼眼熟？你在大北窯待過吧。”
“是啊，在那住了三年呢，1990年9月纔出來。宋哥你也在大北窯住過？咋不認識你呢？”魏巍說道。
宋鵬飛有點激動，他用感激中帶着敬仰的目光看着魏巍，說道：“哎呀兄弟，那天在工地上你幹挺了胡德田他們六個，那會兒我也在，看的真真的，兄弟你太牛逼了，我真服你。想不到你還能活着，而且還出來了。你是咋整的啊，幹挺了六個還能跟沒事兒似的？”
魏巍微微一笑，說道：“到現在我自己也沒整明白，稀裡糊塗就出來了，我也不知道咋整的。”
宋鵬飛嘆口氣，說道：“你那事兒剛出不久我就刑滿釋放了，要不是今天認出了你，我還不知道咱們沾親呢。”
魏巍還要再說，沈桂蘭連忙扯了扯魏巍的衣服，示意他不要再說下去，沈桂蘭最不願意別人提起的就是兒子蹲過監獄這件事情。魏巍出獄後沈桂蘭曾從他們村裡給魏巍提過好幾門親事，可是人家一聽魏巍蹲過大牢，甭管家裡有多少錢，當場就都回絕了。魏巍的三年牢獄，已經成了沈桂蘭的一塊心病。
見老孃不樂意，魏巍也就不再多說，他對宋鵬飛說道：“宋哥你好好歇着，等過幾天我再來看你。”說完便準備和沈桂蘭走人。就在這時病房的門忽然又被推開，宋鵬飛的死黨趙文剛領着三個人走了進來，宋鵬飛連忙用下巴頦一點魏巍，說道：“蚊子，這是我兄弟。”
趙文剛看看魏巍，微一點頭。魏巍也點頭示意，卻不說話，然後就和沈桂蘭走出了病房。
魏巍一走，趙文剛說道：“這小夥子挺大樣啊，牛逼得瑟的。”
“操！”宋鵬飛說道：“你知道那是誰啊？”
“誰啊？”
“以前我和你說過的，在大北窯整死了胡德田的魏巍！以後見了客氣點。”
趙文剛不再說啥了，他臉上的不忿也變成了肅然。對於更強暴力者的敬畏，是我們所有人的一個共性，三年前魏巍在大北窯大開殺戒的一幕，當時雖然被葛守富封鎖了消息，可慢慢還是流傳到了社會上，尤其是一些像宋鵬飛這樣的刑滿釋放人員，經過他們的演繹和加工，幾乎已經把魏巍送上了神壇，只是當時大家都認爲魏巍必死無疑，不可能不槍斃。1988年下半年那段時間，魏巍在江湖上聲名之響，直追當時處在巔峰的白東方。對這一切，魏巍自己卻渾然不知，再說就算知道他也不在乎，他又不是道上混的流氓，名聲再響對他來說也沒啥用。
出獄後的這大半年之中，魏巍日子過得並不快樂，甚至還不如在大北窯裡面過得充實，過得有盼頭。爲什麼呢，原因很複雜，但是必須交代明白。
首先問你一個問題，你有自信嗎？大多數人可能覺得自己還是有自信的，但我說未必。那我再問你啥是自信呢？可能你就解釋不清了。當然這不怪你，因爲一般人誰也不會沒事兒去研究那些特抽象的概念。關於自信的含義，專業的解釋是這樣的：個體人格對於自我和現實進行客觀認知、並做到高度接納之後，對自身與未來做出的合理評估與理性預期。
有很多人的所謂自信是通過與他人的比較而建立的，當他比別人強勢的時候他就有自信，當他身處劣勢之時，自信又不那麼強了。
這種通過比較優勢而建立的自信，其實是一種優越感，其實質是自卑的另一種表現形式。真正擁有自信的人，不論面對什麼人、什麼事兒，都會以一種不卑不亢的平和心態去面對，不但能夠坦然接受自身的失敗和羞辱，面對他人的成功也不會嫉妒。說到底，自信是一種心態，一種做人做事的成熟心態。
魏巍是1970年生人，比劉涌小了整整十歲，在二十餘年的人生之中，他從來都不是一個自信的人，但這不怪他。魏巍的自卑與生俱來，因爲他生下來就是一個農民。現在的人可能對於戶口這個話題已不是那麼的敏感，隨着經濟的發展，非農戶口與農業戶口之間生活質量差別也不那麼大了。然而，這不是多吃幾口飯、或者能不能看上電視的問題，也不是能不能得到醫療保障、養老保障、教育保障的問題，這是一個關乎生命尊嚴的的原則性問題。
自卑並不可怕，自卑的人多了去了。問題是，魏巍並不知道他自己自卑。因爲年輕的他，當時還沒有能力把歷史、社會和他自己的人生聯繫起來，做出一個理性而完整的認知。
魏巍的父親魏振山當年曾是他們村的秀才，1965年高考時他以一分之差落榜，第二年“文革”開始，高考被廢除，致使魏振山遺恨終身。從魏巍八歲的時候起，魏振山就不斷地通過各種方式向魏巍灌輸一個觀念：要想被人看得起，要想成爲村裡人人羨慕的城裡人，就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好好學習考上大學。這段話的潛臺詞就是：農村人在城市人面前矮半截，考上大學是農民成爲城裡人的唯一途徑。魏巍的自卑由此而來。如果說選擇即是命運，人的性格又決定着他的選擇，那又是什麼決定了人的性格呢？答案是人的成長經歷和生活環境，共同塑造了人的性格。
蘇芮的一首歌裡曾經感慨道：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你和我。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改變了自己，也就改變了這個世界，根本不存在是誰改變誰這種問題。
自卑感是追求優越感的最原始動力。在這種與生俱來的自卑感的驅動下，魏巍在學習上爆發出了驚人的潛力。從小學開始，他的學習成績就從未跌出過班級的前五名，後來到了鎮上的中學，更是一直排在全年級的前三名。1985年他以遼中縣中考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遼寧省重點高中瀋陽一中，幾乎算是一隻腳已經邁進了大學的門檻。這許多優秀成績的背後，魏巍付出的是童年的歡樂，是青春的歲月。
來到瀋陽後，魏巍的成績不再像以前那麼出衆，這是因爲瀋陽一中差不多聚集了整個瀋陽最優秀的學生，個個出類拔萃。但即使如此，每次考完試，魏巍的名次也經常能進入年級前十名之列。瞭解瀋陽一中的朋友應該知道，恢復高考後，瀋陽一中每年都有四到五名學生考上北大清華，這就意味着魏巍只要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便可身入象牙塔，成爲那個年代人人羨慕的精英、真正的天之驕子。二十幾年前大學生的含金量可不像現在的大學生，甚至比現在的很多碩士生素質也還要高一些。那時考上了大學，就等於是擁有了國家幹部身份，擁有了鐵飯碗。這與清朝的中舉人有點類似，十年寒窗，一朝得第，便可功名加身，光宗耀祖。
可惜造化弄人，就在魏巍距離他的人生夢想只有一步之遙時，無情的現實給他出了一道沉重的選擇題：是忍辱偷生去實現自己的夢想，還是挺身而起反抗命運的不公？最終魏巍選擇了後者，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做出主動選擇。所以毛天哲死了，所以魏巍被捕入獄。
在當上了大北窯監獄總隊長以後，魏巍曾求管教幹部給他找來1988年的理科高考試題自己做了一下，最後的得分是五百零三分，高出當年一本分數線五十多分。面對這樣一個分數，管教幹部表現出的是欽佩和惋惜，而魏巍則只能躲在夜晚的被窩裡偷偷哭泣，因爲管教幹部告訴魏巍，受過刑事處罰的人，是沒有資格再去參加高考的。
大學夢雖然破滅了，但在服刑期間，魏巍的生活還是比較充實的，他的精神支柱就是出獄的那一刻。是對自由的嚮往，支撐魏巍熬過了三年的牢獄生活。其實，換一個角度來看，監獄也是一所大學，而且是更高級的大學。在清華北大你可以學到科學文化知識，在大北窯，你可以見識到最真實的人生百態。在這三年之中，魏巍學會了抽菸喝酒，學會了打架罵人，學會了怎樣與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相處，學會了在春天的夜晚對着《大衆電影》的封面女郎，學會了很多很多……
好容易熬到從大北窯放出來，這本該是一件好事兒，可是魏巍卻沒能高興幾天，便再一次陷入到了痛苦之中，甚至是比在監獄裡更加的難受。原因是魏巍出獄時，沈桂蘭已經把百貨批發的生意做得像模像樣，可以說魏巍家已經跨入了富人階層。有了錢後，沈桂蘭在瀋陽買了一套很不錯的平房，而且又花了六萬塊錢把一家人的戶口也都遷到了瀋陽。也就是說，魏巍在出獄後不久，即不再是農民，而是搖身變成了他曾經夢寐以求的城市人。
也許是一切來的太過突然，太過容易，在擁有了城市戶口後，魏巍非但不高興，反而感覺特別的失落、特別的迷茫。他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當年魏振山教育他，只有考上大學才能擺脫農民身份，可是，沈桂蘭用兩萬塊錢就給他買到了城市戶口，這就意味着過去那麼多年的寒窗苦讀，似乎還不值這區區兩萬人民幣。城市戶口非但沒能消除魏巍的自卑感，反而把他多年來通過優秀的學習成績建立起來的那點兒優越感砸了個粉碎。他感覺自己的人生價值已不復存在，可是一時間又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新的奮鬥目標，他不知道自己該爲了什麼活下去。